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的“连锁”——以章太炎为中心_[日]坂元弘子著郭驰洋译_9787208160644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面临着西方的巨大冲击，许多知识分子以经历了明治维新后已经现代化的日本为媒介，直面西欧文化。本书即主要考察谭嗣同、章太炎、熊十力、梁漱溟和艺术家李叔同(弘一法师)，在面对时代课题与西欧思想的冲击时，如何进行中华民族思想与哲学的建构，以及在此过程中他们的精神轨迹，特别重点关注他们的思想与佛教的关联。另外，这些与佛教哲学进行思想搏斗的知识分子们都患有神经症，因此本书还将说明，从心身医学的角度思考他们对佛教的关注和神经症，也是我们反思近代时要面对的重要主题。

前言
早期全球化/传统的发明/性别

中国的近现代，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首先是一个政治动荡的时代：在列强逼迫下不得不打开国门，从持续了200多年的清朝灭亡之时起，经历了中华民国的建立乃至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最后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个时代也是一个以大都市为媒介的早期全球化（就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近年所谈论的那样）的时代。当时的大都市拥有殖民地租界，还有华侨势力的活动，是海内外资本聚集之地。

生逢这样一个政治运动高涨和早期全球化的时代，许多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政治改革并参与其中。尽管多以传教士或者是经明治维新实现现代化的日本（所谓日式接受）为媒介，但他们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面对外来文化，尤其是近代西欧的文化。正是在伴随着这么一种刺激与张力的思想活动之中，中国近代的智识才能受到多种形式的锤炼。也正是由于既位于建构中的民族国家范围的思想性连锁中，同时又处于超越民族国家的亚洲范围的思想性连锁中，就同时代性而言还处在以近代西欧为主要策源地之一的世界范围的思想性连锁之中，这种智识的提炼才得以实现。对不同文化既抗争又吸收、消化，进而又影响到他者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连锁，知识分子们才开始希冀自与他的分化和民族认同。

这里所说的连锁并非单方向的。从较长的历史跨度来看，在列强通过殖民地化进行暴力掠夺的同时，即便在西欧也曾有过把中国作为文化资源来吸收的时期，即从17世纪后期到整个18世纪影响欧洲、后来又波及美国的中国风。吸收中国资源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虽然欠缺均衡性，但这种连锁是双向的。关于连锁这一概念，笔者参照的是山室信一的著作《作为思想课题的亚洲基轴、连锁、投企》（《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基軸·連鎖·投企》，岩波书店2001年版）。但本书并不像山室著那样，着眼于有关法和政治的思想、制度，强调连接欧美和亚洲的日本作为节点的作用。

中国的确拥有悠久的历史，然而如果以近代这一时代来划分的话，这是一个无法仅以一国史的框架来把握的时代。中国近代思想生成于上述早期全球化的过程之中，在能够读取其生成情况的思想家群体里，本书选取了谭嗣同、章太炎、熊十力、梁漱溟、李叔同（弘一法师），以这五个人为中心展开论述。若以政治思想为主来选择研究对象，则与谭嗣同相比梁启超更合适，与章太炎相比孙中山更合适，与熊十力和梁漱溟相比则陈独秀和李大钊或胡适这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力更适合作为本书的研究对象。但是这些主流人物往往使政治力学优先于自身的思想，由此引发的矛盾也令我们对其的理解变得困难。而笔者在此处举出的五位相对非主流的思想家们，则能够更如实地反映出近代思想生成的情况。这是笔者自身在经历了思想史研究上的彷徨后作出的选择。

谭嗣同在19世纪末的变法运动时期依据以太概念，即通过把气概念科学化，来建构宇宙论，又运用从杨文会那里学到的佛教之绝对平等观，在瓦解作为儒教根基的上下等级秩序的同时，对万物一体之仁这一儒家理论框架进行新的解读：他将一体性理解为大同，进而将其阐释为一种主张绝对平等的社会思想。章太炎在旅日期间同样通过与佛教及西方哲学的思想搏斗，批判人们对风行中国思想界的进化论的信奉进化论在当时被用于合理化来自帝国主义的侵略。他追寻被视为野蛮的一方对来自文明一方的侵略进行抵抗的可能性，试图在作为独自的我的个体和追求民族革命的众生之间，建立一种新型关系并以之为民族思想。熊十力则在章太炎的佛声刺激下对佛教抱有强烈兴趣。在参加辛亥革命后，他为了探求民族认同，尝试重组、再造儒学以作为中华民国的思想。梁漱溟也是如此。这些思想活动里都存在着中国近代特有的思想连锁中的传统的发明（霍布斯鲍姆）或重组。

本书还将谈到李叔同这一略显另类的人物。他于20世纪初期留学日本学习绘画、音乐，摇身一变成为多才多艺的摩登艺术家，然而回国后却于新文化运动高潮之际出家，成为弘一法师。引导李叔同接近佛教的是马一浮，他曾在美国生活过，与熊十力、梁漱溟一同作为现代新儒家为人所知。李叔同的艺术还关系到其弟子丰子恺对独特的漫画艺术这一近代文化的开拓。从他们之间可以看到一种思想关联，在其对佛教的关注上也能找到共通之处。

走进这些思想家们的精神世界，踏寻他们的精神轨迹，这项工作对笔者来说并非易事，笔者为此花费了大量时间。遗憾的是，本书或许也因此对读者来说显得不够平易近人。那个时代并非遥远的过去，但其精神世界在如今却看似一个超乎想象的他者。如果读者能或多或少地走近、面对这个精神世界，对笔者来说实属万幸。因为笔者相信，这么做对于重审对我们而言的近代，对于理解今日中国之思想，是不可或缺的。

本书大部分内容的写作时间远远早于笔者后来的著作《中国民族主义的神话种族、身体、性别》（《中国民族主義の神話人種·身体·ジェンダー》，岩波书店2004年版）。也许有人会感到文风的断裂，但最近的著作毕竟是以本书的内容为基础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本书虽然讨论的是男性思想家们，但也是一个从性别（gender）角度看待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小小的尝试。

这种想法萌生于1980年代最初写作的谭嗣同论，从那时起，性别问题的视角开始影响历史学研究，笔者在当时也受到了这一视角的启发。特别在中国学界，以为性别等问题和战争与革命无关的倾向至今仍然很强，由此也可以看出，充斥着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即近现代的思想文化史一直以来在大体上仅仅被描述（而大多数情况下的叙述者为男性）为男性主导的单一性别史。强调性别视角并不意味着单纯地描绘作为另一种单一性别史的女性史，在维护男性对知识的垄断的科举制被废除、中国从王朝向共和国转型的过程中，亟须将女性指认为国民，正因为是这么一个时代，性别的视角更是不可或缺。然而，从学界迄今为止的走向来看，笔者不禁产生这样一个预感：尽管学术研究确实在进步，但性别的视角即便在二十年后也不会受到太多关注。从这个意义出发，本书的日文原著在补论中添加了有关性别问题的论文（虽然尚不充分），但由于篇幅等问题，中文版几乎省略了该部分。尽管如此，若读者们能在领会性别视角之重要性的前提下阅读本书，对笔者来说幸甚至哉。

本来应当撰写一篇更为正式的序论，但因笔者在本书的日文原著之后又出版了一本题为《中国近代的思想文化史》（《中国近代の思想文化史》岩波新书，岩波书店2016年版)的小书，想在序论里说的话几乎都写进了该书，所以在此请允许笔者谨以这篇简短的前言来代替序论。

如上所述，本书省略了日文原著中的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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