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被称为地方之史，是研究一地历史状况的重要史料。《（民国）安次县志》为研究廊坊地区地方文化的第一手资料，此卷以民国三年刘钟英修，马钟琇纂的《安次县志》为底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现存于国家图书馆，计十二卷。正文前有关于此版的序言四篇，与天启、康熙、乾隆的志书相比，此版志书的内容更为完整全面，能够反映民国期间安次地区的全貌。
今廊坊市安次区，古称安次，元代称东安州，明清两代称东安县，1914年复旧名安次县。自金元定都北京以来，安次便为畿南首邑。此地“南接雄霸，北控燕云，拥三关而萦九河”，“北拱燕台，东环潞水，气映西山之嵯峨，、弧分津门之澎湃”。这样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促进了古代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凡城市村墟，星罗棋置，烟火万家，亦彬彬乎名区也”。地杰而人灵，民富而文萃，“以致涵灵毓秀，酝酿人文”。其实，作为汉代就已立制的古县，风华物茂，名流久传，“名卿巨公，忠孝节义彪炳于载籍者，实甲于渤海诸邑”，而安次的优秀历史文化、名人风骨无不有赖于县志的记载与留传。
国有国史，县有县志；史存国续，志纂县兴。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史载一代兴亡之迹，志备一方文献之征”。县志对于一个县而言，就是其历史渊源和人文根脉，是凝聚一方、地域认同的载体。游子萦牵梦里、叶落归根的深厚情感，后人见贤思齐、崇德求义的良风善俗，无不真切地体现在县志中，又无不依赖于县志得以弘扬。而县志的修纂和县志的整理，是珍存一县历史全貌、挖掘传承一县文化的前提和基础，需要全县各界人士共同重视和攘助。
最早记载安次的志书为元代《东安县图志》，该志虽在明代《文渊阁书目》、清代《（光绪）顺天府志》中都有记载，但编纂者与卷数均已不详。其次为明初《东安县志》，编入明代《文渊阁书目》时已是“志久佚，无法考知卷数及撰者”了。还有明嘉靖时本县人张文举编纂的《（万历）东安县志》，明后期收藏入内阁，清初佚散，也无法确知卷数详情。现存最早的县志为明天启五年（1625）刻本，即由明代郑之城、边仑等修纂的《（天启）东安县志》，记事止于天启五年。清代的有康熙十六年（1677）付梓的《（康熙）东安县志》，由王士美始修，李大章等终稿；另有乾隆十四年（1749）刊刻的《（乾隆）东安县志》，由时任县令李光昭聘任周琰编纂完成。民国时期则有1914年由刘钟英、马钟琇纂修并付梓的《（民国）安次县志》。这四种志书既有单行本，也有成书于1936的合刊本。明天启、清康熙两部《东安县志》在国内都是孤本仅存（现珍藏于国家图书馆），《（乾隆）东安县志》和《（民国）安次县志》亦存者寥寥。
今廊坊市安次区与廊坊师范学院进行合作，廊坊师范学院以金久红教授为首的科研团队，便以《（天启）东安县志》《（康熙）东安县志》《（乾隆）东安县志》和《（民国）安次县志》的初刊本为底本，以《安次县旧志四种合刊》本为对校本，对四部珍稀旧志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点校，历时五年而成。这项工作，无论是对安次县志本身的文本存传，还是对当地历史文化的挖掘、传承与弘扬，或是对地方区域历史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县志的整理有助于地方区域历史的研究。地方志对区域内政治、自然、经济和人文的发展传承有较全面的记载，“盖县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也。史载一代之兴衰，详而靡遗，志补一方之文献，信而有征，皆足以追往古勖来今，其旨渊哉深乎！”其次，县志的整理有助于地方社会的治理。县志对地方官员可以起到旌善彰恶的警示作用，“服官而勤政治，居乡而砥躬修”，“邑之有志，所以载古今事迹之殊，而吏之贤否，亦于兹可见也”。县志对地方官员可以起到资政辅治的借鉴作用，正所谓“邑之有志，所以征文献、端吏治而正民心者也。邑之有志，所以记载事迹，表彰人文”。“俾官于斯者可以考利弊、知民风，生于斯者可以去朴陋、进文明”。安次县志中记载了历代乡贤济贫助赈、捐学兴学的大量义举，歌颂了求荣知耻、急公近义、爱国奉献的各类人物，这些人物、事例和精神，在古代发挥着德化一方百姓、引领当地社会风气的重要作用，在今天也可以给我们提供宝贵的借鉴与指引。
以史为鉴，我国五千年文明得以传承，社会治理在鉴史的沿革中曲折前行。进入21世纪以来，优秀传统地方历史文化更加受到重视，国家提出了“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的乡村文化建设思想。在这个过程中，安次区委宣传部提出要对现存的安次县志进行校注整理与出版，这一工作值得大力支持与充分肯定。
2019年，正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谨以此成果，作为向党和国家以及安次人民的献礼！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