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夫洛克·霭理士(一译埃利斯,又译霭理斯,1859—1939)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国著名的性心理学家、思想家、作家和文艺评论家。作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家,他终身从事人类性科学和性心理学研究,致力于探究性和人类精神世界之间的关系,是性心理学研究的先驱,贡献有目共睹。而作为具有开拓意义的思想家,他在哲学、宗教、社会学、美学和文学批评上的著述同样令世人刮目相看,为冲破和摆脱宗教、道德和习俗对人类思想的禁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霭理士出生于英国伦敦附近的克罗伊登市。他6岁时就曾随父亲漂洋过海,16岁时(1875年)曾跟随父亲到了澳大利亚,后来因身体健康原因没有继续去印度,被一个人留下来,直到1879年才回到英国。在澳大利亚的四年间,他当过教师,经历了身心发育成长的季节,并立志为了解自身以及他人的成长而学医。1880年至1889年,他在伦敦的圣托马斯医学院学习,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但霭理士从来没有将医生当作未来的职业。学习期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学、艺术以及社会活动方面,毕业后没有去当医生,而是积极追寻自己的人生志向,从事性科学研究和文艺、社会思想评论。
哈夫洛克·霭理士(一译埃利斯,又译霭理斯,1859~1939)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国著名的性心理学家、思想家、作家和文艺评论家。作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家,他终身从事人类性科学和性心理学研究,致力于探究性和人类精神世界之间的关系,是性心理学研究的先驱,贡献有目共睹。而作为具有开拓意义的思想家,他在哲学、宗教、社会学、美学和文学批评上的著述同样令世人刮目相看,为冲破和摆脱宗教、道德和习俗对人类思想的禁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霭理士出生于英国伦敦附近的克罗伊登市。他6岁时就曾随父亲漂洋过海,16岁时(1875年)曾跟随父亲到了澳大利亚,后来因身体健康原因没有继续去印度,被一个人留下来,直到1879年才回到英国。在澳大利亚的四年间,他当过教师,经历了身心发育成长的季节,并立志为了解自身以及他人的成长而学医。1880年至1889年,他在伦敦的圣托马斯医学院学习,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但霭理士从来没有将医生当作未来的职业。学习期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学、艺术以及社会活动方面,毕业后没有去当医生,而是积极追寻自己的人生志向,从事性科学研究和文艺、社会思想评论。
霭理士最初引起世人关注是发表于1883年的文学批评论文《论托马斯·哈代的小说》。论文发表后得到作家本人的褒奖和鼓励,极大鼓舞了这位年轻的医学院学生。自那以后,他不断撰写文学、哲学、宗教、心理学方面的评论文章,发表于英美多种有影响的报刊杂志。1886年,他因为倡议并主编英国古典戏剧集《美人鱼戏剧丛书》而闻名遐迩。他在亲自编定的克里斯托弗·马洛戏剧集的附录里收有一份极具争议的文献,即一封告发马洛亵渎上帝和道德败坏的匿名信。
译者序
尼采
卡萨诺瓦
给传记家们的公开信
舞蹈的艺术
宗教的艺术
战争起源论
欧洲
东方之星
冲突的哲学
路德
人间的波德莱尔
康拉德先生的世界
禁忌的作用
