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农村再生_[日]酒井富夫[等]著_9787520143851

19世纪末以来，日本在振兴农业、农村方面探索积累了诸多经验。本书介绍了日本农业、农村的以下专题：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村落与农业政策实施、农协的作用、医疗福利、社会组织、文化传承、产业化、城乡关系、财政体制与自治机制、环境保护、农产品流通及价格机制。书中分别配以典型事例，以利于读者理解。本书有助于读者形成对日本农业农村问题的整体认识。

导言　本书的视角和议题酒井富夫在近代化开启后的19世纪后期以来，日本经济与全球化展开了斗争，这是关乎日本经济存亡的挑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即便是在不利的“自由贸易”形势下，日本还是成功完成了产业革命，增强了工业生产能力。在此期间，农业在外汇的节约和获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后的日本经济作为凯恩斯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发展，在这过程中日本农业克服了严重的粮食危机，支撑着战后日本经济的复兴。在20世纪末开始的全球化，即新自由主义的形势下，由于进口不断加速，国内农业市场份额不断减少，食品安全、环境及农村问题等新课题也随之涌现。在当今的全球化趋势之下，总的来说日本的农业和农村正面临重要的转折点。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似乎进入了逆全球化的时代，但日本还尚未突破全球化。日本农业和农村的变化也紧随这一巨大的潮流。当我们审视近代化开始（明治时代）以后日本农村的发展时，无论在农业方面还是在生活层面，以下的两个视角都是不可或缺的。第一，“行政（国家及中央政府）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即全球化。日本虽然选择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的存在形态在不同时代有不同表现。在全球化强势的时期，行政的作用（各项财政支出和规定的作用）弱化了，而在凯恩斯资本主义的时期则相反，行政的作用很大。第二，全国性市场经济体系虽然形成，但日本构筑了充分重视地区功能（地方自治体、家族、村落共同体、农业协同组合等）的体系。在农业、农村政策的众多领域里，一直采用着能用活这些地区功能的政策。导言本书的视角和议题基于以上视角，本书由以下三部分构成，从各个领域进行分析。第一部分，村落与农村生活。分析村落（村落共同体）在农业结构政策中，对于农地规模扩大与集聚政策、农协组织化中所发挥的作用。探讨地区（农协等）在与行政一体而发展起来的农村医疗与福祉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对村落本身进行考察，对地区振兴（村落建设）进行分析。第二部分，都市与农村新型关系的构建。以往的村落其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面对传承传统文化的困境以及农村人口的稀少化、老龄化，通过向农村引入新的定居者与农业从业人员，产生了以构建新社区来振兴农村的领域。另外，与城市需求相匹配的农村产业化（充分利用地区资源的产业）的可行性也值得分析。第三部分，行政职能划分。以地方交付税来调整地区间差距的税制体系、农村环境保护政策、实现公平流通的批发市场、农业生产力的形成、在提高农业收入上行政制定的价格与收入政策。这些方面是我们分析市场经济中行政的作用的素材。本书的课题如下。食品、农业、农村问题，这些方面单讲市场的效率是不够的。保障食品安全，和作为其基础的农民的稳定和环境的可持续性，都要通过“自由市场”来实现。由此视角出发，我们将讨论日本农业与农村在哪些方面成功了或失败了。另外，在新自由主义趋势增强的情况下，各领域如何变化，我们也将对此予以展望。我相信，从这些日本经验中所获得的启发与反思，一定会对今后中国农村的发展有所裨益。为向读者提供清晰易懂的文本，本书并未展开详细的分析，而是梳理了各个领域的大体走向。此外，为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内容，作为参考资料，以下我们附上了正文中分析的案例，以及中国与日本的行政区划比较。这些均由本书第九章的作者染野宪治所完成。参考资料染野宪治（一）本书中分析的案例的所在地本书中案例的所在地如下：北海道夕张市、岩手县远野市、岩手县大船渡市三陆町、宫城县南三陆町、群马县高崎市仓浏町、长野县佐久市、兵库县南淡路市北阿万、福井县南越前町、茨城县土浦市、岛根县山云市斐川町、长崎县对马市、静岗县浜松市、德岛县上胜町、爱知县丰田市、高知县日高村、爱知县海部郡、大分县日田市大山町。（二）中国与日本的行政区划比较为更好地理解本书内容，在此先就日本的行政区划与中国（大陆）的差异进行说明。中国的行政区划分为①国家，②省/自治区/直辖市，③地级区划，④县级区划，⑤乡镇级区划这五个级别。中国的陆地面积为960多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为13.9亿人。作为最小单位的乡镇级区划，总数为39888个，平均每个区划的人口密度约为每241平方公里3.5万人（2017年年末统计）。与此相对，日本的行政区划分为①国家，②都道府县，③市町村这三个级别。日本的国土面积约为38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为1.3亿人，作为最小单位的市町村（包括东京都在内）总数有1741个，平均每个区划的人口密度约为每217平方公里7.3万人（2017年年末统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乡镇级区划和日本的市町村在面积上规模大致相同。但中国的乡镇级区划在全国行政区划中处于第五级，日本的市町村在全国行政区划中处于第三级，因此在财政及组织架构层面存在很大不同。中国与日本都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将旅游业作为主要产业之一。试比较中国西部地区的Y县和位于日本离岛的S市可发现，Y县的面积约为S市的3.7倍，人口约为7.1倍，游客人数约为11.3倍。S市的地区生产总值与Y县大体持平，但第三产业的生产值是Y县的2倍左右。S市虽然人口不多，但经济规模大，人均所得是Y县的约7倍，地方政府年收入也是Y县的5倍以上。日本地方自治体普通会计下的年收入构成中地方税占34%，地方交付税（来自国家的财政转移收入，以调整各自治体的财政能力差距）占19%，国库支出金（来自国家的财政转移收入，由国家规定用途目的）占14%，地方债占15%等（2003年）。由于来自国家的财政转移收入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所以即便是农村比重大、税收基础薄弱的地方自治体，当地居民也无须缴纳过重的税金，即可以维持教育、福祉、保健、卫生、道路交通设施等一定水平的公共服务（最低生活水平）。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通过财政支出实现基础设施的完善——现今的日本农村已走完了这些阶段。读者在思考当下日本农村时，应知悉这一点。（高伟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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