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性利益犯罪的基本问题_李强著_9787519746728

我国财产犯罪的行为对象包括了无形无体的财产性利益。我国现行刑法分则在财产犯罪的章节名称中对财产犯罪对象的描述是“财产”，而在该章规定各个犯罪的具体条文中，则将之描述为“财物”。显然，“财产”的外延要广于“财物”，前者包括了财产性利益。但实际上，“财物”和“财产”是含义完全相同的表述。因此，财产性利益就被规定为我国所有财产犯罪的行为对象。这是一个刑法的基本却又难以论证的理论问题。本书从多个角度解决了这个问题。

序
刑法分则所规定的诸种犯罪类型中，财产犯罪历来引人注目。这不仅是因为其具有“损人利己”的特点而容易激发人性中的某些幽暗之处，从而引发此类犯罪的发生，更主要的是进入近代工业社会之后，经济往来活跃，财产的表现形式多样，财产不再局限于实物，而有不断向利益和价值形态扩张的倾向，财产权的重点也从所有权向债权、请求权转移，以有体物为核心而建构起来的传统的财产犯罪体系，在现代社会多种财产并存的格局面前，捉襟见肘、破绽百出，财产犯罪的理论体系亟需变革。在这种背景之下，李强博士研究财产犯罪特别是财产性利益犯罪，可谓恰逢其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与国外早已将财产性利益作为刑法保护对象的情形不同，从我国刑法的规定以及刑法学的研究来看，将财产性利益作为刑法保护对象，应当是21世纪以来的事情。作为本书研究主题的所谓财产性利益，是指财物以外的、无形的、具有经济价值的利益，它是根据人为的法律或者合同，能够让对方向自己进行或者不进行一定支付的权利。其不限于权利的取得之类的积极利益（积极的财产的增加），债务的免除之类的消极利益（消极的财产的减少）也包括在内。另外，不要求利益能够被永*保持（永*利益），暂时取得也包括在其中。具体来说，债权的取得、债务的免除、履行债务的延期、取得债务保证、让人承诺承担债务、签订报酬合同等，都属于获得财产性利益。在行为人以合法手段获得财产性利益的场合，当然没有问题，但在行为人以抢劫、盗窃、诈骗等违反刑法的手段获得上述利益的时候，是否成立财产犯罪，这就涉及财产性利益是否属于财产犯罪的对象、财产性利益如何成为财产犯罪的对象、当财产性利益成为财产犯罪对象时，其类型性如何区分等问题。本书就是针对这些新型财产犯罪问题的回答。在本书中，李强博士基于刑法解释学的立场，从比较法的角度出发，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具有独到立场的详细解答。
如在第*章“财产犯罪法律规定的比较分析”中，作者通过对《日本刑法》《德国刑法》关于财产犯罪规定的比较分析指出，我国财产犯罪的特殊法律规定模式，决定了财产性利益犯罪在我国具有相较于德国、日本更为广泛的存在空间，其理论构建也应有不同于德国、日本的路径选择。在第二章“财产犯罪中财产性利益的界定”中，作者指出，出于因应社会经济发展、严密法益保护的需要，通过对我国刑法相关规定的扩大解释和体系解释，可以认为财产性利益是我国财产犯罪的行为对象。在界定财产性利益的外延时，应以无体性、客观财产价值、确定且具体的利益作为一般判定标准。具体到盗窃罪等夺取型财产犯罪，还可以特别考虑该财产性利益是否具有可转移性。能量、商业秘密、虚拟财产、劳务等特殊的无体性存在，或者因为无法脱离其载体而独立存在，或者因为缺乏客观财产价值，或者因为欠缺可转移性，而无法被认定为财产性利益，或者无法成为盗窃罪等夺取型犯罪的行为对象。在第三章“财产犯罪中作为规范性支配的占有”中，作者认为，我国学者狭隘地理解了占有的事实性，将占有的事实性与规范性看作可相互独立存在的要素。实际上，占有的事实性支配要素不过是规范性支配的表象。也就是说，占有的本质其实是规范性支配。而一旦占有作为规范性支配的观念得以树立，将占有概念扩展应用于无形无体的财产性利益，从而形成“财产性利益的占有”这一概念，就是完全可行的。在第四章“财产性利益的占有的内涵”中，作者认为，财产性利益的占有及其转移的认定，应当遵循两个原则，一是财产性利益的权利人就是财产性利益的占有人，财产性利益自身的转移就意味着财产性利益的占有的转移；二是非财产性利益权利人，在获得权利人的委托、许可、授权时，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也是财产性利益的占有人，这一控制、管理、处分权限的转移，也是财产性利益的占有的转移。