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传统与中国电影民族品性的构成_尹晓丽著_9787303116935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博大精深，而儒家文化则是其中的主流。在中国历史上，儒家通过对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继承和发展，创造出了“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等文化价值体系。长期以来，儒家文化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它不仅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文化资源，而且其影响也波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因此，若要了解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的关系，首先，就要了解中国电影和儒家文化的关系。
就儒家文化和中国电影的关系而言，可谓影响颇大，渗透颇深。以“仁学”为基础的儒家文化，在文艺上重视“文以栽道”，强调美与善的统一，提倡“文质彬彬”的审美观，注重发挥文艺作品“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等。这种文艺思想对中国电影工作者的影响非常之大。从积极的影响来看，其入世精神、忧患意识，重视电影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及对观众的教育作用等，对不少创作者的电影观念、艺术追求和美学风格的形成等，均产生了很大影响。

    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认为：“《国风》是以罗明佑为代表的‘联华’右翼势力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的最集中的表现，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文化思想在电影方面的典型反映。”从今天的视角来审视《国风》，或许批评的重心不在于影片是否反映了国民党的文化思想，而是表达这种主流意识心态话语的叙事技巧和影像风格是否成熟，为了达到宣传目的，影片生硬地安排人物性格的转变和结局的团圆，破坏了生活的真实，其宣传的实效也就因此大打折扣。
    除《国风》这类直接反映国民党政治文化主张的影片之外，“联华”这一时期拍摄的被认为“纯粹是封建坟墓里发掘出来的古董”①的《黑心符》《骨肉之恩》等影片也明显是迎合国家政治话语的应制之作。1934年，罗明佑亲自为联华公司编写了两个伦理题材的剧本：《除夕》和《古寺鹊声》。《除夕》讲述一个负债累累的老翁在除夕之夜用卖女还债之款救活了一位想自杀的少年，老翁舍己为人的行为感动了买主，于是买主将老翁之女当晚送回，父女得以重新团聚。《除夕》中老翁的卖女与现实的黑暗之间必定有着深刻的联系，罗明佑完全避开这一点而专注于空洞地表现老翁道德之高尚，不能不说是舍本求末。《古寺鹊声》刻画了一个朝夕生活在纸醉金迷中的富家少爷，受因果报应观念左右，最终削发为僧以赎罪孽的故事。以循环报应的迷信思想为诱因，以削发为僧为途径，罗明佑笔下人物的道德“升华”显然是虚构且不足效法的。上述两个剧本的编写，说明罗明佑此时的创作带有简单的政治功利性和道德教化意识，客观上顺应了国民党当局借电影宣传中国固有的旧道德以粉饰社会矛盾的需要，也是罗明佑提出的“挽救国片、宣扬国粹、提倡国业、服务国家”的所谓“四国主义”的具体实践。
    与西方电影艺术发展的历史作比照，中国电影的政治负荷始终挥之不去，这种外在因素有时提升了电影的艺术格局，使得电影艺术拓展出更为辽阔的历史社会空间和众生百态，但更多时候是外来压力使编导以牺牲作品的艺术精神作为政治正确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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