第二版前言
致读者
在我们无规律可循的生命河流中，我们很难利用好时间，所以我们都应该务实些。那么，你是否认为还需要写我们当下的生活？文字可用来发人深思，慰藉心灵，但是在如今这个各种电子信息、社交网络横行的时代，文字创作是否得不偿失？大部分有益的作品因缺少媒体对大众的销售宣传，能产生的影响有限且短暂，加之内容没紧跟时代脚步，就更没影响力了。越往后发展，口耳相传的方法和电子信息交流将削弱纸质作品原有的重要性。然后，一旦作者被定位、被认可，他的影响力又何在呢？作者自己也参与构建了这个虚幻的新生事物，它是大众消遣方式的延伸。如果作者成为政治革新者，他会帮助开明的决策者调整公众应有的智慧。可矛盾的是，他又会向那些忍受现有社会秩序的人们宣扬批判精神。这种双重性的典型例子就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普世性原则要求我们用丰富的视角，以一个受伤小孩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就像《小王子》一样。
在书籍阅读方面，皮埃尔·巴雅尔的贡献具有革新意义。这位心理分析师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出版的书籍，哪怕是冰山一角，也是丰富的。有时，刚完成的书稿因为被出版商拒绝就夭折了。或者放在几个书架上短暂展示后，就沦为废纸被碾碎。其实，书的封面可以吸引读者的眼球。一个引人注意的书名会吸引读者一探究竟。但之后，读者常常会中途放弃，这其实都不需要理由。我们现在手头上就有两本书可供读者参考，我们之后将会提到书名、作者和摘要。因此，最平庸的作者也可以利用这两个完整部分。引言和结束语是专门给那些没有时间看书，但受过教育，还有平常不习惯看书的人看的。这些勇敢的人应该被宠爱，一旦他们有兴趣开始看，不管是按顺序看，前后对照着看，节选部分来看，还是边看边画线注解，或是借用书签和笔记的方式来看，他们都可能鼓起勇气啃完整本书。这种因人而异的阅读方式最终会创作出一本新书，一本属于他们自己的书，一本任何人都不能解读只有等到他们自己编辑和出版后才能看懂的书。
读者，尽管你可能时间有限，但是如果你愿意屈尊读后面的引言，你将带我走出孤独的世界。其他部分看不看就由你自己决定吧。
致无暇看书的读者
嗜酒者，与我们无关。
我们跟酗酒的人没有关系，他们违背传统，用不适当的方式喝酒吃饭，举止不佳，影响不好。我们和他们，互不影响。
然而，酒精的非正常使用越常见，在不良嗜好成瘾方面，酗酒问题就越不成问题，正常饮酒与酗酒的界限也就越模糊。
如果说嗜酒者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呢？那一面更好地反映我们人类逃避什么，却不曾找寻的镜子。这面镜子折射了一个窘迫迷茫的社会，这就是我们的社会。
如何来定义嗜酒者这个词呢？定义必须简单，又不会引起争议：嗜酒者，其饮酒方式无疑是有害的。对他们自己，亦对他人。因此，治疗活动涉及的范围也就明确了。
如果饮酒是为了寻求刺激胜过出于个人兴趣爱好，而喝醉成为精神或身体不适的人每周、每天或者间断性调节方式，那么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滥用问题。这种偏差会对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不良影响：比如工作、夫妻关系、小孩和自尊心等。如果饮酒者继续这样，就会走入死胡同。消费行为的失控在一段时间内表现为控制需求，之后就成为一个转折点。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就是产生依赖。依赖是该过程的发展顶点，代表了被与认知障碍相关的力比多俘虏。一旦被酒精控制，就无安全感可言。所谓的认知失调就首当其冲了。认知失调不会因戒酒而消失，它往往之前就一直存在。它们只是变得严重了。酒精依赖患者对自身，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时间和对自己的选择等都感觉陌生，甚至冷漠对待。他用否定、最小化错误念头和谎言的方式来反对显而易见的事。哪怕一丁点的困难和任何的机会都会成为饮酒的借口。他会不安、无聊和遗忘，丧失欲望，感觉空虚。
