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对法兰西文学史上，包括伏尔泰、雨果、萨特等诸多著名作家的生涯，以及他们所创作的经典作品的深入分析，探讨了法国的国家意识和道德引领由古至今对法国文学造成的深远影响。
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解构法兰西文学文化这一由体制、思想、象征、符码等一系列复杂因素共同构建的特殊亚文化：为何它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文学文化，也不同于法国社会中的其他亚文化；它的实践手段和文化产品如何在民族叙事中塑造认知，又是如何支撑民族身份以及确定文化身份延续性的。
法兰西文学文化对文化多样性的展示，对多元融合概念的社会学理解，在思想碰撞不断的当下社会，也显得尤为重要。
平装版序：重读《文学法兰西》
结局往往催生自我定义。高更在其最伟大的塔希提作品中捕捉到了世纪末的忧虑与兴奋：我们从哪儿来？我们是谁？我们将往何处去？（1898）。这些问题在1990年显得格外有预言性。欧洲在短时间内接连发生了许多大事，后世历史学家甚至可以宣布20世纪终结于1989年。自18世纪末以来，还没有哪个时间点能汇集如此多的终结：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旧秩序的终结，以及，自然地，一个世纪的终结。同样自1790年以来，还从来没有一个世纪的最后十年能让人如此期待。一如当年有法国大革命，今天则有东欧共产主义阵营分崩离析，两德统一，大范围经济混乱，欧洲人大规模移民，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整合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对现有设想与安排进行彻底的重新思考。又如1790年一样，今天，在重估一切的背后实际是对民族主义的地位、思想的力量以及个人在决定自身未来时所扮演角色等的疑问。
今天我们还看到：继续革命的戏剧场景放大了一个世纪即将结束而另一个即将开始的瞬间。期待所产生的焦虑，和因未知而感到的恐惧与成就感相互交融。1790年的断裂带来了不确定感。正如半个多世纪之后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个时代里毁灭性的撕裂、错位往往压过了新自由所带来的兴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曾在相对平静的1889年庆祝了革命胜利一百周年，即便如此，庆祝的方式里也仍带着些许绝望。毕竟，19世纪末为我们贡献了一个特殊词汇：世纪末。尽管它主要指向法国，但1890年和之前的1790年，以及现在的1990年一样，都交杂着对改变的清醒认知和对新生的无比渴望。
正如高更的绘画所体现的，世纪末涌现出的问题往往寻求在艺术而非政治中进行表达。改变的政治必须依赖深层的文化认可。《文学法兰西》的目的就在于此。法国作家们创造了一种在关注政治和民族进程的同时也可以超越两者的法兰西的特殊概念。而且，法国国民性与法语之间的重要关联性使得文学成为某些国民意识的特有来源。这种结合就是我所说的法兰西文学文化。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一个民族的文学史，同时更是对一种文化的社会学理解。简单来说，就是体制、个人和传统的互动催生了法兰西文学，它告诉我们过去和现在作为法国人的要义所在。
探讨法兰西文学文化这样的概念时，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其中多种多样的界限。如果说法兰西文学文化概念暗示法国社会中某种亚文化的前景趋向暗淡，那从另一方面来看，它同样鼓励我们在民族主义备受争议之时，在人们被沙文主义和因某些事件而产生的情绪主义扭曲之时，去重新思考民族身份这一元素。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旨在确定文化身份的延续性。
这种意识在一个面临剧变和断裂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在民族主义思想仍然暧昧不清的当下，本书将为读者展示文化实践如何支撑民族身份。如今政治经济事务已经日益由超国家层次决定，如果有人说在这样的时代里民族主义已经失掉了力量，那么本书将向读者指出亚文化的能量：它的文化实践手段和文化产品如何在民族叙事中塑造认知。
对面临纷乱变化的欧洲来说，1992年显得格外重大。一部分法国公民认为新的红色欧洲经济共同体护照将带来更宽广的视野，更广阔、更美好的世界；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弃用原先海军蓝色的法国护照则更意味着失落。但这两类人仍会继续珍视在文化、商业、政治交流中对自身民族身份的表达。然而在这一重大进程中，经济、甚至社会的整合是否会降低对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产品的需求目前还不得而知。又或是，如果某个文化中的某些元素不再突出民族特征，那其他元素是否会反而显得更瞩目？在某些情况下，商品的生存能力与其民族特色休戚相关：传统越是悠久，与社会经济体制的联系越是紧密，文化产品就越有可能保留下来，甚至加强其特殊的身份。
而法国文学将必定会成为这样一种文化产品。《文学法兰西》一书的内容也将证明，民族差异仍然十分重要。
普利西拉·帕克赫斯特·弗格森
纽约 199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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