在第五章“财产权利凭证与财产性利益的占有”中，作者以财产权利凭证及记载于其上的财产权利为例，具体说明在占有、转移财产权利凭证的场合，财产性利益的占有及其转移的具体判断问题。得出了除非财产权利凭证与记载于其上的财产性利益完全结合为一体，占有、转移该凭证就等于占有、转移了记载于其上的财产权利，否则占有、转移财产权利凭证并不等于占有、转移了记载于其上的财产权利的结论。
阅读书稿之后，一个直观的感觉是，本书问题意识清晰，研究视野宽阔，具体论证深刻，研究结论既具独*性又相对持平，均在我国刑法学能够接受理解的范围之内，且在实务上具有可操作性，使我国有关财产犯罪的研究水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就我国目前有关财产性利益犯罪的现状而言，尽管有一些人仍然对财产性利益成为财产犯罪对象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但大多数人已经同意，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财产犯罪的对象。现在的问题是，财产性利益的范围有多大？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财产犯罪的对象？侵犯财产性利益的行为成立财产犯罪的具体要件为何？特别是针对财产权利凭证的犯罪该如何处理？对此，我国学界尚未达成共识。同时，鉴于我国当前刑法学界源自德国的规范论的研究方法和源自日本的事实论的研究方法的严重对立，有关财产犯罪，特别是财产性利益犯罪的研究也同样面临规范性研究方法和事实性研究方法之间的孰是孰非之争。在本书中，作者力图对这两种方法论进行平衡和协调，提出即便是事实论的见解，其中也蕴含着规范论的考虑，并基于这种立场对我国实务中的相关问题进行合理阐释和说明，从而得出了上述独树一帜的见解，让人印象深刻。特别是本书所主张的财产性利益犯罪理论的构建不能采用德日的路径；在界定财产性利益的外延时，应以无体性、客观财产价值、确定且具体的利益作为一般判定标准；占有的事实性支配要素不过是规范性支配的表象；财产性利益的转移应当区分不同犯罪类型具体判断等见解，都是前人所未言之见解，具有原创性，毫无疑问地代表着侵犯财产性利益犯罪这一新兴领域的*新研究水准。
本书作者李强是我在清华大学法学院任教之后所指导的首*博士研究生。在将他收入门下的时候，我对他有一个没有明说的要求，即第*个博士生具有标杆意义，具有宣示作用，今后凡进入我名下读书的博士研究生，为人为学，均参照这个标准。虽说这个要求对他有些苛刻，让李强同学在清华的几年过的有些辛苦，但他还是开了个好头，为后面的学弟、学妹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在就学期间，李强博士就以博闻强识、思想深邃、性情淡泊而让人印象深刻。他在毕业之后，进入社科院法学所，在一个除了要有学术鉴别力之外，更需要有定力、经得住诱惑的岗位上工作。虽然他平常并未就工作情况和我交流过，但从其领导以及同事反馈的情况来看，他的工作非常称职，这一点让我极为欣慰。在这个红尘滚滚、人们多以名利标准衡量所谓成功的时代，作为一个初出茅庐、举步维艰的年青学者，能牺牲自己的事业，青灯、黄卷相伴，为人作嫁，为中国刑法学的发展做着无声的贡献，实属不易。在此意义上，为师的为有这样的学生感到骄傲。
本书既是作者过往十几年潜心研究的一个总结，也是一个切换研究课题的新起点。作者具有良好的问题意识和比较法的研究视野，更具“小题大做”、见微知著的敏感性和洞察力，希望作者能够充分发挥这些优势，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有更多的新作问世。
是为序。
黎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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