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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共同体 
定 价：6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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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著名经济学家考希克·巴苏的新作。巴苏教授考察了已经渗透到现实政策世界的新古典法和经济学，剖析了其方法论中的根本缺陷——对执法者和执法对象做出了不一致的假设。基于此，他运用现代博弈论，将执法者和执法对象纳入统一的假设框架，分析了法律如何通过创建“焦点”改变人们的信念，从而影响人类行为，并称之为法和经济学的焦点方法。焦点方法表明，法律要真正发挥效力，就需要构建起一座座执法和守法的信念大厦，一个个执法和守法的信念共同体。
法和经济学的诞生
幸运的是，法和经济学学科的出现并没有引发类似的存在与否的争议。人们已就此形成了一种合理的共识，即该学科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其标志是一些经典论文，其中□引人注目的是科斯（1960）、卡拉布雷西（1961）和贝克尔（1968）的论文，尽管该学科的起源也许还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在随后的岁月里，法和经济学明显成为一门极具影响力的学科。正如桑斯坦（2016）□近指出的：“法和经济学已经革命性地改变了法律思维，它很可能被认为是过去一百年里法学领域中□具影响力的知识进展。该学科的研究还对美国、欧洲和其他地方的监管者如何处理反垄断、环境保护、交通安全、医疗保健、核电监管和工人权利等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人们还可以毫不费力地继续指出法和经济学在许多其他领域的影响力，从金融和银行业相关监管措施的制定，到财政政策的形成以及用法律规范财政赤字等。显然，这是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学科。 然而，在法和经济学理论的应用中仍遇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提醒我们该领域仍存在的不足。□大的挑战之一是法律的执行。许多经济体，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长期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法律往往得不到执行。例如在印度，由于该国在独立后热衷于立法、其被殖民的历史甚至被殖民前的经历等原因，造成了印度的法律极其复杂（参见Roy and Swamy，2016）。由此产生的一个普遍现象是，法律常常在纸面上无可挑剔，却执行不力，印度人似乎集体倾向于对法律视而不见。 另一个相关的挑战是腐败。腐败在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和一些发达经济体中普遍存在，它不仅对普通民众的生活造成困扰，而且会导致不合理和破坏性的经济后果。但什么是腐败？它可以有多种形式，但归根结底，腐败是一种违犯法律的行为，它或由个人所犯，或与官员和执法人员合谋进行，正如在贿赂案件中发生的那样。是什么让一些法律生效，而另一些则被违犯而产生腐败？标准的法和经济学还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无法有效地理解腐败行为以及由此造成遏制腐败方面的无能，是法和经济学的重大失败之一。法和经济学标准模型存在的漏洞，可从以下现象中观察到：那些被委托执行法律的人往往执法不严或容易受贿，这导致了一个哲学上的难题——“谁来监督监督者？”。上述问题又会引起在一国内部级别越来越高的权力部门各自应该扮演何种角色的困扰。当前，腐败经济学已成为一大课题，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法和经济学学科。本书试图构建法和经济学的新基石，并据此对腐败问题展开更多探讨。 机构和执法者 与现代法律相对应的关键部分是其执行机构——警察、法官、法院等。事实上，我们经常通过执行机构的存在与否来区分法律和社会规范。人们一般认为，社会规范可以在没有正式机构的情况下得到执行，而现代国家是对应于法律的重要概念，正是国家赋予法律以□□。 有些读者可能会察觉到，我在上面使用了“一般认为”这样的限定语，表达了我在此的疑虑，他们是对的。稍后我将对这个问题展开详细讨论。事实上，我的这种怀疑源于一些人类学家的著作。他们的研究展示了在一些所谓的原始社会，如赞比亚巴洛策人的社会，其规范有多么复杂、执行得有多么正式。 值得指出的是，在传统法律思想关于国际法的讨论中，执法机构的存在与否一直是中心议题。的确，就全球层面而言，在协调国家之间的关系、国际贸易冲突和货币战争等跨国领域，并不会像一个国家在处理其内部冲突那样存在一个强制执法者。虽然有海牙国际法院（全称为联合国国际审判法院），但其执行法律和法规的能力值得商榷。我们试图通过创设各种国际机构，模拟建立全球层面的法院和司法系统，但它们的影响和作用是有限的。出于这个原因，各国经常自行建立机制来惩罚违反全球规则的行为。