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溯新文学精神之源_李振声著_9787208165243_河北知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本书突破以往对新文学的研究，对新文学史做出了不同理解。上溯其源，下沿其流，将中国新文学的精神源头重新追溯至晚清新思想学术运动，梳理阐述了晚清新思想学术运动如何为后来新文学基本精神品格的生成，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将中国新文学，尤其是其精神建构，重新纳入晚清以来最能代表中国思想学术水准的空间和视野，视其为晚清以来中国精神整体构架中的组成部分，打通其与晚清以来思想、学术之间彼此息息相关的关联。

重溯中国新文学由以生成的思想精神之源，也暗含了对什么是新文学精神内核和品格的重新思考，乃至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重新认识。与以往拘囿在文学的范围里谈论文学，谈到新文学的承传，只是去晚清文学那里去作搜讨的研究思路相比，更为切近新文学真实内在的精神源头。且同时从源头上提醒了当代中国文学，弥合其自1990年代以来出现的与思想学术之间的裂隙，恢复其应有的思想敏锐程度、深度与高度。

一、　缘起

稍稍知道一点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学术史的，应该都多少听说过林损怨怼胡适这一陈年公案。该公案事发于1930年代初，蒋梦麟出长北大，祭出改组北大的大旗，任胡适为文学院院长并兼国文系主任，致使国文系主任马裕藻、教授林损、徐之衡三人相继辞职。林损（1890—1940）早年受教于舅父、浙东名儒陈黻宸（介石），民国初时年甫二十即任北大文学教授。因为资格老，又有名士气，加上爱喝酒，讲学问写文章时便不免有借酒使气的地方，总之，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道的一批新锐和放洋归来、有留学背景的新派学者，相处并不融洽。近年整理出版的《吴宓日记》中，即记述有吴受邀入住林宅的一段日子，日常生活因受到种种匪夷所思、琐碎之至的侵扰，以致懊悔不迭的情景；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中的一段奇妙对话，同样也可以见出林损“固执怪癖”、与人难以融洽的一面。《知堂回想录》里所记的一段对话是这样的：

一天我在国文系办公室遇见他，问在北大外还有兼课么？答说在中国大学有两小时。是什么功课呢？说是唐诗。我又好奇地追问道，林先生讲哪个人的诗呢？他的答复很出意外，他说是讲陶渊明。大家知道陶渊明与唐朝之间还整个的隔着一个南北朝，可是他就是这样讲的。这个缘因是，北大有陶渊明诗这一种功课，是沈尹默担任的，林公铎大概很不满意，所以在别处也讲这个，至于文不对题，也就不管了。

这段对话，我也曾在给学生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论”时，当作课程的“楔子”和“入话”引用过。不过我的用意与解释，与《知堂回想录》中所推测的并不一样。知堂是将这段“妙对”作为谑而不虐的一则笑话来谈的，旨在渲染林损的处境和性格。知堂揣度林损讲学时的“语无伦次”和不惜错置时代，完全是因为跟人负气、使性的结果。但在我看来，林的“错置”时代，并非简单犯下的常识性错误，而是有某种“深意存焉”的，很可能是出于另一层缘由的考虑，那便是，要讲唐诗，或疏解某部分唐诗的源头，至少须得追溯到陶渊明那儿，才有可能讲得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这涉及一种值得我们留意的治学思路，至少不是可以轻易加以嘲笑的。你凭什么就断定，林损不是为了这层“历史的眼光”，在讲唐诗时，匀出大力气，去疏讲陶渊明的呢？当然我的本意并不在澄清林损上述被知堂老人幽默地称作“妙对”的真正本意。随当事人的作古多年，他的真实本意我们早已注定不得而知，除非有人能起林公铎先生于九泉之下。这也只是我的一种揣度和解释。而理解历史，不都得凭借解释吗？

