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依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充分运用历史的整体分析方法，以真实史料和未刊档案资料为支撑，通过严谨考订，全面客观地展现了袁殊光辉而又坎坷的一生，着力展示其历史功勋。这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现实中，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袁殊传记》依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充分运用历史的整体分析方法，以真实史料和未刊档案资料为支撑，通过严谨考订，全面客观地展现了袁殊光辉而又坎坷的一生，着力展示其历史功勋。这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现实中，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是非功过任谁评？
（代序）
袁殊这个名字，对很多人来说，是陌生的。随着电影、电视、网络、报刊等媒介对谍战剧的热捧，袁殊这个人的人物形象，渐渐走入了我们的视野。
袁殊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袁殊（1911.4.27-1987.11.26），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蕲州镇人，原名学易，又名学艺，曾使用诸如碧泉、逍逸、严军光、曾达斋、啸
一、温超等很多化名或笔名。
长期以来，海内外有关袁殊的著述，数量不多，但观点不一。说他是“落水文人”“文化汉奸”有之；说他是国民党中统或军统特务有之。但随着相关史料的解密，人们越来越确定他是潘汉年手下的一名得力干将。
学界很少有学者对袁殊的特殊经历进行有见地的、系统的学术梳理。2015年，天津师范大学杨名宇撰写的硕士论文《袁殊的情报工作（1931-1945）》通过剖析袁殊在1931-1945年的情报工作经历，试图“还原”一个挣扎在现实战争与意识形态斗争中沉浮的基层特工的“真实情况”；该文作者既不认同袁殊是一个混入中共党组织的国民党特务、汉奸、日本特工，也不认同袁殊是一名意志坚定的中共谍报人员，而是认为袁殊作为有血有肉的情报工作者，其矛盾行动中必然隐藏着其真实的复杂心理与动机，．且这种心理动机在历史与他本人的互动也是在不断变化；其行为背后隐藏的复杂心理，既有对共产党胜利的信心，又包含着对于事业成功的野心；袁殊并非一个信仰坚定的革命家，而是一名自信的投机者，人生的押注全在自己对于局势的判断上；他情报工作的成功在于他长袖善舞的社交能力与对历史流向的正确判断，而他后半生的牢狱之灾，也基于他对革命政权认识的错误判断。这篇硕士论文的分析与结论，很有新意，但其主要观点及结论与历史事实不相称，值得进一步商榷。
……
对此，谭元亨发出无限的感慨：“袁殊已经牺牲得太多了，为什么还得背恶名？也许，是他当日隐蔽得太成功了么？以至今日仍为人所不解？！但这绝不是理由！”
为维护袁殊名誉，1997年4月，袁殊后人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尹骐侵害袁殊的名誉权。1998年4月，记者采访为袁殊名誉权官司奔波一年之久的袁殊女儿曾曜。据曾曜介绍，1992年她看到尹骐《潘汉年传》后颇感意外，于是，向有关部门反映，有关部门针对此书存在的问题，向公安大学出版社提出不能出版此书。曾曜得到的回复是：此书内部发行，以后不再出版了。1997年4月，北京正见永申律师事务所朱元涛任袁殊名誉权案原告方代理律师。他认为：“一、尹骐书中贬低袁殊功绩、贬损袁殊人品之处颇多；二、引发袁殊名誉权案的责任完全在尹骐；三、妥善解决讼争的关键在于尹骐公开认错。”
这场官司，最终结果却是不了了之。
2002年，尹骐发表《袁殊谍海风雨16年》新作，对袁殊的评价与其之前的描述有所区别，其中写道：“在中国现代情报特工史上，袁殊是一个颇为重要的角色。由于他的情报特工经历曲折，扑朔迷离，又不易被人理解，长期以来极少有比较客观全面介绍他的文字见诸报刊，袁殊是一个从贫困的学徒工到激进的左翼文化人；参加中共情报工作，又受命打入cc组织和受雇于日本情报机构，做所谓‘白皮红心萝卜’；第一次被捕，政治思想弱点暴露，‘转向’后的彷徨，在敌人面前，袁殊没有自首叛变，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也没有大义凛然，坚决拒绝敌人的任何要求。他的被捕并没有引起组织的被连锁破坏。