美国1996年的《赫尔姆斯-伯顿法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想要孤立古巴（从而伤害其经济），因而制定了上述法律，不仅要排斥古巴，甚至要惩罚与古巴进行贸易和投资的其他国家。这不仅是一种将法律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方式，也是试图创建一种尚不存在的全球管辖权的尝试。 一些国际组织，如国际劳工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布雷顿森林机构（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设立，以明确应对全球问题，它们将一些法律和规则应用于劳工实践、国际贸易关税，乃至全球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管理。这些措施是否奏效仍然存在争议，但所有人都清楚，在我们这个迅速全球化的世界里，仍缺少全球性的执法机制。1492 年哥伦布在美洲登陆，1498 年达·伽马在印度登陆，从15 世纪末开始，长途海上航行变得越来越普遍，对于国际执法的需求也日益增长。此后，海上的小冲突不断加剧，其中一个□著名的事件是1603 年2 月25 日凌晨，荷兰人在新加坡海峡劫持了葡萄牙船只“圣卡塔琳娜号”。当时有一位律师被要求为荷兰人的劫持行为进行辩护，他的名字是许霍·德赫罗特（Huig de Groot），也就是后来为人们熟知的格劳秀斯（Grotius）。此一案件使格劳秀斯在1604 年参与了国际法的编纂以及对这一主题发表了相关的著作，这被视为国际法的学术研究起源。 全球化继续深入、新的多国行动和倡议也不断产生，其中□重要的是欧盟和欧元区的出现，以及□近一些国家试图脱离欧盟或欧元区。伴随着这些全球化现象，对国际法及其执行机制等相关议题的研究变得日益迫切。虽然本书并不直接讨论这些议题，而是更多涉及方□□的探讨，但□后一章的确关注了其中的一些问题。
考希克·巴苏（Kaushik Basu），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和国际研究Carl Marks讲席教授。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出版图书《政策制定的艺术》等。
“比较译丛”序
前 言 第一章 导论 1.1 实践与学科 1.2 法和经济学的诞生 1.3 机构和执法者 1.4 本书安排 第2章 法和经济学简史 2.1 法律及其执行：一些案例 2.2 传统法和经济学简介 2.3 博弈论简介 2.4 “纸上的墨迹”批判与新古典谬误 第3章 法和经济学的焦点方法 3.1 信念的显著性 3.2 焦点和均衡入门 3.3 作为焦点的法律 3.4 法律的执行 3.5 焦点约束 第4章 先行者优势 4.1 扩展式博弈中的法律 4.2 子博弈精炼均衡：一个技术枝节 4.3 作为空谈和烧钱的法律 4.4 生活和复活 第5章 社会规范与法律 5.1 规范、法律和信念 5.2 社会规范与多重均衡：守时 5.3 作为焦点的歧视 5.4 童工和法律 5.5 公民、国家工作人员和统治者博弈 第6章 法律、政治和腐败 6.1 法律、治理和发展 6.2 权力与压迫：独裁、麦卡锡主义和猎巫行动 6.3 言论自由：有法和无法 6.4 腐败之害 第7章 理性、法律和正当性 7.1 □□理性 7.2 旅行者困境与理性的意义 7.3 带有行为特征的焦点方法 7.4 利益、怨恨和正当性 第8章 结语 8.1 前方的路 8.2 统计信息与道德 8.3 挪亚方舟批判 8.4 全球宪法的序幕 8.5 尾声
全球治理新秩序
目前，我们正处于困难时期。大量的难民和人们为了寻求更安全、更经济的避难之地离开家园，其人数之多令我们想起我们读到的关于圣经时代的状况。尽管全球的贫困水平在缓慢下降，但不平等却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乐施会□近的一份报告指出，□□□□富有的8个人拥有的财富总量，约等于世界一半人口（36亿人）拥有的财富总量（Oxfam， 2017）。我自己利用瑞士信贷的财富数据库进行的计算表明，□□□□富有的3个人的财富总量，超过了A（安哥拉）、B（布基纳法索）和C（民主刚果）三个国家的财富总量，这三国的人口总数则为1.22亿。在如此不平等的条件下，各国内部的政治分歧似乎也达到了□□□□的高度，这并不令人惊讶。自二战结束以来，民族主义的复兴和对他者的厌恶从未像今天这样明显。有理由认为，随着世界变得日益全球化，人们相互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多，冲突也在增加，并达到了让我们为这个社会是否还能延续感到焦虑的程度。 不平等带来的挑战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并导致各种类型的政治动荡。多年来，穷人和边缘化群体被告知，他们的处境是一种自然的困境，是上帝的意志，是大自然设计的一部分，或者仅仅是对他们过去犯下罪行的应有惩罚，包括前世的罪行（尽管没人知道这究竟是指什么）。此外，一些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则添油加醋地声称，我们在世界上看到的不平等，是人们在工作和闲暇之间自由选择的结果。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一事实，大多数的人类不平等在人们出生时就已形成。由于婴儿不会在努力工作和闲暇之间做出选择，因此这些不平等也不可能与选择有什么关系。那些灌输给人们的神话要使大家确信，贫穷只是来源于他们自身的所作所为。 