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诚全集（套装上下册）_李诚著_9787550719408

　　李诚（1906-1977），字敬夫，安徽省石台县人。自幼聪颖好学，\"秋浦上下誉之为神童\"。1924年人秋浦周氏宏毅学舍，曾任职于北京大学的姚永朴教授主持学舍教务。1926年，他又到南京国学院求学。毕业后，于1930年被桐城派大家马其昶聘为家庭教师。之后的几十年中，他先后任教于黄麓师范、昭明国学院、江南文化学院，以教书为业。1953年，他任职于安徽省文史研究馆，主要从事图书和文史资料的管理工作，达25年。
　　李诚先生一生经历相对比较简单，但他所经历的时代却是中国历史上动荡剧烈、变化巨大的时代，他是这个时代一个普通的正直的始终能与时代前行的知识分子；他一生清贫，却始终心系学术，胸怀天下，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他虽无“教授”之名，却竭尽导师之实，将平生学问传授学生，着意发现人才，培育读书种子。
　　《李诚全集（套装上下册）》中的存世文稿主要由先生幼子李皋兰先生提供。李皋兰先生及其女儿李秋浦多年来精心收藏和整理原稿，这就为全集的编纂和出版奠定了基础。对全集校勘、标点等整理工作，海天出版社聘请诸伟奇教授负责，余国庆教授、周挺启博士参与。经过专家学者认真讨论，全集做了适当分类与排序。作者引用古书，有些是节引或义引，所引书名亦多用省称（如《太平寰宇记》作《寰宇记》，《元和郡县志》作《元和志》等），凡此，我们皆一仍其旧。先生遗稿中的《古今名产琐记》《合肥史料辑》及个别文章，该书未作收录；《清代安徽学术》《清代安徽学术系年》，现合为《清代安徽学术》。

　　李诚（1906—1977），字敬夫，安徽省石台县人。自幼聪颖好学，“秋浦上下誉之为神童”。1924年入秋浦周氏宏毅学舍，曾任职于北京大学的姚永朴教授主持学舍教务。1926年，他又到南京国学院求学。毕业后，于1930年被桐城派大家马其昶聘为家庭教师。之后的几十年中，他先后任教于黄麓师范、昭明国学院、江南文化学院，以教书为业。1953年，他任职于安徽省文史研究馆，主要从事图书和文史资料的管理工作，达25年。
　　先生一生撰述极为勤奋，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着作。这些着作，若按类分，大致可分为五大类：一，历史（主要是历史地理）部分，包括《中国历代军事地理概论》《西汉人文表》《三国人表》《三国战争志》《南中七郡》《民族纪年》《历代自然灾害年表》《舆地人文纪要》《〈黄书〉节注》等；二，有关安徽历史文化的论述，如《清代安徽学术》《合肥军事概论》《池阳杂俎》等；三，以唐宋八大家为主体的关于古代文学的论述；四，读书笔记；五，诗文集。通过这些着作，我们可以比较完整地领会到先生的学术路径和学术建树。要言之，其学术建树主要有：
　　一、对我国古代学术文化有着深厚积累和卓越见解。他不仅对历代典籍涉猎广泛，而且融会贯通，有着精湛的研究和解说。他在阅读与研究中，对《易》《书》《庄子》等典籍的传统句读都曾提出过质疑。如《易·乾》中《彖传》的传统句读是这样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威宁。”先生认为应该遵从清代学者朱轼在《周易传义合订》中的句读，将上文中的“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移置“乃利贞”之下，因为“乃利贞”以上的内容是“极赞元气”，而“乃利贞”以下的内容“乃泛言圣王如是”，即“圣王”的作为，而非“仅泥于卦也”。基于此，他认为“‘保合太和乃利贞’应当七字一句，中间不宜断开”，并解释说：“太和即元。元，元气也。”他还认为“乾元者，始而亨者也”这句中，“元”下“者”上当脱“亨”字，因为下句是对上句的解释，而这里是“以始释元”，所以上句不是单纯的“乾元者”，而是“乾元亨者”。（《读书随笔》）
　　又如《战国策·楚策》：“齐王大兴兵攻东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万临齐右壤。”王念孙认为：“‘未涉’下当脱‘泗’字，‘疆’当为‘强’字之误也，‘强’‘秦’二字连读。”王念孙虽系先生生平敬佩的乾嘉学派大家，但他不迷信权威，经过考证比较，他认为：“此‘涉’字，如《左传》‘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之‘涉’，‘疆’字不误，当属上读，云疆。于《楚策》，自楚言之，‘未涉疆’犹云未至境也。”（《读书随笔》）
