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信理论思考丛书·制度自信：历史与现实的理性形塑_周骏黄晓波_9787559816146

当前理论界尚无以制度自信为专题的有分量的专门著述。但鉴于很多国人尤其是青年一代对中国制度的认识存在不足和误区，对其表现出不理解或不认同，甚至指责、歪曲，我们需要站出来为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正名，使国人认识到它对于中国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合理性，提升国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本书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如何建成的我们未来为什么要坚持这套制度以及如何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等问题，从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内涵、历史演变、经验启示，以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从其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合理性中挖掘自信之源。
学理严密而深入浅出，对当前国人的制度自信建设和中国制度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引论

每个民族的历史都像一条长河，时而蜿蜒徐缓流淌，时而激情澎湃奔腾，它们中的一些渐渐消亡在历史的荒漠中，仅留下若隐若现的遗址，另一些剧烈碰撞，共同汇聚成世界历史的磅礴洪流。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是这些河流中独具特色的一支，它的源头遥远而清澈，它的脉络曲折而清晰，但是，世界上却没有哪个民族像我们这样，在汇入世界历史的近现代化进程中付出如此大的努力与牺牲，经历如此风波诡谲的动荡与艰辛。时光流逝，历史中一个个巨涛终于复归平静并嵌入人们的记忆，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已然发生了剧烈、深刻而又不可逆转的变迁，但对于这种变迁，相信每一个对历史抱有敬畏感的人都会自问：我们真的了解她吗？

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给中国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与攻坚期。当一个不甘落后的古老民族又一次来到未来发展道路的十字路口时，必然会自觉而又迫切地提出重估本国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的理论诉求。在十九大报告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时代，明确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俄国思想家赫尔岑说过：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们做的事是前无古人的，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能给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只能运用它的原理、立场、观点、方法，通过自己的摸索、咀嚼、创新来找出答案。因此，对我们走过的道路、坚持的理论、建立的制度、形成的文化进行理性审视，在进行系统、科学、全面的评估后建立一种更加自信的态度，将极有利于我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奋勇前进。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后，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紧握接力棒，在三个自信的要求下，发出了改革再出发的宣言，这时候，我们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接近心中的梦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再次来到了历史关节点上。

2016年，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并且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习总书记关于四个自信的重要论述，开创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谱系，标志着我们党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更加科学和明确的建构方向。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当代共产党人同百年前那些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背景下的仁人志士一样，无法回避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根本命题，更无法回避如何进一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为了把握更远的未来，我们必须更深刻地认识过去。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以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经典著作中，对于西方社会的诞生与发展进行了科学而又深刻的分析，并揭示了西方社会演进的历史规律，但同时，马克思在《给维·依·查苏里奇的复信(初稿)》中又郑重声明：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

因此，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所包含的真理性与必然性为西欧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坚实的自信基础，那么，中华文明数千年来的发展与变迁是否也契合着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某种历史必然性呢？如果如马克思本人所指出的，他所揭示的历史规律仅限于西欧各国，那么我们如何才能通过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来帮助我们全体党员和中华儿女树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特殊的、具体的发展自信呢？

要解答这一问题，需要我们这一代人沿着前人的足迹继续探索。已故的中国现代化理论之父罗荣渠先生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他根据对马克思相关论述的研究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的理论，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归根到底是围绕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中轴转动。因此，唯物的生产力是马克思历史发展观中的一元部分。但另一方面，罗荣渠又得出同一性质与水平的生产力可能与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相适应这一精辟的结论，即在同一生产力水平之上，可以有数种不同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与罗荣渠先生的概括和发展，最终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以下这样几点认识：(１)对应于同一水平的生产力，可以有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更具体地说，可以有几种不同的制度与之相适应。(２)从实践来看，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不仅都与当前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而且都还存在着很大的空间以容纳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３)从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出发，社会主义还要在未来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按照各自的逻辑与道路继续发展，在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后探索进入更高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的路径。

但是，这样的认识对于广大党员而言，不仅不是问题的答案，反倒构成思考的起点，如果同一生产力水平之上可以建立不同的制度。那么，为什么历史上有些国家会选择封建领主制度，另一些则选择皇权专制制度？当今世界，为什么有些国家会选择社会主义，而另一些却选择了资本主义，或是社会民主主义制度？某些文化决定论、传统决定论者曾经这样比喻：开始，上帝就给了每个民族一只陶杯，从这杯中，人们饮入了他们的生活。认为是所谓西方或东方的文化模式，甚至是更加神秘的民族根性决定了历史的走向。这种结论显然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而且在逻辑上也无法回答到底是民族性塑造了历史传统，还是历史传统塑造了民族性这一追问。

这个问题虽然如此复杂，但我们决不能回避，或许正如普列汉诺夫所引用的斯芬克斯寓言一样：请你解开我这个谜，否则，我便吃掉你的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如何建成的，我们未来为什么要坚持这套制度，如果不能解释清楚这个问题，那么整个自信体系的根基便会在质疑声中动摇。因此，恐怕我们必须借用唯物主义这件工具，从历史与传统中去寻找。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西方一些学者自信而又颟顸地宣布历史终结了。从历史实践来看，苏联模式的失败与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西方理论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挑战与批判始终没有得到有力的回应与驳斥，其中尤以哈耶克与波普尔，尤其是后者《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以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书，对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历史唯物主义最具破坏作用。有西方学者甚至说：我不明白任何具有理性的人如何能在理解了波普尔对马克思的批判之后仍然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如果细读波普尔的著作，我们就能够发现，其实波普尔对于马克思的尊重要远远超过柏拉图与黑格尔，而且他批判的锋芒虽也掠及马克思，但他未必能够厘清机械决定论经济决定论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区别。因此，我们只有通过对中国政治制度历史演进进程的科学研究，通过挖掘与论证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内在规律性，在否定唯经济论的同时，努力从理论上驳斥历史发展的不可知论、证伪人的主观能动性无法指导政治设计等错误观点，以求正本清源，从理论上捍卫与复归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根基。

最后，作为唯物论者，共产党人始终坚信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但从马、恩原著中我们却可以发现，马克思所指的经济基础并不仅仅指生产力，它还包括生活与生产方式，所以从本源上说，马克思更强调的是生活决定意识。因此，要构建和论证制度自信，必须从两个维度予以分析和考察：其一，分析该制度是否与当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其二，分析该制度是否与该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关于第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做了相当科学、深刻，甚至较为完备的阐释与分析；关于第二点，则需要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各具体社会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建基于中国社会现实之上的上层建筑，其构造过程极为复杂，不仅经由近现代以来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乃至社会主义革命之路，同时受到中国历代政治制度传统之深刻影响，所以要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不仅要论证它与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适应问题，还必须在传统与革命两个层面，以唯物史观之视野，从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合理性中挖掘自信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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