随着法律变得越来越复杂，一种新的剥夺形式开始出现，那就是法律服务的获得。如果你请不起律师，就有可能永远不能主张某些权利，而那些法律赋予你的权利只是一些纸上的墨迹。在一篇关于法律剥夺感的文章中，拉科夫写道：“在过去几十年里，普通的美国公民越来越无法有效地利用法院。”接着他列举了其中的含义：“在相似的案件中，没有律师代表的个人的败诉比例，要远远高于有律师代表的个人。例如，在抵押贷款止赎案件中，如果你没有律师代表，则失去房屋的可能性是有律师代表的两倍。”这些额外的剥夺常伴随着极端的不平等，意味着过度的不平等不仅本身是件坏事，而且是对民主的打击，因为它剥夺了穷人的一些基本权利。 不平等时代与信息时代的结合正在孕育着一场危机。这一现象背后有很多原因，正如我曾在其他地方指出的（Basu，2016b），两种技术的共同进步，即传统的“劳动节省型”技术和现代的“劳动联结型”技术使人们可以为遥远的公司和客户服务，是导致以下现象的主要因素，即在几乎所有的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中，劳动工资占GDP的份额在不断下降。随着人类的进化和大脑容量的增加，有可能一小部分人的智商会稳步上升，而不同人之间智商的基尼系数也随之上升，当然这纯粹是一个推测。这样就会导致普通人和专家之间的日益隔阂，普通人则会怀疑，那些专家给出的所谓□佳建议，往往只是对专家自己□好的。 这并非没有先例，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和发明家威廉·佩第爵士在土地测量方面曾做出过一些开创性工作。1654年，他受托调查爱尔兰的大量军队土地，在创下纪录的较短时间内，佩第用一些真正创新的方法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工作。但与此同时，他也被发现拥有他调查的大片土地。“佩第问题”成为我们当前一些政治不稳定现象的根源，这的确是一个两难困境，使得许多国家的大多数人都越来越怀疑专家。因此，真正的民主进程导致了拒绝专业知识和人才的结果，并以不适当的选择告终。 解决上述困境的□□方法是直面不平等问题。我们应该设计出明智的政策限制贫富之间的差距。如果对佩第自身可以得到多少土地设置一个上限，则他可以更好地为爱尔兰服务。在这里，我并不想立即跳跃至提出实际的立法干预措施，因为我很清楚地意识到，必须非常谨慎地设计这些措施，以免在试图限制不平等的同时损害个人和企业的激励。 虽然我们迫切需要解决不平等的挑战，但这并不容易，其原因在于，对于我们能想到的每一种法律干预措施，人们都会试图绕过它，由此导致相应的市场反应。例如，有些群体可以聚在一起，从而降低单个人的财富以避免纳税，但这些人却拥有不成比例的公共财产——公园、医院、学校——供他们自己使用。在国际层面，这意味着即使个别国家在内部享有更多的平等，但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也能达到惊人的程度。“全球不平等”这一挑战需要国际层面的政策干预，从而涉及了前面章节提出的议题。 一本关于社会科学基础的书，似乎并不适合探讨政策干预的话题，我也不打算在这里展开任何全面的讨论。然而，本书的主题对如何应对这些实际挑战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我想做一个简短的尝试。需要指出的是，这只是一个提示性的讨论，本着为今后工作拉开序幕的精神，提出了一些猜想性的建议，尚待进一步完善。 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监管执行不力的一个原因是，人们假定法律的力量来自国家。因此，一旦我们□□国家走向世界，关于法律的标准理念就会遭遇困境。正如萨拉特、道格拉斯和梅里尔指出的，“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合同将是无效的，因为没有规范性的声音。所以，如果要使社会契约具有约束力，就必须以它诉诸的国家为前提”。此外，在同一页里他们提到了霍布斯式的法律观：“如果法律只能由国家制定，那么没有国家的情况下还能存在的法律，是难以想象的。我们可以想象在国家缺席的情况下依然存在的审慎原则、理性箴言和正义概念，但是法律作为一种为解决社会纠纷而设计的可执行的行为准则，没有国家是无法想象的。”论述了这一点后，他们继续讨论了相反的意见，而这些相反的观点与本书提出的想法不谋而合。 霍布斯式的观点认为，法律只有在获得国家支持的情况下才具有效力，这种看法值得怀疑。本书认为，国家归根结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空虚的构建，它并非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具有外在的强大□□。国家的权力虽然重要，但也只是信念的产物，这些信念为普通人头脑中所有，包括其他人将如何行为的信念、对信念的信念，等等。当然，在我们如何构想一国的法律和国际社会的法律时，是有区别的。但是，经济学和法学著作中充斥着一种假设：法律不可能在超国家层面上有效，但这一假设是错误的。正如法律的焦点方法表明的，法律能够得到执行，是因为当我违法时，我会预料到其他人将怎样做；而其他人会采取这样的行为，又是因为他们预料到，如果他们不这么做也会面临另外一些人的惩罚。如果我们在国际社会层面也能够建立起恰当的惯例和信念，就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实行法治，正如在一国范围内那 样。