我不赞成知堂的推测，自己另辟新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无非是想借这样一个机会告诉听课的学生，对中国新文学的理解，同样需要格外留意这样一种“历史的眼光”，不能只是“就事论事”。除了需要细致、深入了解新文学自身的“独创性”（这当然是最要紧的，了解得越多越好，否则就不成其为“新”！），还得了解“世界性因素”（也即是我们常说的外来影响）之于它所起的形塑作用，除此之外，还得适度明了，晚清新思想学术运动是如何为后来新文学基本精神品格的生成，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的。我所说的晚清新思想学术运动，大致范围为：在阳明心学、顾炎武、黄宗羲、戴震、章学诚等置身于时代大变局的思想学术，转换为晚清经世学风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接纳一切有助于应对中国现代危机的外来思想学术资源；虽通常采用古今文经学或汉学宋学的名目激烈驳难，但由以展开的，则是各自积极应对现代转型危机和重建文明秩序的种种设想；具体体现者则从魏源、龚自珍，至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严复、谭嗣同、宋恕、夏曾佑、章太炎、刘师培……。晚清以降，中国知识者承受着巨大的时代危机的压力，他们在积极应对危机的责任感、使命感的驱策下，以一种最新获得的世界性眼光，对本土思想文化传统作出新的诠释、梳理和评价，视野的开阔和所涉及问题的错综复杂，为中国思想文化开辟出千年未遇之新局面。中国新文学最基本的精神品格即肇始于此。我近年所作研究的关注点，也多侧重于此。我想就此、并很希望我的学生跟我一起作些梳理，以便弄清中国新文学最初和最直接的思想精神源头，是如何根基于晚清以降“五四”之前、中国知识学术对现代转型所带来的时代危机所作出的积极有效的回应之中的。

做这样的梳理当然是有感而发，是有所针对的。近年海外汉学过于抬举晚清以降、擅长以世俗生存技巧化解现代危机焦虑的欲望—消费性通俗写作的“现代性”，致力于重建“被压抑的现代性”谱系，意在推出文学史叙事的新方案。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新方案都将从根本上质疑并颠覆建立在“五四”启蒙精神理念之上的现代文学史叙事框架。而我对此一新方案则是存有难以释怀的疑虑。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当代文学身上越来越张扬的那种与过于物化的当代现实之间过于“亲密”的关系，不仅无助于我们洞悉自己复杂的现实境况，还可能妨碍我们对人无限丰富精神可能性的揭示，这份窘迫和尴尬，海外学者近年致力的对新文学本源的新解释，即一味提升晚清民间（尤其是以上海这一新兴近代商埠作为主要关目）以世俗生活技巧化解现代危机和焦虑的能力，对之作出远远超迈于前人的高度正面性的评价，似应承担一份推波助澜的责任。尽管事实上造成这种现状还有其更为复杂也更为直接和主要的现实原因。

二、　思路

不过，当我们面对近年来，西方后理论在国内思想学术界已有相当普及程度的现状，依照后理论中如福柯、德里达的说法，全部知识都不可避免地置于权力关系之中，因此我们不仅不可能回到或重新据有那种所谓永恒在场的本原、源头或起源，而且恰恰是要将破除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的诱惑和迷思作为我们的当务之急。对德里达说来，真正的本原、源头和起源，是再也无法、并且永远无从被（重新）据有的；任何在场的本原，任何被对象化地据有、掌握、认知的本原、源头和起源，都并非它们自身，而不过是它们的踪迹；真正的本原永远置身在“延异”之中。以拒斥形而上学的名义，后理论毅然阻止乃至取消了对本原、源头和起源的追问与寻求。对传统形而上学所憧憬和渴求的那种永恒在场、自身同一、完满自足的本原、源头、起源之说，后理论认定自己该做的唯有以“不！”来予以喝断。后理论对本原、起源、源头的批判和解构，确实在相当的程度上敏锐犀利地洞察到了人类认知过程中所不免的主体的张狂和虚妄。但后理论本身也不是没有它的问题。德里达“延异”说旨在将所有的事实判断和价值认知统统无限搁置和推迟，这中间即不免有将相对绝对化之嫌。他将对认知因来自主体的建构或遮蔽所导致的有效性的相对缺失这样一种正确的观察和必要的警觉，推向了极端，放大至无限，以致单方面关阖上了事实判断、价值认知所有有可能臻达有效之境的门枢。

