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选择沈从文、梁漱溟、赵树理、废名、王瑶、郭小川、邵燕祥等重要、典型的作家、学者在1949年至1970年代这一时期的生命历程为观照对象，通过大量的新材料，深入他们在时代的大转型大变动中的投入、挫折、碰撞、困惑和坚守，透视其个人性格、理想与时代、社会之间的交流激荡，重现了那个年月的社会风云，个人命运遭际、幽隐，以及精神的尴尬与波澜，检讨了历史经验得失及其包含的启示。
1.钱理教授是当代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他数十年专注于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命运史的研究，关注当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和人的进步，在广大青年中，在海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本书系钱先生“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之终卷，将当代知识人命运的抒写推到一个极其高远又极其细密的境界。当代中国社会种种复杂的思潮和运动、个人的努力与挫折、时代的诡谲与变幻，都成为一个个具体人生的波澜，令人低徊感慨。
2.本书系钱理先生沉潜十年之作。“这十年主要就是写这本书”。作者为此调研了大量的各类文献材料，包括当事人的作品全集、述回忆资料、相关机构档案文件、海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等，大量新的发现带来大量的新的思考和认识。
3.本书在学术上具有重大的创获和突破。书中研究的沈从文、梁漱溟、赵树理、废名、王瑶、郭小川、邵燕祥等作家、学者，在中国现当代上都是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人物，且自身也是非常富有魅力的人物，经由本书，读者将发现一个个全新的立体的更真实的沈从文、梁漱溟们，发现他们真实的思想、关心、尴尬、曲折和坚守，他们的大，他们的小，充分感悟其人生命运的波澜起伏与历史的诙诡。
4.钱理教授的语言文字一向充满智慧和激情，在明白透彻的思辨之中，注重讲述历史与人生的细节，探照心灵深处的波澜，体贴入微，又引人入胜，读来让人欲罢不能，如同享受思想、智慧和知识的盛宴。
钱理当代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l939年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他以对20世纪中国文学和社会的深刻探索，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对20世纪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的总结和反思，受到了海内外的高度重视。主要著作有《心灵的探寻》、《周作人论》、《周作人传》、《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丰富的痛苦》、《大小舞台之间》、《1948：天地玄黄》、《学魂重铸》、《话说周氏兄弟》、《与鲁迅相遇》、《语文教育门外谈》、《生命的沉湖》、《我的精神自传》、《活着的理由》、《梦话录》、《我的家庭回忆录》、《二十六篇——和青年朋友谈心》等。钱先生的著作深度读者欢迎，有些是发行数十万册的书，他主编的《新语文读本》发行量数百万套。钱先生还是北京大学学生评出的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名列首位），也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影响力、受关注的人文学者之一。
目录：
1.“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总序
2.1949-1980：沈从文的坚守
1949年初，当经过1948年的大决战，的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世人或满怀期待和喜悦，或充满疑虑以至疑惧，准备面对新中国的诞生的时候，文坛上爆出一个事件：3月28日，在三、四十年代拥有广泛影响的作家沈从文用剃刀划破了颈部及两腕的脉管，又喝了一些煤油，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在当时即引起强烈的反响，以后就成为新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个“谜”。它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提出了一个易代之际知识分子的选择问题。
3.1949：废名“上书”
1949年4月1 日，废名写完《一个中国人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在文前郑重写上“献给中国党”几个字，托时为中央人民副主席的转呈高当局，因其在武汉读中学时董在当地任教，与之相熟。是为“废名上书”，是建国伊始，知识分子与新的执政者——中国党和新政权关系之中，一个并未引起注意（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的历史叙述）的“事件”。
4.1951-1970：赵树理的处境、心境与选择
赵树理感到不安的是，“广大人民不了解内情，从某一阶段上的社会关系上，把我和有些人（指当时批判的重点，也是赵树理一直格格不入的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摆也摆在一起，扫也扫在一起”，他因此期待未来的历史评价——
5.1952-1969：读王瑶“检讨书”
在检讨里，王瑶一再说自己“很高傲”，“有严重的看不起众的毛病”，“我很骄傲”，“我很自高自大”，“夸夸其谈”，“狂妄”，等等，“自高自大”一语就先后用了四次；其次，就是不厌其烦地承认自己“把主要精力都放在追求个人名利的写文章上”，“我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一切都从个人出发”。后总结自己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也是归结为“自私自利”与“自高自大”两条。
6.1953-1974年间的梁漱溟
梁漱溟与毛泽东，是二十世纪中国不可忽视的历史人物，都出生于1893年。人们不免要谈及这两位同龄人的关系。让人津津乐道的，自然是1953年梁漱溟的当面顶撞，期间1974年梁漱溟对毛泽东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的公开质疑。对此，研究者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这是1949年以后，“仅此一例”，足见梁漱溟之风骨。这样的评价梁漱溟是当之无愧的。但人们却往往忽略、或者不愿正视另外两个事实：一是直到晚年（1983年）在谈到1953年和毛泽东的冲突时，梁漱溟还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说话不讲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害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与事实不大符合，我的言语也是与事实有很大的不符合之处的，这些在争吵时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的------”
7.1957-1959：郭小川的命运起伏
这样的革命想象、延安经验，在1949年以后，就成了郭小川思考现实的精神资源。特别是他调到作家协会以后，越来越深地陷入了官僚机构的泥潭，陷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旗号下的复杂的派系斗争的泥潭，他更是无时不刻地怀念延安等根据地，特别是部队里人与人之间相对简单、纯洁、真诚的关系。
8.邵燕祥：一个知识分子的死与生
二十四年后，邵燕祥收到了当年被批判对象L君的来信，说就是邵燕祥在批判会上的个揭发，使得他“右肋挨了重重的几下”，并且从此不得翻身，1962年被谪放到贫困的地区，过着劳动改造的生活，还蹲过监狱。信中他指责邵燕祥在关键时刻没有“守住真理”而“多走了一步”，而因此“换来了从（右派）行列里个站了出来，坐上大车走了”。
9.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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