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学（全4册）_汪涌豪，骆玉明主编_9787547313367

本书分为诗体、诗题、诗法、诗评、典故等部分，对相关诗学理论做了介绍。

　　序言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古代丰富的诗歌遗产，至今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受人关注和喜爱的部分之一，也是东西方其他民族流连咀嚼、体味这个古老民族悠远历史和灿烂文明的津梁。
　　自上古初民在劳动、祭祀中，创制了许多歌谣讴诵算起，诗歌在中国古代，经历了数千年漫长而不间断的持续发展。它由“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而至“诗人情性”、“唯歌生民病”，一直到近代被尊为“改造国民之品质”的精神教育“要件”，因着中国人崇尚实用理性、关注道德教化的认知习惯，一直负载着远超出其体制本身所能承担的高尚使命。加以传统诗歌的开创性作品《诗三百》后来被儒家抬升为“经”，诗歌与时政及世运的关系被认为本来就至为密切，当将一己心智投诸创作，诗人们的思绪不免越过具体的字句篇章，而直接将书斋雅事与官衙、朝廷连接起来。发意苦吟，原为陶写一己情性，而这情性，往往关联着社稷盛衰、生民哀乐。因此，举凡以诗论政，并用诗以证史的情况屡有出现。即诗人本人，也每以“诗史”相期许。这造成了一些诗歌□终失去了情韵之美，成为败笔，而以诗为小道的议论间被提及，也让一些执着于诗人本位，同时岸然以更高远的追求自命的才士倍感尴尬。
　　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汉字这一极富形式感与表达力的文字的规则制定者，汉语言□老熟的运用者。本着对诗歌用字、体调和风格的敏感，他们罄心血、竭思虑，努力于摛采、调声、属对和病累的探索，在创作中展示变幻无穷的艺术图式，创造了姿形丰富、迭巧翻新的诗歌体类和风格。所谓“诗之为体，二十四名。赋、颂、铭、赞、文、诔、箴、诗、行、咏、吟、题、怨、叹、篇、章、操、引、谣、讴、歌、曲、辞、调，皆诗人六义之余”（许觊《彦周诗话》引元稹《乐府古题序》）。“举其巨族，厥有三支：一曰诗，二曰骚辞，三曰乐府。”（毛先舒：《诗辩抵》卷一）而社团、体派之多，作品风格之丰富，几令人目迷五色，每生不胜接览之感叹。
　　依今天所能见到的历代载籍、官私着录，可知保存有诗歌的典籍浩如烟海，数目庞大得几难统计。而人们尚未经眼，或遗失域外，未散出回流的文献中，这类典籍也不会少。与此相联系，诗人的数量也有一个重新厘定的问题，不仅明清两代尚有许多诗人有待发掘，即明清以前，不同程度地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此外，因古代诗歌地位崇高，创作繁荣，诗学批评异常活跃，所诞生的成果之多，不但丝毫不逊色于东西方其他民族，有的在发育时间和生成形态诸方面，还卓然越出其上，即形成了一整套有内在联系的诗学理论及批评术语，进而上升为可以涵括诗歌创作诸要素本质联系的概念和范畴，还创设了根植于传统哲学观及思维方式的诗学批评方式。由于在古代，诗人与批评家往往一身两任，这些观念和方法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力便实在不容人小觑和低估。然而，已有古代诗学理论典籍的整理工作，至今也未完成，对像清代诗话那样人们尚不悉知其家底的搜求、清查工作，仍有待深入展开。正是基于这种情况，人们完全有理由说，直到今天为止，任何对古代诗歌发展历史的研究和总结，都只是一种受古诗辉煌成就的吸引，意在契近其价值本体的阶段性行为，而成就一代诗歌史巨着,似尚有赖诗神的垂青，当然，主要是后起者不懈的努力。
　　这样说，并非认为在考古或考订工作尚未结束之前，对古代诗歌的研究工作没有必要或不可能展开。一者，基于古代相关史料的丰富程度，考古或考订工作怕永远不会有终结；两者，这类工作本身，也有赖研究的深入而获得新的契入点和突破口。唯此，自20世纪初□□部《中国文学史》诞生以来，各体分类文学史迭有出现。如出版于三十年代陈钟凡氏的《中国韵文通论》，龙沐勋氏的《中国韵文史》等，集中讨论了包括诗词曲赋在内的各体韵文。出版于二十年代的李维氏的《诗史》，三十年代陆侃如、冯沅君氏的《中国诗史》等，则就古代诗歌的形成和发展，作了详略不等的专门论述。此后各家基于不同的文学史观，运用各种方法，更多有着述。特别是近几十年以来，这方面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原先尚未涉及的，经论定得以充实；原先尚嫌疏朴者，经补充渐趋完密，这已然为全面总述该论题的研究着作的出现，奠定了扎实基础。
　　本书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写就的。它意在吸收、总结前人时贤的研究成果，择要地对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历史，以及在这一历史长河中出现的重要人事、作品、流派和理论批评成果作出介绍。格于体例，以力求公正客观地反映论题原貌，较全面系统地介绍有关诗学的基本知识和情况为主。资料取用注意翔实可靠，议论裁断唯以允协为务。尽量排拒个人偏向和主观色彩，而让不当丢弃的学术识断，隐然贯穿在史实的陈述与章节条目的绾结联系之间。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