现代的酒精消费模式，也就是英式的醉酒行为，已经让我们提前步入一个时期，就是喝酒与精神管理和社交生活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时代。成瘾就是内部调和的结果，酒精成为所有事物的连接点。酒瘾成因包括酒精本身的诱惑、药理病因、产生镇静、欣快感和带来麻醉效果，还有酒精引起的感官效应以及无意识状态下酒精带来的感受。酒瘾是与情感安全有关的病理学的症状和因素，是身心治疗个性化不足的表现。这种不足表现为饮酒产生幻觉，对放弃、分离、颓废感到焦虑。这还需要考虑到大量的历时性因素：比如基因、精神病理、家庭、文化、社会以及事件因素。而神经生物学上说的脆弱在很多病例中都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它还受周围环境背景的影响。
对其他精神药物包括对药品的成瘾，还有从前和现代的强迫行为，它们都与病理性饮酒现象同时存在，先于它出现或者偶尔在它之后出现。香烟、大麻、啤酒会导致烈性酒的饮用。而葡萄酒是经过精美包装的，费用高，不易消费。在如今的这个时代，成瘾的患者几乎都是对多种药物依赖，如果同时服用精神活性药物的话，这种多重依赖相互间会产生联动和叠加效应。这就要看是单独酒精成瘾问题，还是心理机能部分成瘾的问题。在大量的病例中，除了丁丙诺啡、美沙酮这类镇静药品常作为替代性药物它们最大的优势就是可自由获得，合法且相对便宜酒精其实也起补充和替代品的作用。物质成瘾带来不良的风气，而法律禁止这些行为，所以警察到处都是。
没有人敢质疑成长环境因素对一个小孩成长的影响。根据对小孩施加的暴力模式，家庭环境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创伤型、温和型和严厉型，它们可以使孩子形成条件反射，产生模仿效应。一旦放纵到对孩子缺少关注，不能为孩子树立规矩的地步，那么放纵也会是一种暴力。酒精成瘾常常是家庭功能的障碍症状和产生因素，它造成了世代和性别认知的混淆，还有违法行为。这种循环效应体现在配偶身上。比如，嫁给一个嗜酒者后，试问多少女孩也会成为嗜酒者？治疗师需要了解患者的经历，如果患者对自己家庭情况和情感背景有自己的想法，患者要对这些进行自我阐述。患者如果注意到家人会影响自己病情发展，那就可以从家人的角度，重新审视他自己以前的情况以及他的变化过程。与周围可能帮助到的或者有问题的人见面对治疗而言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对于这种无法言明的痛苦，尤其当饮酒者要摆脱酒精依赖的时候所承受的痛苦，当然还有其他病理学的解释。痛苦可以用身体语言来表达，也可以发展成心理功能紊乱和身心疾病。第一种可能性：器官受损，但是在解剖学上什么也看不出来。第二种可能性：病变突显，皮肤改变，黏膜出血，一场严重的疾病就威胁到了患者的生命。身体上出现像圣塞巴斯蒂安那样的疮、瘢痕和穿洞症状。
情感障碍，如极度焦虑、压抑、双相情感障碍，都容易滋长成瘾行为。它们起不到保护作用，充其量能帮助理解精神病理学，理解内在的生理结构：边缘组织，不稳定又管理复杂的自恋症、精神病，还有常常会首先提到的神经官能综合征。结合成瘾发病率分析精神病理学障碍比反过来分析更合理。成瘾群体越来越少被固定只属于某一个人群。他们的精神资源越来越被分散。因此须警惕：酗酒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病理学问题，整体预后会越来越严重。
线性因果关系属于简单决定论的范畴。同一个原因可以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它可以导致一种在罗夏墨迹测验中可定位的心理缺陷（蒙若兹术语），还会导致一种几十年后，在患者退休或其小孩离开身边的时候，因失去生活重心，偶尔会表现出来的根本性缺陷（巴林特术语）。它还会对精神产生影响，使人从青少年起就处于不利地位。世俗生活本身的细节可以对最差的，也可以对最好的事物产生结构效应。当然，习惯危险也可以较好地增强抗击能力来战胜厄运。
