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日本文化模式》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日本皇室家徽“菊”和象征武士身份的“刀”作为一组对比鲜明的矛盾意象，从他者的角度对日本文化中看似矛盾的方方面面进行了阐释和解说。它从日本人森严的等级制度讲起，分别从行为习惯、文化观念、道德世界、人情态度、自我训练和儿童教育等各个方面对日本人的民族性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从中可以解读出日本民族历久形成的种种文化模式。这些充满矛盾的外部行为模式及内在文化价值体系，使我们逐渐窥见了严格的家族制度和等级制度下日本“耻感文化”的渊薮。
《菊与刀》是一部通览日本文化、解读日本人矛盾性格的惊世之作，是我们了解日本绕不开的经典著作。此中英双语版本采用人类学家黄道琳的经典译本，也是中文世界的每1个译本，以隽永准确的语言为我们剖析了日本人矛盾性格背后的文化价值体系，让我们得以窥见严格的家族制度和等级制度下日本“耻感文化”的渊薮。
《菊与刀》的启示
黄道琳
在浩繁的社会科学和日本研究文献之中，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无疑是知名度最高的著作之一。
这本整整四十年前出版的书，虽然称不上是人类学的最佳经典，但它自1946年以来，便持续地畅销于书市，并被译成多种语言，成为许多人接触人类学的入门书。这本书在日本研究的课题上，也绝不是无懈可击，但由于它对日本民族及文化的生动描述，使得不少人碰到“日本”两个字时，便很自然地想到“菊与刀”这个意象了。
从战事的需要到诗画的意境
文化的差异，往往是误解的起源；族群的区分，更常是仇恨的渊薮。人类学家的最大愿望，就是要化解这种误解和仇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日交战正炽，美国政府和军方急需有关日本民族性格和文化习俗的研究报告，备供制订作战策略的指南。
本尼迪克特受命从事《菊与刀》的研究和撰述，并不采取急功近利的态度，也未囿于敌我两立的观点；相反，她确切地掌握了人类学的基本信念，从文化的基础来了解日本人的行为，她也淋漓地发挥了人文主义的精神，以相对的立场来评估日本的长短。因此，《菊与刀》让人读来感觉既写实又具想象力，既平实又富同情心。对于日本民族的描绘，对于日本文化的述说，《菊与刀》庶几达到了诗画的意境；这种成就在汗牛充栋的学术著作之中，是极难得一见的。
今天，日本对我们来说已不再是侵略者或交战国。可是，正如本尼迪克特所预测的，战后的日本人“心中还存有一把剑，他们慎防这把剑生锈，在这磨砺之中，他们可以孕生一股强大的力量”。今天，日本在国际间的地位、它对我们的影响，逼使我们不能不更严肃地来探索这个民族及其文化。
就更现实的层面而言，日本挟其强大的势力，对我们所造成的科技上的宰制、商业上的支配、文化上的侵蚀，也使我们在对日本的“奇迹”和“神秘”产生惊愕和茫然之余，不能不冷静下来寻找有系统和整体性的了解日本之途径。这项课业的起点，厥为把日本人的性格和文化放在他们自己的观念架构中来加以了解分析；而《菊与刀》在这方面的成就，在今天，仍然是个典范。
文化的遥研，统形的探索
在本尼迪克特之前，人类学家绝少企图对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复杂社会进行全面性的分析。这是好高骛远的工作。在本尼迪克特进行日本研究的时候，正是烽火遍地之际，她根本无法前往日本做实地的调查。这又犯了人类学的大忌。虽然有这些限制，《菊与刀》却具有极高的可信度和可读性，这就要归因于本尼迪克特的洞识力和人文素养了。
本尼迪克特所利用的是日本电影、戏剧、小说与史籍等二手资料，并辅以日本战俘及日裔美人的访谈记录，经此而进行对日本的“遥研”。从这些零碎的材料中，本尼迪克特却能理出日本文化的一幅统合的形貌。
《菊与刀》所呈现的日本人的性格和文化，不是无数支离独立的奇异特质，也并不宛如一堆毫无关联的砂粒，而是一张严密有致、条理清晰的蜘蛛网。
在本尼迪克特眼中，文化具有极高的统合倾向，每个文化由一个支配性的主题贯穿而成意义的整体。零散的日本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乍看是不可理喻的奇异风俗，但如果将之纳入这个统合的模式和意义的整体来看，便可轻易地明了其究竟。在这一点上来说，《菊与刀》是可以帮助我们对日本这个神秘国度除魅的一本书。