古希腊戏剧中，为了解除人物所遭遇到的非人力所能祛除的悲剧命运，往往会动用一种由神祇突然降下的机械装置。中国新文学当然不可能属于一种突然降临、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文学现象。它有它错综复杂、沉潜往复、曲折进展的生成、衍变过程。有它的来龙，也有它的去脉。只是这种来龙去脉可能远不像我们原先以为已经明了的那样显豁明朗。它的诸多隐秘、隐曲、沉潜的地方，尚需我们剥笋抽茧、层层深入地去思忖、去琢磨和揣测、去把握和揭示。

理解中国新文学的真实源头是重要的，否则，我们很可能既无从真正明了新文学的“新”到底“新”在什么地方，也极有可能在文学遭遇到种种当代困境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判断力和认知力，将因之而变得极为孱弱和暧昧。

在已有的有关中国新文学源头的研究中，注重从“五四”新文学之前的中国文学那里去寻索新文学的源头，是一种最为基本的取向。20世纪30年代初周作人在他的辅仁大学演讲稿《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里，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源头上溯到晚明的公安、竟陵派文学那里，即较早地提示了这一思路（暂且不考虑这里边显然有着周作人以“言志”“性灵”一脉抗衡被他归入“载道”谱系的、注重政治抗争和社会革命的30年代左翼文学的动机和策略）。在这之前，无论是1917年前后草创初始，陈独秀坚邀胡适等人揭树“绝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文学革命”大旗，还是胡适稍后写出的、尽可能讲点学理的长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乃至延及1930年代初，新文学业已大获全胜坐稳江山，胡适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理论建设”卷所撰写的导言里，截然否认旧文学有开出新文学之源的任何可能性的口吻，均未因时间的迁延而出现过丝毫的松动。（而事实上，此前的周作人不也曾以“人的文学”标尺，将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这批中国古代小说中最值得夸耀的作品几乎一概予以抹杀的？）20世纪80年代，依然有研究者相当郑重其事地旧事重提，赞同周作人所提示的思路，主张将新文学的精神源头上溯到晚明文学（如吴中杰：《现代文学史研究要破关而出》，1982），由此也可见出此一思路挥之不去的魅力之一斑。中国新文学史这门学科的奠基人王瑶先生，同样也格外看重鲁迅的新文学创作之与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之间的那层隐秘关系：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一文，着力讨论的主题，即为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鲁迅小说与古代诗歌以及鲁迅短篇小说格式与《儒林外史》之间的精神联系；而写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故事新编〉散论》，则着重讨论“新编”中鲁迅所自嘲的“油滑”因素，是如何汲取了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又如何做了创造性转化的；它们均是当时具开风气意义的“典范”性研究文本。

此一上溯的取向有其特定的解释力。它是以历史的连续性和整体性作为信念，并且的确在相当的程度上揭示了新文学之于中国传统文学之间的那层血脉亲缘关联。但此一思路也有其迂远疏阔的一面，不足以揭明新文学最切近的思想精神源头。“五四”新文学的主体与中国固有的文学传统有本质的区别，这是事实，也是治新文学史者所应拥有的一个基本共识。因为，积极应对严峻的现代危机，并由此产生的对现实的强烈批判精神，以及从这种危机意识和批判精神转化而来的对于现实的强烈责任感，加上与之紧相缠绕的、最大限度地接纳一切有助于应对中国现代危机的外来思想资源，这样的精神气度，只可能出现在晚清以降，而不是晚明或其他更早的时代。

