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多元宗教和谐及其治理：以云南为例_曾豪杰著_9787548231233

　　《边疆多元宗教和谐及其治理：以云南为例》主要论述边疆多元宗教和谐的历史、发展现状、经验教训、面临挑战、发展思路与对策等。以历史上边疆宗教不和谐带来的后果为教训，对边疆多元宗教和谐的重要性进行了阐述。以在多民族聚居的云南省怒江州、红河州、迪庆州和楚雄市进行的田野调查为基础，阐述了现代社会多民族多元宗教和谐共处的社会环境。

　　边疆民族地区多元宗教和谐关系，既是我国边疆民族与宗教关系的晴雨表，又是我国边疆民族与宗教问题的先兆之一。边疆民族地区宗教和谐关系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国家独立与强大是宗教和谐的前提保障；宗教独立自主，自办自传是宗教和谐的基础保障；警惕和坚持反对境外教会利用宗教破坏或者干涉内政等是宗教和谐的重要保障；保持宽松的政治环境有利于和谐政教关系发展；采取正确的宗教政策有利于保障和谐的政教关系发展；促进外来宗教本土化有利于消减宗教与当地社会及文化冲突；治理边疆的地方政治人物对当地政教关系、民族与宗教关系的影响不可低估。
　　多元宗教和谐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可以从狭义与广义、宏观与微观、时间或历史、空间或地理，从宗教传播场域真实与否、宗教类型，从和谐情况或者程度、和谐整体与局部等多个角度来理解。如果从家庭、家族、宗族、民族、村寨、区域、移民、“改教”、网络传播、流动人口十个视角，从包括宗教内部要素，宗教之间，宗教适应、融入和服务社会，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宗教与民族关系五个大的方面的情况来全面地了解多民族地区宗教信仰现状与和谐情况，那么我们可以更加系统和全面地了解边疆民族地区多元宗教和谐现状。
　　边疆民族地区多元宗教和谐关系的共同基础与和谐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具有世界多元宗教和谐的共性，另一方面又具有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特殊性。边疆民族地区多元宗教和谐性经验及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长期的民族与宗教交流和融合为宗教和谐奠定了一定的历史基础；独特的立体民族分布为立体性的宗教信仰并存与布局奠定了一定的空间基础；统一的中央集权制为宗教传播与发展奠定了坚实而强有力的政治基础；高度关联与依赖型山区经济结构与关系为宗教和谐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为宗教和谐奠定了一定的文化基础；长期的民族间通婚为宗教和谐奠定了一定的血缘与姻缘基础；各种形式的教育与培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宗教和谐；宗教的本土化对宗教和谐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推动作用；中庸的民族个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族间的宗教和谐；长期睦邻友好的邻邦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边境民族间的宗教和谐。
　　根据边疆民族地区多元宗教和谐关系形成、发展规律与特点，我们需要努力做到：一是遵循多元宗教关系中的信仰与文化竞争法则，重视和加强党政基层组织的领导力建设；二是遵循多元宗教关系中的信仰演变与认同规律，重视和加强尊重与给予式边疆治理策略；三是遵循多元宗教关系中的信仰生态特点，重视与加强同当地社会组织的合作。从多元宗教和谐关系的历史事件与教训来看，我们需要注意：坚定而又长期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及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是预防宗教恶性事件发生的重要条件；加强有关民族与宗教禁忌相关的国民教育；加强出版监管和贯彻落实现代传媒审查与监督制度；加强宗教组织自身教育与文化建设。
　　边疆民族地区多元宗教关系发展中凸现出一些问题。例如，正常传统宗教思想被歪曲、误传现象经常发生；邪教思想曾经泛滥成灾；反华式敌对宗教思想增多。违法违规宗教活动场所有所增多。有的宗教教职人员数量与素质跟不上宗教发展需要，部分外来教职人员易进难出。一些宗教组织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等需要加强，有的在财务管理方面需要加强，个别教派分裂斗争不止。一些地方政府的宗教事务管理工作队伍和方式跟不上宗教形势发展，一些地方的政府非宗教事务部门介入宗教事务的行为有待纠正。个别非正常宗教影响教育事业发展，一些外国异端邪教不断传人，一些境内外分裂势力相互勾结，始终不忘利用宗教进行策反活动等。
　　边疆民族地区多元宗教关系发展中凸现的问题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复杂的边境线容易为宗教渗透提供种种便利。管教队伍配备不当有碍宗教和谐。沿边地区长期贫困问题困扰宗教和谐。宗教事务管理经费与治理投入不足有时也容易影响宗教和谐。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教育资源配置不当易让宗教教育在地方强势，个人教育投资失败或者产出低下易使人们寻求宗教慰藉。民族利益和问题容易招致宗教介入。宗教内部管理不严容易招致内部混乱，外来宗教渗透容易导致国内宗教问题。新老传教人员因网络传教形式易发生意见不合，宗教网络传播影响着年轻信徒的思想和行为。
　　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多元宗教和谐关系既面临着国际民族与宗教发展的新形势与新挑战，又面临着国内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新要求与新挑战。当前，边疆民族地区多元宗教和谐关系发展，在国内面临着诸如此类的新问题与新形势。例如，容易导致并影响其他领域的贫困问题，容易导致关系复杂化的经济补偿问题，难令人满意的传教人员进修与晋升问题，以及容易失信于民的党、人大、政协与民族宗教“代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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