　　由于读书细，涉猎广，所以他在阅读、研究古籍时能纠正前人的一些错误，发常人所未发。如《春秋外传·晋语》：“夫二国士之所图，无不遂也。”韦昭注：“二国士，里克、荀息也。”（《读书随笔》）先生认为韦注误，这句话是丕郑对里克说的，而这里的“二国士”正是丕郑与里克：“‘二国士’，丕郑自谓己与里克。‘所图’，谓结狄援秦而主废之。”结合《国语·晋语二》前后内容，可以判断先生是对的。
　　又如《史记·五帝本纪》：“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王念孙谓“西至”本作西济，先生则从文理上分析：“北、南、东均言至，何必于西独言济？且蟠木在东海中，犹言至，则流沙云何独言济？故以作‘至’字为是。”（《读书随笔》）
　　不仅是经史，即使一些脍炙人口的名篇，他也能发现一些常人或熟视无睹的错误。如唐人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论篇收入《古文观止》）中“袁君山之流涕，岂徒然哉”的“袁君山”，人名就搞错了，“袁君山”应是桓君山。李诚说：“按：袁安字邵公，桓谭字君山，‘流涕’事属袁安，而不属桓谭；而云尔者，因庾信《哀江南赋序》云‘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其下继以‘昔桓君山之志事’，宾王记忆不审，遂误用之。”这里不仅指出了原始的错误，还指出了致误的原因。
　　他在着作中，除了将《周易》与《庄子》、《左传》与《国语》、《史记》与《汉书》等相关典籍进行比较研究，从异同中发现问题外，还常常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乃至哲学、佛学与中医等都能结合起来分析研究，而且往往精义迭出，创获甚多。当时除少数书出版有点校本外，绝大多数都还没有标点本，而作者在引用上述文献时，凡有句读多能做到准确无误。
　　二、重视文献的搜集运用，深耕细作，言必有征。李先生一些着作的撰写，仅资料收集就长达几十年，深湛的文史功力在撰述中得以体现。如《中国历代军事地理概论》，作者广泛采撷自《史记》至新旧《五代史》及《资治通鉴》等数十种史籍。《历代自然灾害年表》，作者则仔细地查核了范祥雍的《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五行志》，并参考对照了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周纪》《秦纪》、刘恕的《通鉴外纪》、郑樵的《通志·灾祥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物异考》、罗泌的《路史》、马骕的《绎史》、李锴的《尚史》及清编《古今图书集成·徵典》，分类分题，排比经纬，以史代论，洋洋大观，对这些专题资料，尽量做到“纪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特别在耗力最巨的历史地理研究中，他清楚认识到对文献资料不仅要广泛收集，还要善于取舍和应用，“中国的历史时间是那么长，战争地理是那么多，所根据的史料是那么互相抵牾出入，且纰谬迷惘之处不可胜数”；“对于历史工作者来说，就是要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将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和转变的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并且使历史哲学工作者能从迷乱混沌、复杂纷纭中找出它的规律性”（《中国历代军事地理概论·序言》）。
　　三、重视学术史的研究。众所周知，文化在传承中具有时代因素、地域因素和人的因素。传承本身就是个时空的概念，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决定了那个时代（或时期）的文化传承态势。地域因素在文化传承中往往决定着地域文化的内容、特色、价值，而人的因素在文化传承中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先生的《清代安徽学术》正契合这三个因素，以安徽学术为观照，展现了清代学术的要旨。