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徐则臣
写了二十一年，如影随形折磨二十一年的，不是写作的难度，不是创新、求变，不是让自己一天比一天更好的焦虑——这些都算不上折磨，就算是折磨，那也是痛并快乐着；折磨来自虚妄，来自意义：二十一年来，意义像条狗一直凶猛地追在身后。对意义的追究常导致虚妄，成了我的写作中间歇性发作的“偏头疼”，这头疼排山倒海、桀骜锋锐，经常让生活也跟着偏瘫。我必须想方设法寻求支持，把空荡荡的事关文学信心的量杯灌满，才能让生活重新站直了，平稳地往前走。
为什么要写？写这些有什么用？拿起笔，打开电脑，首先面对的就是这两个问题。我必须先把自己说服了，故事才能启动。所以，每一个小说，不管长短，第一句话之前我都得像头拉磨的驴子在房间里转很多圈，直转到那口气上来了，足了，坐下来开始干活儿。也因为这个原因，我极少回头看自己的作品，绝大多数写完了、改好了、送出去，从此就不再看。我担心突然又找不到那个“意义”。那失重的虚妄感是如此狂暴，如同一闷棍迎头砸来。
很多人会觉得可笑，一个活儿干了二十多年，竟然还解决不了“为什么干”的问题？说来惭愧，这病我一直没法根治。写作干的就是件说服别人的事，但讽刺的是，我最大的问题在如何说服自己，说服自己写作这件事值得做，眼前的这个东西值得写。二十一年来，我不知道我的作品多大程度说服了别人，说服了多少人，但我知道我多少次勉强说服了自己。这三本集子里的这些小说，就是勉强说服自己之后，赶紧趁热写出来的。
这些年，关于文学我说了一些貌似嘹亮正大的道理，好像我对文学有多少正解，其实，这所有的道理都是我跟自己搏斗的结果，我曾用它们说服过自己。我得让自己先信，然后去做。
有一年我去拉美，抱着一本被翻译成西班牙语的小说跑了好几个国家。每到一处都要谈文学，谈得我后背发凉、内心发毛，虚妄之症突然就犯了。一本小说，值得穿过大半个地球么？值得穿过大半个地球去说它么？我都想直接从讲台上下来。出于礼貌，我把自己摁在座位上，深呼吸，继续谈。谈不了自己我转而谈起了拉美文学。谈墨西哥的胡安·鲁尔福、富恩特斯、帕斯，谈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谈智利的米斯特拉尔、伊莎贝尔·阿连德、波拉尼奥，谈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科塔萨尔。
碰巧这几个国家我都去过，谈着谈着我的腰杆就挺起来了。我发现，我对这些国家的所有理解几乎都建立在上述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上，行前突击恶补的政治、经济、文化诸种资料和旅游指南小册子，全然记不起一句，能想起来的对于该国、该地的历史、风物与人情的知识，皆出自那些伟大作家和诗人之手。在他们的小说、散文和诗歌里，一个国家最真实可靠、最丰沛动人的细节被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下来。假如理解一个国家需要一幅地图，最有效的，也许并非那种花花绿绿画了无数线条、遵循某种严苛的比例尺的地理之图，而是文学，是小说、散文、戏剧和诗歌。我的声音里立马就有了理直气壮。至少那阵子的突发性偏头疼治好了。
文学跟 GDP 永远也扯不上关系，文学也降低不了房价、抑制不了通货膨胀；读完一篇小说我们该刷牙还得刷牙，该吃饭还得吃饭，它连一截牙膏和一碗稀饭的价值都不具备；但是，它能让我们想起 GDP，想起房价、通货膨胀，想起牙刷牙膏稀饭馒头和咸菜，它还能让我们想起这些之外的所有东西，想起整个世界。还有什么能比唤起对整个世界的好奇与回忆更大的意义？
兜了一个大圈，我终于再一次找到个有效的方子。写作要克服偏头疼，出版集子更得克服这个毛病。赶上这三本集子的编选，是个大事，我无论如何得对自己说 OK，要不下不了印刷厂。这三本集子囊括了二十一年里写作的大部分中短篇小说，它们也许没有能力让读者想起整个世界，但它们确曾真诚地试图去呈现我所理解的那个世界，关于故乡的，关于花街和运河的，关于北京的，关于长长久久的各种疑难和在路上的。
我知道我对“意义”的理解过于狭隘，因为，于作者的意义只是作品意义的一部分，还有另外一部分，在读者那里。亲爱的读者朋友，那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谢谢！
2018年6月14日，安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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