理解首先可以用来帮助诠释如何减轻羞耻感和犯罪感。有距离的同理心促使嗜酒者在治疗中，坚持不懈，尽管他仍会复饮。不可预见的因素，不仅指临床直觉，还有偶然的细节或者情境变化，所有这些都对与酒精保持多远的距离产生作用，也可能会挫败原先的决心和预期。等待一切都成熟时，嗜酒者就会拒绝承认蒙若兹的悖论：既然我不能戒酒，我就滴酒不沾。与所有期待相反，先接受，然后承担责任再到主动采取措施，他们经历了学习、进步和改变这几个阶段。分裂给人一种双重人格的印象，这种印象会因为饮酒行为而更加明显。这种形象的存在同时也说明当事人自己身上有一部分是与对事实的合理评价相容的。之后他身上就会出现双重性，这需要他做出折中的选择。而治疗师必须要鼓励这适应相容的部分，减弱能让这部分发挥作用的因素的作用，从而激励患者承受自己的恐惧，而不是采用嗜瘾和空想来填补。他必须激励患者拿出勇气，并结合批判精神和创造力。在最困难的时刻，治疗师必须表现出自己有空余时间来接待患者，就像酒瓶对酒而言，除了要和他对话，还要让他自己不要沉沦。
尤其在关系建立的第一阶段嗜酒者很难应对：太靠近，让他们觉得困扰，而距离太远了，就会感觉治疗师缺位，既要做得不知不觉又要体现他们的存在。他们的状态与治疗师的状态不同。因此，与其说与他对话还不说谈论他，这样更有意义。简单的会谈有自己的特点，因为通常在刚开始的几次见面时，患者并没有什么要求，而后才成为操控思想的人。只有倾听他说话，才能找到话语提示的依据，不然，治疗师需要应对患者说错的话和遣词造句上的困难。面对一个不爱说话或者不善于表达合适想法的患者时，话语提示不能是只有单一意思的话，或者是治疗师的陈词滥调，微妙的辩证可以让患者多说些话，延长这个谈话，这就为建立有利的关系打下基础。有治愈作用的话并不是有逻辑、合理的话，因为嗜酒者的耳朵听到这些老生常谈的话会不适，而更应该是一些有些矛盾，包含自由的联想和寓意的话。为了帮助患者摆脱痛苦饮酒经历的不幸，只要给他引用其他嗜酒者讲述的自己主动采取措施的事迹就行了。比如在社交中不用高脚玻璃杯喝上一杯香槟酒或者一杯葡萄酒是不文明的行为，抽烟亦是如此。
解释在治疗关系中有自己的作用，这对其他任何疾病都一样。但是解释不是往脑袋里填充那些无用的认识，而是要让患者有概念，用来帮助理解不饮酒的必要性。不需要让他成为解剖病理学家，只要用一个简单的图表让他能理解就可以了。让人产生反复冲动性快感的饮酒需求来自间脑和大脑伏隔核区域，而饮酒的意愿却不是在这里产生。因为连续饮酒让酒精依赖者产生饮酒的条件反射，这会让能力出现倒退：脑前叶是控制人智力和思考的区域，它受制于原始大脑的指令，老鼠和我们在这方面都是一样的。这样，问题就简单了，我们是否要同意把我们身上这种能力类比成老鼠身上的能力，或者是否要承担自知之明和正确认识的风险？
在团体内使用话语提示：我承认刚刚说的话……临床酒精病学颠覆了诺克医生的看法：嗜酒者的身体状况也可以保持良好，而不应该忽视这一点。这对不饮酒者不利，因为他们为了追求更好的幻觉，希望嗜酒者状态不好。
亲属和国家面对他们采取的态度是规范化诱导。这把嗜酒者看成一个行为偏差者，需要克制他们的过分行为。从视觉领域上看，视野就局限到酒瓶身上了，而人的手就拿着这个瓶子。嗜酒者是司法系统的目标之一，是精神病治疗机构的客户群之一。酒精病学作为社会医学的一个领域，它是根据嗜毒者的治疗模式建立的：给他们开一些药，并且必须对他们实行跟踪治疗。但是酗酒问题因为临床实践的不足，治疗服务不相符，以及相关的实践研究领域的缺位而变得严重了。
只使用一种解读框架会引起评价错误，减少治疗使用的技巧。即使没有法规协议，除了专业人士外，还是可以发挥这些技巧的治愈功效。意想不到的是治疗的组成成分。我们不能忽视，作为有治愈作用的成分中的不理智和主观力量，提供建议这种技巧虽然不受精神分析鼻祖弗洛伊德的青睐，但是它还是一种有力的手段。
把治疗阶段限定为没有后续指导陪护的住院，不注意建立治疗关系联盟的情况，这适合集体心理治疗的逻辑。住院总是要成为就近治疗计划的一部分。即使急诊时间是一个可以谈论酒精问题的场合，但是急诊不在治疗阶段内。然而，即使患者有自恋和依恋人格障碍，有找治疗专家的消费需求，但是这也没有指明在短期住院疗程后的治疗中，治疗师是否要一直围着嗜酒者不放手。这就是说，嗜酒者可以从与几个临床医生的联系中获得益处。任何一个酒精病学专家不会对此耿耿于怀。酗酒问题的治疗不适合在两者关系模式中进行。每个孩子都需要父母亲，这两者能给他两种定位，一个给予情感，一个设定限制。用莫里斯·柯尔克的说法就是双焦点跟踪，它对青少年酗酒案例来说是必需的。交流团体的融洽环境氛围在这种平等的关系和临床医生我的双重性质中得以体现，这种交流团体即可以满足这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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