随想录
尼采
许多年来,弗里德里希·尼采这个名字在德国一直会激起对立各方的激烈争论。很难找到一本德国杂志上面没有要么热情赞扬、要么竭力贬抑这个人的痕迹。如果把视线转向斯堪的纳维亚或法国,我们会发现他的名声和著作在这些地方同样具有感召力,引发了同样的结果。我们可以推断,既然英国也终于开始翻译出版他的著作,想必其情形不会有大的差别。然而,迄今我还未曾见过有从英国人的视角来评述尼采的尝试,正是这一点才促使我试图要对他这个人的个性和影响作番评判。我既不想以尼采思想的支持者,也不想以尼采思想的反对者身份出现。在我看来,任何能够激起人类强烈的爱憎情感的人一定是极其复杂的,既不应绝对地谴责,也不能绝对地赞同。如果不考虑和此处论题不很相关的褒贬,尼采毫无疑问是个格外有趣的人物。他是马洛创造的浮土德式傲慢知识分子形象的现代典型。他是一个站上了现代文化发展最高峰的人,一个迄今给现代道德以最致命打击的人,一个如今过着和任何尘世间生命一样迹近死亡的生活的人,也必定是一个悲剧性的人。这是个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人物,因为他是自歌德以降最伟大的精神力量之一,他的浑身魅力也令心理学家极感兴趣,而且即便是对大街上随便什么人来讲,他身上都不免有种哀婉之情,甚或恐惧之情。
一
直到最近才有可能研究尼采的生命史。相当长一段时间,位于瑙姆堡和魏玛的尼采档案馆一直在收集关于尼采的大量资料,如今它们都被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福尔斯特-尼采用来撰写一本权威性的尼采传记。这个妹妹本人也是个非同小可的人物。她多年来和哥哥关系密切,因此尽管没有理由,但是都认为她影响了哥哥的思想。她嫁给了巴拉圭“新德意志”殖民地的创立者福尔斯特博士。丈夫死后,她返回德国,写作殖民地的历史,并专注于照料哥哥的生活起居。到目前这部《尼采传》才出版了前两卷,但是已经讲述到尼采离开巴塞尔的阶段,可以为我们理解他的全部生涯提供一定的帮助。
依据其祖上的传说,尼采属于一个名叫尼茨基的波兰贵族血统(尽管据说在温德族西里西亚地区,这个名字很普通)。由于其强烈的新教信念,他们在18世纪抛弃了祖国和贵族头衔,定居于德国。尽管他身上流着大量的德国血液,但尼采总把自己当作一个正宗的波兰人。波兰人对于他来说是斯拉夫民族中最富智慧和最具骑士精神的人。他曾说过,正是因为吸纳了斯拉夫人的血液,德国人才进入到最具天赋的民族之列。他称波兰人肖邦是把音乐从德国的笨重和愚蠢中解救出来的救星;当他谈到另外一个波兰人,颠覆了对罄个世界看法的哥白尼的时候,不禁让人想起后来的尼采正是将其作为自己的使命。长大以后,尼采的锐敏和强烈的个性表现出鲜明的波兰人特征,而在国外,波兰人经常将他当作同胞一样接待;在他曾经逗留过一个冬天的苏莲托,当地人称他“波兰人”。
像爱默生(尼采毕生迷恋于他的著作)和许多其他勤奋的哲学斗士一样,尼采出身于牧师世家。父母双亲的祖上一直都是牧师,而这种布道者的热忱从头至尾都在他的血液中流淌。弗里德里希·尼采是家中三个孩子中的长子(其中有一个天折了),1844年出生于萨克森州吕琛附近的洛肯镇。据说,他父亲是个尊贵的、具有诗人气质的人,有特别的音乐天赋(他的儿子遗传了这种天赋)。父亲在最小的儿子出生后不久从住所的楼梯上摔下来,脑部严重受伤,不到12个月就去世了。尽管他儿子曾经说他是个“温和、可爱、稍带病态的人”,但是他的家族一贯体格高大、强健,多数都很长寿,并且直至终了都身心俱健。尼采家族一贯自尊、诚实,非常讲究家族团结,对非尼采家族的人都满腹狐疑。据称尼采的母亲很有魅力,浑身充满活力,是一位乡村牧师的女儿。她所在的奥勒尔家族成员同样体格高大、强健,非常长寿。她生尼采时才18岁,而等到他完全精神失常时,她依然健在并照料他。我记下这些在传记中详细而准确地列出的事实是因为,它们能真正有助于我们了解尼采。显然,他根本不是日趋退化的家族中那朵患有痨病的虚弱火苗。就其家族可以追溯的历史来看,似乎也没有神经错乱或精神失常的痕迹。相反,他的家族血统极其富有活力,拥有非同寻常的道德和身体的力量,属于富有“特征”的人。类似的情形在天才的历史上并不难发现。这就好比是一台机器被过多赋予了天生的能量,而高强度高压力下的工作最终导致它彻底毁灭。所有的天才都必须不停顿地工作,别无其他选择;只有最幸福的天才选民才能够工作得不慌不忙。
