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学》《中庸》作为儒家典籍《礼记》中的两篇,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相传《大学》出于曾子之手,《中庸》为子思手笔,代表儒学谱系之正脉,故此二篇自汉代以来即常被抽出单行。清末学者皮锡瑞指出,《汉书·艺文志》于“礼记”百三十一篇外,已别出《中庸》二篇;南朝梁武帝,不仅作《礼记大义》十卷,又作《中庸讲疏》一卷;到了宋朝,仁宗皇帝更以《大学》赐进士及第者。(见《三礼通论》)《大学》《中庸》义理精微丰富,修身齐家,性与天道,皆在其中,为宋明以来的儒者高度重视,成为他们建构人性论的基础。司马光认为,《学记》《大学》《中庸》《乐记》是《礼记》中最精要的篇章。(《书仪》)程颢、程颐兄弟对《大学》《中庸》二书特加表彰,将之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到了朱熹,作《四书章句集注》,首《大学》,次《中庸》,次《论语》《孟子》,真正建立了理学的经典诠释文本系统。
明清以来,“四书”为人所诵习之书,《大学》《中庸》尤为童蒙进学之首务,各种解说注释也层出不穷。到了现代,国学复兴,“四书”渐有家弦户诵之势。出于弘扬传统文化的需要,坊间出版“四书”今注本极多,各有特色。本书作为笔者一己读书之所得,在古人注释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和辨析,力求呈现一个平正笃实、切当身心的译注本。笔者的希望是,一般读者不仅由此可以初步理解《大学》《中庸》的文义,也能进而对古代贤人的思想世界有所体认和感悟。
二
下面介绍一下《大学》《中庸》的主要内容及大致思想。
《大学》为后世最耳熟能详的无疑是宋儒所总结的三纲领、八条目,其构成了全书的整体框架。所谓“三纲领”,是指“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所谓“八条目”,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之教,乃是让人从近做起,从己做起,修养德行,渐次扩充,至于家族、国家,最终平治天下。这就是儒家所谓的“内圣外王”之道,也是古代有志兼济天下的士子们的理想人格。
《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环环相扣,循序渐进,程颐称为“初学入德之门”,洵非虚言。朱熹说得更加明确:“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可见其重视程度。
八条目中,最基础者为格物、致知,但历来论者解释颇不一致。朱子解释“格物”为“穷至事物之理”,即今所谓“深入研究”之意。详味朱子“格物”义,略偏于知识论,影响较大。与朱子同时或后代学者异说,有解为格去物欲者,有释为亲手实践之义,各有其思想立场。笔者认为,格物就是亲历天下之事的意思,兼读书学问和人格阅历两端,所谓“致知”,大致相当于今天俗称的“长见识”。清儒陈澧说:“凡人欲增长见识,舍读书阅历,更无他法。故曰‘致知在格物’也。”可谓直截了当。
格物致知之后,乃是诚意、正心。诚者,真实无妄、光明不欺之谓,经传诸子每多称颂。《周易·乾卦·文言》云:“闲邪存其诚。”又云:“修辞立其诚。”《孟子·离娄上》云:“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尽心上》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荀子·不苟》篇云:“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且整部《中庸》,最强调的就是一个“诚”字。诚意,是正心的基础。精诚不欺,心才不会被喜怒哀乐等一偏之情所左右,方能有廓然大公的气象。俗语有“忠诚”,诚意正心即是儒家之“忠”道。
儒家提倡忠、恕之道。尽心竭力谓之忠,将此道德推广扩充,及于家国,则需要“恕”道。《大学》说:“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此即推己及人之恕道。《大学》又说:“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更加显豁。可以说,《大学》这里的“絜矩”就是“忠恕”二字的注脚。(唐文治《大学大义》引陆桴亭说)
以上即为《大学》一书的纲目与要义。其他以德治国、以仁化民、亲贤远佞、德本财末等内容皆由此延展。
《中庸》一书,开篇即言性与天道,貌似玄远,但处处落实在一“诚”字上。此外,《中庸》和《大学》一样,也提出了君子日常的“慎独”功夫。但需要注意的是,“诚”与“慎独”在《中庸》和《大学》中的地位性质是有差别的。
《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将诚作为圣人的自然本性。下面接着又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至诚的圣人可以化育天地,《文言》所谓“与天地合其德”,庶几相近。这种对“诚”的推崇无疑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品德修养。
《大学》则将诚意和慎独放在一起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这里的慎独基本属于为善去恶、慎于独处等身心修养方面。
《中庸》的慎独则不尽然,文中说:“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着力于“不睹”“不闻”,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的“慎独”功夫,似乎已经带有本体论的意味了。因此明儒刘宗周说:“《中庸》之慎独与《大学》之慎独不同。《中庸》从不睹不闻说来,《大学》从意根上说来。独是虚位。从性体看来,则曰莫见、莫显,是思虑未起,鬼神莫知时也。从心体看来,则曰十目、十手,是思虑既起,吾心独知时也。”(《刘子全书》卷十《学言上》)此说极为有见。
天道人性之外,《中庸》的论学语特多启发学者之处。如对“素隐行怪”者欺世盗名行径的不屑,对“半涂而废”者勇气力量不足的遗憾,对真正的君子“遁世无闷”、不求人知的赞赏,至今看来,仍催人警醒。又如在追求学问过程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彻底功夫,以及“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不懈精神,指示了愚蠢与聪明的辩证关系。又如“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三句描述的君子学问德行达到的辉煌境界,令人神往而仰止。如此种种,纷披灿烂,在在皆是。
古代儒者在道统说的影响下,多数认为《大学》《中庸》相通,共同构成了孔子—曾子—子思并下接孟子的一套思想统绪。但是近代以来,随着研究的细致,有的学者说《大学》和《荀子》义多接近,《中庸》则多发挥孟子之学,分属两套学术传统;也有的学者观点恰恰相反,谓《大学》近孟子,《中庸》近荀子。笔者认为,二书之有思想差异,自不待言;然其互通之处,也绝不少,当观其汇通,以见先秦原始儒学之精神。
“大学”之为教,层次井然,影响深远,至今遍播众口。“中庸”之为训,不离差等,无过不及,邻邦犹以为宝。以上略述《大学》《中庸》二书要义,聊为小引,未及详备,读者谅之。
三
最后,笔者对本书的译注方法、体例稍作说明。
本书文本乃据阮刻《十三经注疏》中的《礼记注疏》,注释力求平实贴切,不求深远玄奥,以明文义、通大旨为目的。《大学》《中庸》思想丰富,蕴含秦汉之前儒学古义甚多,因此本书对群经与《大学》《中庸》义理相通之句多加征引。清末学者黄以周作《子思子辑解》,《中庸》一篇详录郑玄之注,再加按语,体例严谨。近代唐文治先生学宗黄氏,所撰《大学大义》《中庸大义》二书,于郑注之外,亦详录朱熹《集注》,更显全面,阐释义理也极平实,按语所录宋明儒者之说别择精严,于读者颇多启迪。本书略仿唐氏“大义”之例,遍录郑、朱二注(标曰“古注”),择善而从,为作今注,并加译文。译注之外,于义理精微或旧注分歧处,续有补充阐释,多本黄、唐二先生之书,略下己意,标曰“解说”。
附录部分,笔者选录了一些关于《大学》《中庸》的重要文献,供读者进一步阅读之需。
限于学力,本书肯定会有很多问题,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