日本中国现代文学及思想文化研究家木山英雄先生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一文，对鲁迅兄弟在章太炎直接熏陶下，将外来现代性资源和中国传统资源转化为中国现代语境的努力所作的独到分析，其思路和体贴对象的精深程度，均曾对我有过冲击性的影响力；曾在方法论上对木山英雄氏有所启发的小林武《关于章炳麟——作为方法的语言》一文，从章太炎小学功夫入手对章氏特有的思想结构的剖析，同样也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只是他们的思路还有着向更开阔的视野作进一步拓展的空间，而这一部分的空间，我想也正是值得我去为之作出努力的方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海外学者王德威（参见其题名同为《被压抑的现代性》而副题分别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二文）、李欧梵（参见《上海摩登》一书）等牵头（其实林培瑞对清末民初通俗小说，尤其鸳鸯蝴蝶派文学相当深入细致的研究，要远早于李欧梵、王德威，20世纪80年代即曾翻译介绍至国内，但影响却远小于后者，令人有与时运相扞格的“生不逢辰”的慨叹），加上各种“后学”理论的策应，学界似出现了某种强调和拔高晚清以降通俗文学的地位，并用以质疑新文学传统正当性的趋势。此一研究态势致力于挖掘和倡导一种自晚清以来在中国出现，而在此后一直处于“被压抑”状态的“现代性”，并由此相应地构建起从《海上花列传》、“鸳鸯蝴蝶派”小说，到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大陆文学的“另类”“现代性”线索，旨在质疑和消解“五四”以来、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主流思想史和文学史叙事思路。其力主将新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被遮蔽、压抑的一面重新提示到了人们眼前，恢复和丰富对新文学实有面目的应有认知，对以往的左翼文学史观、启蒙主义叙事思路的确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纠偏，也拓展了人们对新文学由以发生、发展的内在资源、动机的理解和解释空间。如何才能保持新文学史叙述内部所必不可少的多重、错综的对话空间，努力还原新文学本身的丰富和复杂层面，以免重蹈以往有关新文学叙事中因过于单一而严重排他、甚至唯我独尊的意识形态的覆辙，应该是这一研究思路的出发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欲望和消费主义写作逐渐兴起，而鼓动、怂恿这种写作的批评，则在慨叹文学和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在为这种“边缘化”的必要和合理作出论证，以致不少80年代卓有建树的作家、批评家也纷纷“告别”“现代”和“先锋”，回归所谓的“日常”和“民间”（最近一二十年间，陈思和的“民间”解释构架，以及基于此一构架对20世纪50—70年代“潜在写作”的谱系勾勒和高度评价的文学史叙述思路；王晓明的“半张脸的神话”之于“日常生活”的暧昧、可疑一面的警觉和批判；都是相当严肃并富有解释张力的研究。但泥沙俱下、鱼目混珠的情况也极为严重，因而须作严格分析和细致厘定）。在处于急剧社会变迁的当代中国出现新的、异常复杂和严峻问题的时候，当社会各个阶层在现实面前身不由己地做出充满激情和紧张思考反应的时候，中国当代文学或当代文学中的相当部分，却并没有介入这些思考和激情中去，以应有的文学水准对现实作出自己的回应和互动，而是急着去谋求与市场、商品之间建立起某种亲密的关系，以致放弃和丧失了以自己擅长的文学话语、积极主动地参与现实反思和批判的能力和可能性，以致一时蔚成风气的所谓“市场对写作的解放”“市场经济带来的写作自由”，其所带有的暧昧和可疑性质，无从及时、有力地被质疑或得以解明。而90年代以来海外学者对于晚清以欲望—消费为主要特征的通俗文学所作的重新挖掘，则似有在文学史论层面上为之推波助澜之嫌。这一过于看重市场和欲望—消费性冲动的“现代性”意义的研究思路，对晚清民间以世俗生活技巧化解现代危机和焦虑的能力显然估计过高。事实上，正像晚清以世俗技巧化解现代焦虑式的欲望—消费性通俗文学写作，只能是对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危机的一种“想象性”解决，因而根本无法成为解决当下中国问题的历史参照，其与生俱来的鄙俗品格，同样也承担不起中国新文学精神赖以生成的那种现实和内在动力之源的重要功能。这种过于看重欲望—消费和以世俗技巧化解现代危机的“想象性”解决方案，与其说有助于提升文学在当代的再现/表征能力，还不如说是适得其反。

