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清代宫廷戏曲演出之剧本为研究对象，在全面爬梳海内外现存清代宫廷戏曲文献的基础上，总结了内府曲本的整体特征，并择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或影响较大的曲本进行专题研究。讨论的话题包括：内府曲本的聚散和收藏；内府曲本概念辨析；曲本分类和著录；清代宫廷仪典承应戏的源流及变迁；《升平宝筏》《劝善金科》《昭代箫韶》等三种*著名的清宫连台大戏的版本研究。书中披露了大量珍贵的稀见宫廷戏曲文献，试图通过文献构建起一个有别于以往的宫廷戏曲演出场域。
清代内府曲本是指曾在清代宫廷演出或保存的戏曲剧本。自1924年首次大批散出以来，这批曲本屡经辗转，命运多舛，今分藏于世界各地的收藏机构和私人藏书家之手，而学界一直对于其整体收藏状况以及存本数量不甚明晰，使其具有的文献和史料价值未能得到充分发掘。本论文以清代内府曲本为研究对象，首先根据前人对内府曲本整理编目的成果和近年来出版的多种影印丛书，对现存内府曲本的内容、数量、版本情况进行著录，对于部分稀见版本，辅以实地调查，补充版本信息。在此基础上，对内府曲本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借助内府曲本和清代宫廷戏曲演出档案，对内府本研究中一些容易混淆的概念作出界定。并对1924年以来，清内府曲本和档案的流散情况作了梳理，介绍了各主要收藏机构和个人的藏书来源及目前的存藏状况。其后，按照内府本的分类，对其中的仪典剧和连台大戏作个案研究。通过清仪典剧与唐宋教坊致语、明脉望馆本教坊编演杂剧之间的比较，从内容和结构上对清内府本的来源进行了分析，认为明清内府本继承了宋代以来宫廷承应戏的传统，在结构和内容上都保留着明显的前代遗存。《劝善金科》《升平宝筏》是清宫连台大戏中，已被发现有康熙时期抄本传世的两种。两剧的康熙时期抄本，传本较多，不同版本间差异较大。在对各种传本进行文本校勘的基础上，结合清代史料，对两剧康熙抄本的版本序列提出了看法，并对两剧的稀见版本，如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藏四色精抄本《升平宝筏》、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救母记曲本》等进行了考证。《昭代箫韶》是清宫连台大戏中*被完整翻改为皮黄本的一种，通过对其诸声腔版本的比较，考察了内府本在昆弋腔向皮黄腔过渡过程中发生的变化，讨论了宫廷演剧在声腔变革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长期以来，戏曲史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是民间的戏曲，着眼点是以乡村祭祀为中心的演剧或城市的商业化演剧。至于帝室与王公贵胄相关的演剧，被认为至多是代表了奢华与靡费，于戏曲史几乎无足轻重，因而也较少给予正面的评价。以清代内廷演剧而言，究竟具有何种价值，似乎依然要打上一个问号。
事实上，在民国初年，关于清代帝后对演剧的参与，学者曾有过很高的评价。
1937年，王芷章以北平图书馆所藏清昇平署戏曲档案文献为基础，撰成《清昇平署志略》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书中提出：清代戏曲之盛，在于俗讴民曲之发展，为他代所不及也。若其致是之因，则不得谓非清帝倡导之功，而其中尤以高宗（乾隆）为最有力。（第2页）
王芷章所利用的这批文献，原系北京大学教授朱希祖从冷摊收购而得。朱氏曾据此撰《整理升平署档案记》，载1931年《燕京学报》第10期，略谓近百年戏曲之流变，名伶之递代，以及宫廷起居之大略，朝贺封册婚丧之大典，皆可于此征之。后因此珍贵史料，涉于文学史学，范围太广，并世学人，欲睹此为快者甚多，而余之志趣，乃偏于明季史事，与此颇不相涉，扃秘籍于私室，杜学者之殷望，甚无谓也。乃出让于北平图书馆，以公诸同好。朱希祖为王氏之书撰写了序文，不仅激赏王氏的前述观点，而且补充说：王君所推重之乱弹，谓为真正民间文学者，正发生于道光、咸丰以后，且其倡导之功，不得不推之清慈禧太后。（第3页）