文中，他充分肯定了方以智在明清之际思想上、学术上的巨大贡献；准确总结了方苞在论学、论文上的要旨和刘大櫆的学术建树及姚鼐在桐城派中承上启下的重大作用；对诸如梅文鼎、戴名世、方孝标、施闰章、吴敬梓、吴烺、徐文靖、姚范、马宗梿、吴鼒、方东树、胡承珙、赵绍祖、马瑞辰、戴钧衡、包世臣、夏燮、汤球、吴汝纶、杨文会、萧穆、刘世珩等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对安徽乃至全国学术文化产生过不同影响的重要人物都做了简要而精准的载述。其中对太谷学派创始人周谷和弘扬佛法四十余年的金陵刻经处创办人杨文会的评述尤为得当，显示了先生卓越的历史眼光和见解。文中以较大篇幅介绍了江永、程瑶田、汪绂、金榜、洪榜、凌廷堪、汪莱、俞正燮、程恩泽、胡培翚、江有诰等徽州学者的着作，评述了这些学者的建树和徽州学术的重要价值，认为戴震是有清一代学术之最。在《清代安徽学术·概论》中，他还精辟地分析了徽商与徽州学术的关系，指出：“因为具备了经济条件，到了清朝，才孕育了以江永、戴震为首的一些汉学家。”他还从地域特点上分析了徽州学术的成因：“其民既勤苦，不待说是朴实无华，这就是适宜于朴学发展的土壤；而其学者，又移其勤苦治生的精神来治学，所以能达到深邃的境地。”（《清代安徽学术》）敬老写这些的时间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这在徽学研究上还是比较早的，可以说他是继许承尧、黄宾虹后，较早关注徽学的人。
　　四、继承“桐城派”，并有所变通和创新。桐城派是清代著名文学流派，这个提法是不错的，但还不全面：桐城派作为特定历史时代发展和演进的产物，其代表人物多是清代社会中上层士大夫等社会精英，是统治阶级中的重要力量，他们秉承儒家的思想理念和传统价值，继承并发展了宋明理学，在高擎“阐道翼教”大旗的同时，推动着当时中国社会沿着既有轨道缓慢前行；桐城派及其代表人物发挥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不容低估，亦并非一“文派”所能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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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诚先生一生经历相对比较简单，但他所经历的时代却是中国历史上动荡最为剧烈、变化最为巨大的时代，他是这个时代一个普通的正直的始终能与时代前行的知识分子；他一生清贫，却始终心系学术，胸怀天下，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他虽无“教授”之名，却竭尽导师之实，将平生学问传授学生，着意发现人才，培育读书种子。古往今来，都有一些饱学之士因各种原因而一时不显于世，先生正是这样的学者，他是现代中国草根学者的典型代表。正如李克强同志在《追忆李诚先生》中所说的：“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一位通晓国故的专家。”由于一些原因，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先生这样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卓越研究的学者缺乏了解。而只有当学术认知进入一个新的局面、学术研究进入一个更高层次时，人们才可能对以往仅有局部展示的甚至沉埋于草野的学术成就，进行发掘、整理和逐步深入地研究。李诚先生着作的编纂出版正是这种态势的产物。
　　《李诚全集》中的存世文稿主要由先生幼子李皋兰先生提供。李皋兰先生及其女儿李秋浦多年来精心收藏和整理原稿，这就为全集的编纂和出版奠定了基础。对全集校勘、标点等整理工作，海天出版社聘请诸伟奇教授负责，余国庆教授、周挺启博士参与。经过专家学者认真讨论，全集做了适当分类与排序。作者引用古书，有些是节引或义引，所引书名亦多用省称（如《太平寰宇记》作《寰宇记》，《元和郡县志》作《元和志》等），凡此，我们皆一仍其旧。先生遗稿中的《古今名产琐记》《合肥史料辑》及个别文章，本书未作收录；《清代安徽学术》《清代安徽学术系年》，现合为《清代安徽学术》。全书涉及文史内容甚多，专业性强，遗稿又成于不同时期，时间跨度大，有些稿件还有磨损，有些稿件或有缺失，故而整理难度较大，一些差错恐难以避免。对此，尚祈读者诸君不吝赐正。
　　201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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