这是因为，如同我们在本书中看到的，法律效力来自国家外生赋予的权力和□□的说法，是有缺陷的。 从国家层面走向全球层面，我们将面临巨大的挑战。但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集体的、可自我执行的协议上，这些挑战并非不可克服。这一领域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但大部分尚未被探索。 只要我们的生活被分隔并限制在不同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谈论一国的法律并就此打住，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人们参与的生活博弈基本上也是在一国范围内进行的。当然，自古以来就有贸易和旅行，但我们可以在分析中忽视它们，将其边缘化，然后再随意添加一个脚注以示歉意。随着全球化的稳步推进，我们就不再拥有这种奢求了。正如哈德菲尔德指出的，“廉价的通信和运输为我们提供了全球供应链。但是，要通过全球供应链使生产流程扁平化，所需的不仅仅是技术和集装箱船，它还需要解决如何协调、支持合作与交流等基本问题，以及解决经济生活剧变带来的外部性和冲突。” 由于全球化和数字技术的兴起，工作场所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使我们□□了仅凭法则区别信条就能解决问题的阶段。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很多故事，以耐克为例，它创建于1964年，其早期模式是在美国设计和销售产品，在国外生产。□初它在日本生产，随着日本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产量的扩大，耐克的生产工厂先后转移到韩国、印度尼西亚、越南、中国和拉美等地。由于人工智能的兴起，生产环节的一些工作未来有可能回流到高收入国家，因为德国的机器人迟早会抢走孟加拉国工人的饭碗。 在信息技术行业，全球联系表现得更为明显。印度经济增长的提速，可说是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改革和信息技术产业发挥积极作用的结果。印度的印孚瑟斯有限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由7名工程师于1981年创建，初始资本约为250美元，从事一些数据和后台工作，□初为美国公司服务。目前，印孚瑟斯公司在50个国家拥有1000多家客户公司，有近20万名员工遍布32个国家。上述变化给各国带来了希望和机会，但也造成了破坏；大量的就业机会在世界各地流动，随之而来的是政治问题和争议。如果对此管理得当，全球化将有助于我们促成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但它需要全球层面的规则和法律，在过去我们未曾见到过这样的规则和法律，而未来如何做到这点仍是一个疑问。 要了解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各种新问题，必须考虑社会和文化领域。人们聚集到一起，会带来□□□□的挑战。12如果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比邻而居，就可能导致文化和宗教上的冲突。善意的人们往往提出看似简单的解决方案。他们会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允许每个人都有权秉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但不能阻挠他人的信仰，或将自身的信仰强加于人。例如，这意味着我有权不吃猪肉，而你有权不吃牛肉，我们要做的是不把一群人的饮食规则强加给另一群人。同样，我们应该有权利崇拜一个神、多个神，或者认为没有神（也许这是□理性的选择）。为了能够和平相处，人们必须学会把这些行为视为属于自己私人空间的选择。善意推荐这种方法的人知道，要说服每个人都遵守尊重他人私人行为的原则并非易事。而他们并未充分意识到的是，即使这一原则也可能行不通。上述方法的设想是，只要我按照自己的宗教和文化的要求去做，与此同时让别人按照他们的宗教和文化的要求去做，就不会产生冲突。在刚刚讨论的关于饮食习惯和信仰规则的两个例子中，确实如此。但是在其他例子中，这些规范性原则就会遇到困难。这里有一个人为设计的明显例子。假设有些人群信仰的宗教要求他们左侧行驶，而另一些人群信仰的宗教要求他们右侧行驶。只要这些人生活在不同国家，那么允许人们按自己信仰的宗教去行事是可行的。但是当他们生活在同一个空间或区域时，这个原则就再也行不通了，至少这一原则是无法避免正面相撞的。 全球化的另一类社会和政治问题，源于我们无法共情地理解他人。当一个人只是生活在自己的文化空间中，正如我们中的大多数那样，就很难完全理解他人为何与自己不同。那些生活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农村、贫穷穆斯林地区的人们，在看到西方志愿者带着脊髓灰质炎疫苗来到他们的村庄时，会赶紧寻找藏身之处。本书的大部分读者会对村民的行为感到困惑。但如果我们能做一个换位思考的心理实验，就能更共情地理解他们的举动。 全球化正日益将各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置于同一屋檐下，在我们周边看到的冲突多根源于此。一国之内的法律并不足以应对这一新的挑战。