但王、朱二人也仅仅是点到而已，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学者的回应。到了1950年代之后，学者所撰的戏曲史著作，更多突显的是历代帝王禁毁小说、戏曲的事例，在政治意识上，实际是将宫廷与民间对立起来，强调皇朝对于戏曲活动的负面作用。例如周贻白先生的《中国戏曲史纲要》（中国戏剧出版社，1979），只是在第22章内廷大戏及其排场，正面叙述了内廷演剧与舞台美术、穿关等问题，肯定了宫廷舞美通过民间艺人入宫演剧而产生的影响（第391-401页）。张庚、郭汉城先生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也相类似，设宫廷戏曲的舞台艺术一节，介绍宫廷演剧的概况、戏台、舞台设备与彩灯砌末、服装与化妆（第278-319页），实际上是把具体的技术性事例，作为戏曲史上之现象而写入史书，而没有对宫廷演剧之于戏曲史的影响做出评价。在相对晚近出版的廖奔、刘彦君伉俪合撰的《中国戏曲发展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中，虽辟专章叙述清宫廷演剧状况，但也只是在叙述优秀京剧艺术的形成过程时，才有条件地肯定说：其中不能说没有清代宫廷戏台的陶冶之功。（第177页）这三部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戏曲史著作，都只是从舞美、戏台等方面，有条件地说到清代宫廷演剧的影响，其视野、角度，可谓惊人地一致。
也有剧种史的研究者，曾就清廷演剧对京剧的影响作过正面表述。如马少波等先生合编的《中国京剧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设专节阐释清代宫廷戏剧在京剧形成与成熟中的作用，并将其积极影响归纳为三点：
（一）以皇室雄厚的财力物力，为戏曲的发展提供丰足的物质基础。
（二）为了提供排演的定本和供帝、后阅览的安殿本，提高了剧本的文学性，并使之得到相对的稳定，从而流传后世。
（三）在舞台艺术（表演、音乐）上，帝、后是高标准，严要求。这对于京剧艺术的规范化、程式化，起了积极作用。（第235页）
这里所列的积极影响依然十分有限。其后，丁汝芹先生撰《清代内廷演戏史话》（紫禁城出版社，1999），对内廷演剧活动作了较为全面细致的梳理，但其戏曲史观基本上仍处于《中国戏曲通史》的观照之下。
一般认为，所谓的戏曲，主要包含舞台演出与剧本文学两个方面。舞台被视为更具本原性的；而剧本的撰写，主要从文学一路，为了解古代戏曲的发展历史留下了可供追溯的原始材料。以此而论，演剧主要是一种娱乐性的活动。戏曲表演艺术，是由无数代民间艺人累积而形成一套程式体系，似乎很难想象宫廷演剧能够对此有什么贡献。在说到借助皇家雄厚的财力物力而在舞美、服饰、化妆、戏台等方面尚有可称道时，读者能够联想到的，便只有穷奢极欲之类的评价。另一方面，从剧本创作的角度来看，宫廷戏剧大多属于歌功颂德之作，例如《四海升平》《法宫雅奏》之类，从题目便可以知道不外乎一片颂扬之声，内容也自然贫乏无趣，很难想象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性作品会出自宫廷作家之手。所以，从这种习惯视野来看，宫廷的戏剧创作、演剧活动，很难找到有价值的亮点。前引三部戏曲史书作如此表述，也有着其逻辑依据。
不过，如果转换一个视野，我们可以发现，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
演剧本身首先是一种经营性商业活动，需要有消费市场来支持。在传统中国社会里，演剧既与祭祀、节庆娱乐相关联，也常被用作社交活动的平台。这种社交平台，既有文人士大夫的雅集，也有商界名流、社会贤达的聚会，同时，还是政治性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翁同龢（1830-1904）在《日记》里记述了自己在宫内赏听戏的经历，三十余年间，记录所见内廷演剧多达140余次，其中可见内廷演剧的属性，一为礼仪功能，二为娱乐功能。被赏听戏的对象，主要为近支王公和朝廷重臣。这些重臣包括军机大臣、六部尚书、内务府大臣、御前大臣、上书房大臣、南书房大臣、理藩院大臣等，观戏的座次也是他们身份地位的标志。翁同龢在同治元年初次获赏听戏，座次在第五间，二十年后他升任军机大臣，座次才升到第三间。他感慨廿年来由第五间至此，钧天之梦长矣 。这既是观剧的位置的变迁，同时更是政治待遇、在皇上心中地位的提升。