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 _(英)简·莫里斯著_9787547307687

　　知名旅行文学作家简·莫里斯的游记集大成之作，记录了她从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期间，在世界各地采访与游历的见闻和感悟，每个年代有十几篇短文，共近90篇。莫里斯所到之处既有英国、德国、法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二战”后发展起来的新型大国，还有诸多中东、非洲、南美、东亚、南亚那些遭遇重大历史变革的国家。这部作品以一次次旅行和探访为线索，从作者身为一名退伍军人和军事记者的视角，描绘了“二战”后的时局变化和世事变迁。

　半个世纪的独特行走（by 林达）
　　简·莫里斯的作品能够翻译介绍到中国，真好。
　　现代新闻业是在西方自然形成和逐渐发展的，它在中国，却是清末开了国门之后才慢慢引进的新鲜玩意儿。所以，西方跑国际新闻的记者，比中国整整早一大圈。探险精神激扬了记者们的斗志，殖民传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走遍世界的通道，他们蜂拥而出，各显神通。记得小时候，很喜欢父亲买的《非洲内幕》，那是美国记者约翰·甘瑟的非洲采访，我和二哥隔一段时间就会轮着去翻一遍。根室暴走欧洲、亚洲和美洲，可称系列大洲“内幕”专家了。所以，在西方，英国记者简·莫里斯并非开风气之先，也绝非以此成名的孤例。可是，简·莫里斯还是很特别。
　　我曾经想过，一个好的作者除却天赋之外，可能还要有一些不平常经历和人生困境。天赋或许是指幽默感、判断力，敏锐与距离感并存，另有对文字有如音乐家处理音符般的能力。而人生的特殊履历，会令天赋被慢慢开掘、会令你原来的那点能力被渐渐强化。
　　莫里斯无疑是有天赋的，而她的人生处境，又使她和一般做国际采访的记者有所不同。几乎没有哪个记者能够复制一遍她的历程。
　　她原先被称为詹姆斯·莫里斯，是个男孩，长大后在当时的英国委任统治地巴勒斯坦当过兵；1953 年，那个时候的他曾是首次成功登顶珠峰的探险队的随队记者，同时代女性记者，很少能有同样机会。他成家，生了五个孩子。可是在她的内心，又从小就是个女孩。直到很晚，她才看到医学证明，她这一类人确实具有区别于常人的生理证据。在此之前，她当然和所有人一样，认为自己只是心理问题。她花了整整十年做药物治疗。几十年来，这个命运安排，使她以一个男性角色冲锋陷阵，又揣着女性的敏感和细腻。困扰、疑虑、迟疑和惶
　　恐，一刻不离在伴随着她，成为她认知的感受背景。也因此把她从年轻人很容易误入的坚定信念、黑白两分立场，自然而然地，由内及外，带到一个灰色地带。特殊位置固然带来尴尬，却也令她的社会视角、社交感觉更具丰富体验。她以双重身份切入社会和社会中人，角度深度，都与众不同。同时，莫里斯又是深切了解英国文化的威尔士作者，她对自己的祖国英国，也既有文化认同，又有保持距离的异族眼光。自身困境从小给她设置了难得的内省契机。她灵敏，又冷热适度。
　　这一切，反映到了莫里斯的行走写作中，也就是说，在通常的记者文体中，她或隐或现地更多加入了一般是作家采用的自我体验。她在自序中说得很对，她能够这样开始、这样写下去，必须感谢当时雇用她的两家英国名报，正在鼎盛时期的《泰晤士报》和《卫报》，是总编们容忍了她的特别。
　　所以，《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这本莫里斯作为记者和作家，50年来对世界各国的采访集，和她本人一样，是独特的。

　　审判艾希曼
　　1961年，我被《卫报》派回耶路撒冷报道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他是纳粹灭绝欧洲犹太人的计划——“最后解决方案”——的主事者。一年前，他被以色列情报部门从阿根廷绑架，此后一直被与世隔绝地关在耶路撒冷。照我的理解，这一事件并不完全是一场摆样子的公审，而无疑是一种犹太象征主义的表达。
　　豪斯纳立刻站起身来，开始陈述，带着一种如此热情的紧迫感，带着一种如此压倒性的历史感，带着一种如此受轭却又如此无碍的骄傲，带着一种如此被逐猎却又如此逐猎的燃烧的犹太性，以至于有几秒钟，我们似乎处在某个时空之外的界域，在那儿，从古至今的一切犹太人的嗓音能够同时、统一地发声。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时刻。对我来说，那似乎是一道百叶窗被打开——哪怕仅仅是暂时的——透过这窗，我们这些非犹太人能够窥进犹太民族的内心；而从那窗里面——哪怕仅仅是一两个世纪——犹太人自己能够有尊严地说话。这是本次审判的意义，也许是以色列的存在价值，对于豪斯纳博士本人来说，这必定是一个悲剧般兴奋的时刻。
　　他是这样开始陈述的：
　　这个法庭的以色列法官，当我站在你们面前，对阿道夫·艾希曼做出指控，我不是一个人。此刻，有600万起诉者和我站在一起……沿着这个民族走过的全部血迹斑斑的道路，自从他们成为一个民族的第一天起，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人，像希特勒的邪恶政权一样成功地制造出如此凶残的滔天罪行，而阿道夫·艾希曼就是执行该政权灭绝犹太人政策的实施者。在人类的全部历史上，没有别的任何人，能够让人针对他写出像刚刚读过的那样一份起诉清单。
　　我望着艾希曼，看他如何作出反应，半期待着想要看到他因为被列入这个令人恐惧的群体而在脸上掠过几丝变态的骄傲。但是现在，他靠在椅子上好好地坐着，手放在膝头，频繁眨眼，嘴唇微动，让我无法抑制地想起某些上了年纪的干瘪皱巴的家庭妇女，穿印花围裙，向后靠坐在椅背罩布上，一边换假牙，一边听邻居抱怨不停的闲言碎语。
　　眼下，无论如何，起诉人从可怕的总体描述下降到残忍的特例，并继续以冰冷的翔实与精确描述纳粹德国的兴起——一个步骤接着一个步骤，一个恐怖接着一个恐怖——反犹主义对华而不实的纳粹哲学的重要性，以及集中营里那些我们熟悉但却永远令人惊愕的灭绝技术。这是艾希曼的国家。他们说，他一直是个尽职尽责的管理者——起诉人将其描述为一个坐在办公桌后的杀人者——而这种系统性的文牍工作肯定也适合他的风格。整个起诉过程中，他认真而专注地坐着，只是到了那天上午快结束时，几个小时、一万个词语和一种恐怖的永恒之后，这位系着围裙的老妇人才开始有点烦躁不安，在椅子上轻微地摇晃身子，似乎正在渴望一杯上好的热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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