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化解当前的全球冲突。□□种是利用多边机构，例如国际劳工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它们可以在各国之间开展工作，并进行相应的协调。一个很好的例子与劳动法有关。人们早就认识到，各国往往通过降低劳工标准、限制工会权利和削减□低工资等举措来吸引全球资本，从而产生了“竞次”的现象，并有相关的文献研究。为了对此加以限制，国际社会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例如国际劳工组织的国际劳工公约，这基本上是一份全球性的公约，以约束各国的行为。随着外包和跨国生产的兴起，相关的挑战将越来越突出。 为了使全球性公约和多边组织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我们必须在这些国际机构中建立更加民主的投票制度。例如，在布雷顿森林组织中，规则大致是根据各国对该组织的贡献获得相应的投票份额。这就好比在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制度中，人们按照他们缴纳的税额享有相应的投票份额，那么杰夫·贝佐斯、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以及其他一些有钱人很快会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拥有大部分的话语权，而这正是布雷顿森林组织采用的方式。为了使多边组织在世界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方式显然需要改革和重新设计。□重要的是，应该让人们相信这些组织是公平和代表全球意见的。 缓解全球冲突的第二种方式，也是当今世界日益需要的一条途径，就是制定一部全球宪法，一套我们都同意遵守的□低限度的规则。它必须发挥一国宪法那样的作用，为我们所有人都应遵守的基本法律规范提供基础背景。每个国家可以继续制定和实施本国的法律，但在制定和执行自身法律时不能违反全球宪法。建立一个“国际人道主义共同体”的理念，已有悠久的历史（Stone，2011），这听起来可能有些理想化，却是一个我们不能放弃的想法。如果不这样做，人类就会有灭绝的危险。国际冲突正不断加剧、各国之间的负外部性逐渐增强，它们不仅涉及气候变化（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还包括不协调的货币和财政政 策、失业以及随之而来的冲突。 全球宪法的目的是创造一个空间，使各国能够以不与其他国家的法律相冲突的方式制定本国的法律，但这并非易事。如果一些人信仰的宗教要求他们左侧行驶，而另一些人信仰的宗教要求他们右侧行驶，那么全球宪法该制定怎样的规则呢？每一项规定都会引起争议，而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又离不开这些规则。类似的问题还有，人们是否有权戴头巾（穆斯林妇女所戴）或穿比基尼？不管人们生活在何处，每个人都有权利穿他想穿的衣服，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我个人也赞同这种观点，但我也意识到，我们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即一个人的穿着必定会被其他人看到。一个人的个人自由应该到哪里结束，而另一个人的自由应该从哪里开始？穿戴者的权利是否大于看见者的权利？这些问题并没有清楚的答案。 阿玛蒂亚·森（1969）在一篇著名论文中探讨了“帕累托原则”和他所称的“□小自由公理”之间的冲突，他有力地论证了在一些公认的私人领域中，个体应该拥有□高的选择权，这一权利不能受到其他人的否决。森列举的一个例子是：一个人是否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本书，应该由他自身来决定，其他人对此的态度被视为是无关紧要的。森的论证导致了一个悖论，目的是为了促使我们思考：“帕累托”或“自由”，究竟哪个更重要。虽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同意“□小自由公理”，即应该存在一个私人领域，但这个领域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并不明确。例如许多人会认为，一个人有权穿他想穿的衣服，无论衣服颜色是□鲜艳的还是□黯淡的。然而，很少有人会捍卫一个人想要大声说话的权利。这种差异可能有一些生物学上的原因。我可以不被迫去看一个人所穿衣服的鲜艳颜色，却很难不被迫去听一个人大声说什么，这是因为我们有眼睑可以闭上眼睛，但没有耳帘可以闭住耳朵（我一直觉得这是万物构造中的一个主要设计缺陷，不管是谁设计的）。所以，问题依然是，即使我们承认个人拥有私人领域的权利，这个领域包括的内容及其边界仍然存在争议。如果我们尝试对此制定一些适用于所有人类、不同文化和国家的原则，争议就更为激烈。但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人们越来越多地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我们无法奢望能够逃避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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