翁氏在观剧问题上，也曾向皇上提出节制，但有大臣反对，因为这是皇家的礼典，即并非单纯的娱乐活动。说明这种演剧活动，是皇家表达臣民亲疏地位的一个重要方式，从而是一项正常的行政性开支。皇家演剧的排场，也有着向臣民、属国展示本国高雅艺术的功能......而事实上，我们对于清代内廷演剧的基本文献的存藏情况，还不是很清楚。特别是在十年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故宫珍本丛刊》里收录的一些剧本，还有周明泰从内府档案里摘抄的一些资料，以及我们在海内图书馆里寻访到的零散的从昇平署散出的文献，包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藏的一百余种库本。所以，我们还需要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编制一部现存内廷剧本的总目。也就是说，首先需要从最基本的资料入手，做基础文献的发掘、梳理、研讨工作，然后才能真正推进内廷演剧的研究，才能从宏观视野重新认知内廷演剧对于整个戏曲发展史的意义。
也正是有感于此，十年前，熊静在考虑博士论文选题时，选择了清代内府曲本研究这个题目，因为她的学科背景是图书馆学专业文献学方向，我觉得版本目录学应该是她的基础，所以建议她从第一手文献出发，先编制一部《清内廷所藏剧本总目》，作为后续研究的基石，然后再就相关的问题，展开研讨。她愉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并且很快就找到了感觉，所以进展良好。
2010年9月到2011年9月，在矶部彰教授的帮助下，熊静获得了到日本东北大学作访问研究的机会。矶部教授当时正承担清代内府演剧研究这个日本文部省的重大课题，组织一批从事戏曲小说研究的学者，分头进行有关研究。熊静的选题，正与之相衔接。在矶部教授指导下，不仅编目、文献探讨等工作取得较快的进展，而且大大拓展了视野，体悟日本学者的做事方式，收获良多。她还利用日本所藏的一些有关内廷演剧的珍稀文献，例如她写的关于大阪中之岛图书馆所藏《昇平宝筏》的讨论文章，就是其间的成果之一。
2012年，熊静顺利完成学业。她的毕业论文厚达60余万字，前半为内廷演剧剧本的专题研究，后半则是《清内廷所藏剧本总目》（稿），在论文答辩时，受到全体专家的高度肯定。其后，她赴北京大学随王余光教授做博士后，利用北京地区所藏内廷演剧有关文献，对论文作修订补充，现在取其中研究部分，作为十年努力的阶段性成果，正式出版。她所编的《清代宫廷戏曲文献总目长编》也完成了初稿，待细致打磨后另行出版。
近十年中，关于清代内廷演剧的研究，也渐成热门。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在2013年5月，故宫博物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合作在2015年11月先后召开了两次学术研讨会。昇平署旧藏的文献，更是渐次公布于世。先是朱希祖转让的那批昇平署旧藏档案和剧本，2011年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随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的两万多册剧本，也在2016年由故宫出版社影印出版。这意味着清代内廷演剧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难得是一批年轻的学者，进入这个领域，其中如张净秋、谷曙光等位，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成绩。
熊静此前发表的一系列有关内廷演剧研究的论文，已经受到了学界的关注。现在，她的博士论文经过修订充实后以完整的面貌出版，作为这个领域的最新成果，可以大大丰富我们对内廷演剧的认识，对于进一步了解内廷演剧对于清代戏曲发展史的价值，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期待着有更多的年轻学者，投入这个领域的研究。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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