《菊与刀》又是一本文笔清丽、结构优美的作品；贯穿全书的是日本人的伦理体系这一条主轴，“忠”“孝”“义务”“义理”“人情”等伦理规范，是触发日本人行为的原动力。
本尼迪克特并不由抽象的概念层次来分析这些基本规范，而是举出日本人日常生活中的细微事例来做生动的解说。
在同属东方文化传统的我们看来，“忠”“孝”等伦理观念，乃是生活中稀松平常的东西，不觉得其中有什么新意。但在来自另一文化传统的本尼迪克特看来，特别是在采取人类学的比较文化观点之下，这些东西却是了解日本民族之行为及日本文化之精义的不二法门。不可讳言的是，在本尼迪克特的分析之中，难免有些地方显得小题大做，甚至离谱而令人不禁莞尔。不过，这是不掩大瑜的小瑕。
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民族性格的探索，精彩之处却不在于上述伦理规范的静态描述，而是在于巧妙地呈现出不同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之间的动态关系和紧张情境。
归根结底，日本文化及日本人行为的统合性，并不是轻易达成的，而更像是走钢索者在不断的移动之中所获致的平衡。本尼迪克特指出，日本的伦理规范不是概化的律则，而是可随情势而变通的；日本是个极端机会主义的民族，精于权变之道，其手段可视环境而取舍。世所瞩目的日本民族之善于学新求变，而又能维护其传统于不坠—这种日本性格的二元性，正是本尼迪克特所归纳出的结果。
硬心肠的文化相对观
以今日的社会科学水准来衡量，《菊与刀》当然不是没有缺点的。第一个缺点源于本尼迪克特的理论取向。在当时，本尼迪克特服膺的是刚崛起的“文化与人格”理论；这一学派想要结合人类学和心理学，企图以幼童的训练方式，来解释民族性格和文化特质。
因此在《菊与刀》里，她便有意把日本人的性格和行为归因于他们在幼年所受的训练，特别是排泄训练的方式上。这种极端的化约论，带有几分宿命观的色彩，终必使我们对日本的了解陷入莫可如何的境地。
第二个缺点，是本尼迪克特过分高估了文化主题的统一性，太凸显了文化模式的美感值。任何文化，包括日本文化在内，与其将之看作一张井然有序、和谐美丽的蜘蛛网，不如像另一人类学家所主张，将之视为一只章鱼—不错，它是一个统合的有机整体，却统合得有点笨拙。
有了这种对文化之笨拙面的认识，我们可以进一步培养一种硬心肠的文化相对观。回过头来说，这种面对异民族文化时应具的平实、不卑不亢的态度，其实正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所遗留给我们的最重要启示，也正是我们今天想要重新探索日本时所不可或缺的。
当我们面对任何异文化时，不能采取狭隘而绝对的主观立场去看待。日本的文化有其独特的面貌，日本人的行为有其正当的价值；正如对任何其他民族的文化和行为一样，我们必须对之进行了解，加以重视。
另一方面，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更不得不硬起心肠，于欣赏赞叹之余，于研究学习之后，也要进一步正视日本民族性格及其文化的缺陷，而提出批判性的见解。
鲁思·本尼迪克特 （1887—1948），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民俗学家。1919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博厄斯。她与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一起，创建了博厄斯学派中的一个支派，即民族心理学派，又称文化心理学派。主要作品有《文化模式》及《菊与刀》，其中《菊与刀》成为日本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
《菊与刀》的启示 黄道琳
第一章 ｜ 研究课题——日本
第二章 ｜ 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三章 ｜ 各守本位
第四章 ｜ 明治维新
第五章 ｜ 历史和世界的负债者
第六章 ｜ 万分之一的偿还
第七章 ｜ “最难承受”的偿报
第八章 ｜ 洗刷污名
第九章 ｜ 人情的领域
第十章 ｜ 德行的困境
第十—章 ｜ 自我训练
第十二章 ｜ 儿童学习
第十三章 ｜ 降服后的日本人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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