袁殊在敌人面前所采取的是一种表面上灵活、变通、圆滑、尽量保护自己，实质上则是某种退让、妥协的态度；徘徊在政治夹缝之间——第二次被捕——在汉奸的悬崖上；抗战全面爆发后，袁殊在上海就又同时和中共、军统、日本人三方面发生联系，同时为三方工作。不过在此后的约两年间，袁殊主要还是在为军统工作。原因之一，是中共还没有很重视他，进而充分运用他的计划。1937年冬，潘汉年撤离上海后，他和袁殊的单线联系就暂告中断，也没有别人再向袁殊提过什么要求。原因之二，是日本方面这时也没有对袁殊提出更多要求。岩井和袁殊之间也主要只是交换一些情报，尚无大的动作。而军统方面则对袁殊抓得很紧。众所周知，上海沦陷后，军统在上海十分活跃，不仅大搞情报，而且组织了一系列的暗杀活动，打击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头面人物。在这段时间里，袁殊确实为军统干了不少事，而且也真卖力，军统也因此而更看重他。公开的文化汉奸和秘密的情报工作者——周旋于两国四方间，最后回归到革命的行列。袁殊已经站立在汉奸的悬崖上，前进或是后退一步只在一念之间。从总体上说，抗日战争时期袁殊在提供情报和掩护中共情报活动方面尽了不少力。他在接受潘汉年代表中共领导的同时，也在时时处处为自己留着退路。对潘汉年交给的任务有时也并未完全尽心尽力。尤其是在潘汉年撤退到根据地之后，据潘汉年系统的一些人反映，有时去找袁殊联系，袁采取了消极应付甚至拒绝见面的态度。1946年袁殊进入解放区后，有关部门没有事先征求潘汉年的同意就同意袁殊重新登记入党，潘对此颇有意见。”该文对袁殊的评价总体上还是持肯定的态度的。
佐尔格曾说过：“情报工作是一门综合学科，既要懂军事学和政治学，又要懂社会学和心理学，不然就不可能取得对人民有用的资料，这是一套征服人，使人甘愿把情报送上来的艺术，所以它又是艺术学。”从袁殊从事情报工作的生涯来看，我们可以这样说，袁殊走过的是一条情报艺术的灿烂之路，虽崎岖坎坷，但充满着传奇和辉煌。湖北黄石市袁海湾社区袁家湖城中村袁氏宗祠2015年落成后，专门用一间房陈列与袁殊有关的书籍及物品，希望更多人知道袁殊的传奇一生。
让我们梳理一下史料，重新认识一下中共情报史上最多面的传奇特工袁殊充满传奇的一生。
孙宝根，博士，湘潭大学教授。苏州大学历史系历史师范专业本科毕业，获学士学位；苏州大学历史系世界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后。
是非功过任谁评？（代序）
第一章 苦难童年
一 书香门第出生
二 童年生活艰辛
第二章 奋发少年
一 有志不在年高
二 投身北伐战争
三 弃武从文谋生
第三章 时代青年
一 热血文艺愤青
二 首次赴日苦学
三 归国彷徨漂泊
第四章 新闻先锋
一 创办文艺新闻
二 报道左联烈士
三 首倡报告文学
四 知名新闻记者
第五章 情报入门
一 早期中共特工
二 加人中央特科
三 初试锋芒出险
第六章 卧底中统
一 巧妙打人中统
二 白皮红心萝卜
三 干社情报股长
第七章 岩井机关
一 日谍潜伏中国
二 打人日谍机关
三 提供战略情报
第八章 人青洪帮
一 青帮通字辈分
二 洪帮五圣山门
第九章 怪西人案
一 情报远东风暴
二 卷入怪西人案
三 首次锒铛入狱
第十章 消泯彷徨
一 寻找中共组织
二 再赴日本留学
三 妙带军用地图
四 重回组织怀抱
第十一章 潜伏军统
一 军统抗战管窥
二 戴笠起用袁殊
三 抗日铁血锄奸
四 赴港多方领命
第十二章 打人汪伪
一 周佛海的一面
二 汪伪特工总部
三 与李士群暗斗
四 卧底“清乡”运动
五 潜伏“兴建运动”
第十三章 秘密通道
一 智救地下党员
二 为党培育英才
三 地下交通要道
第十四章 幕后英雄
一 超级文化推手
二 智救鲁迅夫人
三 转移滞港精英
第十五章 到解放区
一 原来他是共党
二 解放区晴朗天
三 继续情报工作
第十六章 蒙冤平反
一 含冤人狱蒙羞
二 彻底平反昭雪
第十七章 盖棺定论
一 才情不减当年
二 无悔剑胆雄心
参考文献
《袁殊传记》：
第一章 苦难童年
蕲春袁氏家族曾是当地的一门旺族。据《蕲春袁氏家谱》记载：明洪武年间，蕲春袁氏远祖参加朱元璋的起义军，获得“百户”功名，从江西来到蕲州落户，出了几代读书人，成书香门第，当递嬗到袁氏第十七辈袁晓岚时，便家道败落了。
袁殊出生于农历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正是这一天，黄兴率120多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署，发动广州起义。其中72人的遗骸由潘达微等出面收葬于广州东郊红花岗，史称黄花岗起义。黄花岗起义虽失败，但其革命精神震动了全国，促使全国革命高潮更快地到来。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命运也注定了袁殊的一生是传奇的。
一 书香门第出生