尼采妹妹对兄妹们幼年生活的描述是这段记载中非常具有魅力的部分,就其性质看在传记作品中很少有过。她描述了自己对哥哥秀气脸蛋的最初记忆,他的金色长发,以及一本正经的、大大的黑眼睛。他快三岁时才会说话,但是四岁时他就开始读书写字了。他是一个安静的、相当倔强的孩子,时常会有激情爆发,当然对此他很早就学会了加以控制;作为一个孩子,他的自控能力非常强;他不止一次故意把手放到火上去烧,以显示穆西乌斯·斯凯乌拉的举动不过是小事一桩。
丈夫死后,寡居的母亲带着孩子迁居到萨尔河畔的瑙姆堡,和孩子们的祖母同住。这位老太太脾气温和,很有自己的主张,其中之一是她认为各个阶层的孩子从小应该在一起生活长大。于是,小弗里茨上了当地的市民小学,但是实验并不成功。他很严肃,偏爱独处,被他的同学们称为“小牧师”。后来,一个校友写道:“他个性的基调里带有一定的忧郁,并伴随着他的一生。”他习惯于躲开同伴,一个人去寻找美丽的自然景色;这也持续贯穿了他的一生。与此同时,尼采长成一个体格健壮、充满活力的男孩,热爱各种各样的游戏,尤其是那些他自己发明的游戏。尽管孩子们的生活是地道的、充满幻想的童年生活,但是他妹妹却满含晦恨地承认,他们遵守着重重礼仪规范。弗里茨是个“非常虔信的孩子;他对宗教问题思考很多,并总是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施”。奇怪的是,尽管他天生倾向于希腊精神并具有哲学天赋,但是学习希腊语对他却格外困难。十岁时,他的诗歌创作才华和对音乐的爱好开始展露出来。不久,他与生俱来的即席演讲天赋也开始显露,令他能够以一种魔力抓住他的听众。即便是个孩子,这个未来的道德家就已经给认识他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让人想起闯入圣殿的青年耶稣。“我们尼采家的人痛恨谎言”,他的一位姑姑习惯地念叨这句话,而在弗里德里希身上,真诚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个性品格;他对接触过的所有人都施加了无形的教导和影响。
1858年,他进入普夫达中学学习,这是个声名卓著,差不多军事化的学校。在这里,他未来生活的众多方面被完全决定下来。更早的时候,他就因为受到洪堡的影响而迷恋于全人类文化的理想,而到了普夫达,他的理性才华开始展现。1859年,当钢琴版《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初次上演时,尼采成了一个狂热的瓦格纳迷,而且这部作品一直被他视为“最伟大的音乐”。还是在这里,尼采开始了哲学研究,并在数年后成为他的职业。他自己承认,他之所以转向哲学是因为觉得有必要把自己锁定在某种冷静的逻辑性思考中;它不会控制他的心灵,不像那些躁动不安和激动的艺术本能令他动情。在中学的后半阶段,年轻的尼采在这所任务非常繁重的教育机构的表现不如早前那样出类拔萃。他的个人品格在那种令稍欠强健的心灵相形见绌的学业压力下默默成长着。他的哲学天资开始发展成形;他还希望能献身音乐;他因受到限制而憔悴,渴望着森林和樵夫的斧头。这只是他那漫长挣扎的开始,他在自我中心的天性的冲动和由学校施加的责任压力下挣扎:不然将来会没有大学可读,也就没有教授职位;他总是努力拓展并加深这些职责以使它们能和自己的天性合拍,但这种挣扎始终没有被驱除。这种双重压力的直接结果是,尽管他显得那么的强壮和健康,他却在1862年开始患上头痛病和眼疾,在暂时退学休养后得以痊愈。他此后一直极度近视;数年后,只是因为常规检查中的荒谬错误,他才入伍进入炮兵部队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