袁殊的父亲袁晓岚是清末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蕲州镇的一名增贡生，幼年时，便有文名。稍长，去武昌入两湖书院及文普通学堂肄业，与黄克强、宋教仁、田桐、黄侃等人先后同学，为文字道义之交。
袁晓岚兄弟五人，祖业析产分家后，袁晓岚名下仅有两三亩花红园（类似于沙果之类的果园）。袁晓岚一度做过教谕。袁殊母亲贾仁慧出身官办盐商家庭。袁晓岚积极参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他是武昌日知会的发起人之一，后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成功后，袁返鄂任战时司令部秘书。1913年湖口、南京的革命活动，以及1916年讨袁运动和1917年护法运动，他都参与过。在新思潮的影响下，1919年，袁晓岚踏上了留法勤工俭学的路途。可是，船过新加坡，同友人上岸游玩，袁不幸将手脚都跌伤，一度留在新加坡医伤，后来回上海广慈医院继续治疗。未能前往法国留学，这是袁晓岚常常引以为憾的一件事。1920年，袁在广东任非常国会文牍主任。1921-1926年，袁晓岚积极“参加劳动运动，扩大国民革命的政权，反对帝国主义及北洋军阀”。
袁晓岚在外奔走革命，无法眷顾家中的妻儿。贾仁慧在家带着袁学易（袁殊）和袁学礼（比学易小4岁）艰难度日。贾氏身材娇小，又裹着小脚，不事农活，只能靠娘家周济和典当些许物品来维持生计。5岁时，袁殊便开始其3年的私塾生活。他自小聪慧、记性很好，尤其擅长记忆古典诗文，打下扎实的国学根基。1919年，贾仁慧的父母过世后，母子三人的周济便无，生活日窘。后来，贾氏接到袁晓岚从上海寄来的家信，便带着袁学易和袁学礼兄弟二人投奔袁晓岚。
对于袁晓岚，作为儿子的袁殊曾回忆：“他是国民党右派（同盟会会员），在北伐后做了几任县长，因身残志懦，以一个反动的、没落的小官僚而终其生。他不照顾、也无能力照顾家庭，母亲带着我和一个小我4岁于17岁病死的弟弟，受过贾仁慧的三姐（董纯才之母）的帮助，度过我饥饿的童年，直到16岁时，我就走入社会独立生活了。”
二 童年生活艰辛
贾仁慧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到沪时，袁晓岚仍在广慈医院疗伤。此时的袁晓岚已不名一文，自身难保，无力顾及家庭。贾只好投奔已定居在沪娘家的三姐，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的董纯才的母亲。
董家原在湖北大冶，怎么会到上海定居下来呢？
原来，董父是湖北省一位社会名流，在北洋政府黎元洪执政时期就任湖北省参议长，后对政局不满，罢官而去，跟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在护法运动中，董父属梁启超进步党一派，与孙中山政见不合，就同一些护法议员一起到上海定居下来。董家并不富裕，董父做议长时月薪有三四百元，但很快辞官不做，以后奔走革命没有资财。在上海赋闲了几年之后，董家生活无法维持，只好写信给当时的湖北省主席杨永泰，谋得个湖北资财管理处长的职位。后来，董父再度回家赋闲，生活也要靠典当度日。董纯才在上光华大学时，董父说：“我没办法供给你了，你自己设法生活吧。”于是，董纯才到南京晓庄追随陶行知先生去了。贾仁慧的哥哥，即袁殊的舅舅贾宝书有个大儿子叫贾伯涛，是黄埔军校一期生，曾任淞沪警备司令部政治训练部主任、黄埔同学会主席等职。
袁晓岚从广慈医院出院后，生计无着，遂投奔与黎元洪有翁婿关系的桂伯薪。桂时任浙江上虞县长。袁做中学老师，一年后在上海环龙路44号国民党中央驻沪机关工作。按理说袁有了固定薪金收入，袁家的生活应当不成问题了，可袁居然和所教的一位女学生姘居，弃袁殊母子三人于不顾。董纯才带着袁殊上学，历时年余，三个表兄弟的关系就和亲兄弟一样。袁殊晚年曾说过：“我们三家（董家的董纯才，袁家的袁殊，贾家的贾伯涛）在辛亥革命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起过不同的历史作用。”
袁殊母子三人于董家住了年余后，在外面租赁了一间小屋搬出来独立为生了。当年三十出头的袁母拖着两个孩子在上海何以为生呢？
一是以开“老虎灶”（流行于江南专卖开水、温水的店）、做针线活维持基本生活；二是靠教书补贴家用。袁殊小时候帮人卖过大饼、油条，擦过皮鞋，甚为贫苦。
1984年，袁殊重返上海，最想去看的地方，就是浦东三林塘小学的旧址，这是袁童年时代随姨表兄董纯才读书、玩耍之处，是袁憧憬和希望的起源地，但因滞沪时间太短，竟然没有成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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