新文学之于它之前文学的根本差异之一，即在于它对中国社会严峻而又艰难的现代转型所伴随的巨大危机，始终拥有前所未有的清醒意识和深刻敏感；在于其承受转型的痛苦，承受内心困惑、焦虑乃至分裂时的坚韧，以及在挣脱基本失效的陈旧僵化的社会和文化体制，应对时代危机过程中所迸发出的强烈责任感，主动承当意志，激情飞逸的批判理性，充满本真的理想；在于其导入世界性眼光，参与具有世界性意义的重大价值和问题的探讨并努力作出自己的应答……促成中国文学完成现代转型的思想动力和精神内核，并非“被压抑”的、擅以世俗生活技巧化解现代危机和焦虑的晚清通俗文学，而是拥有异常开阔丰富精神视野和异常紧张尖锐危机意识的晚清新思想学术运动。晚清“通俗”文学极为局促的精神气脉，其缺乏必要的紧张和深刻矛盾的内在心智和精神状态，都不足以使其胜任对付中国社会因面临各方面的危机而产生的空前困难和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既不足以与时代的重大危机形成有效的应对和积极的互动，也不足以表征晚清以降“五四”前夕中国思想文化张力的幅度和深度。

新文学的“现代性”意义和价值，应从当事者应对现代重大危机的姿态和有效性层面去辨认，仅仅凭借与商业有否互相倚重的关系，以及单单就文言/白话去作出区隔与判分，这样的“现代性”不仅成色稀薄而且性质十分可疑。与新文学精神品格之间更具亲和性的，并非后来“被压抑”的，那种自晚清以来的“通俗文学”，而是积极应对时代重大危机，在精神高度和思想深度上开中国思想文化千年不遇之变局的晚清以来的新思想学术运动。因之，注意力仅仅限定在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的范围内，显然已不足以揭示和探明与中国新文学异常开阔丰富的精神视野和异常紧张尖锐的危机意识相对应的，那种足以承当起新文学由以生成的内在精神动力源功能的思想资源，那种真正的精神源头。

新文学最初和最直接的思想精神的源头和起点，便根基于晚清以降“五四”之前中国知识学术对中国现代转型所带来的时代危机所作出的积极有效回应之中。因此，具体的研究工作将致力于考辨和厘清中国新文学的诸多重要价值与其“前史”语境之间的各种关联。将新文学所注重的，诸如“个人性”“独创性”“世界性”等一系列基本范畴重新历史化，还原到它们得以发生的特定历史文化情境之中去加以理解，仔细梳理晚清新思想学术运动作为新文学的“前史”，是如何或隐或显地规约着新文学的基本精神品格、“生产机制”“意义结构”价值决断，乃至想象、虚构和文本的方式及秩序的，以期对新文学史作出有所不同于、或有可能突破已有理解的理解。

上溯其源，下沿其流，中国新文学家们理解世界、理解文学的基本框架，与晚清以来思想学术之间实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一理解框架固然有着明显的外来冲击和影响的痕迹，但细加考察即又不难发现，晚清思想学术因素同样起有十分重要的、奠基性的作用。整个框架的建构过程之中，各种积极而又紧张的对话，始终存在于其与晚清思想学术关系之间。中国新文学的精神之源既不是绝对内部的，也不是绝对外部的，而是在内外激荡中形成的。正是在这种激荡中，作为一种新的主体，新文学的精神结构被创造了出来。没有应对外部（主要是西方）近代思想、文化、文学观念的冲击的过程，中国新文学作为一个自觉的历史主题就不可能诞生；同样地，没有中国内部思想、学术、文学资源的参与与实践，中国新文学也不可能成为一个自觉的历史实体，立足于20世纪初期的历史舞台。这便注定了我正在着手的这份研究，将会是对清末民初思想学术的一次又一次的“重返”，是对中国新文学草创者们站在他们自己的立场上，与他们最为切近的历史精神视野不断相互对话、驳难、协调、再阐释的复杂过程，尽可能耐心和逼近的观察与梳理。新文学家们如何协调这些不同层面意义系统之间的对话关系，则将潜在地规定、引导着他们的问题意识、问题提出的方式以及讨论的方向。这些“重返”的方式与路径，也正是新文学家们发挥其主体性、创造性和阐释力的所在。我希望这样的观察和梳理，多少能够有助于并推进人们对以下问题的思考和理解：历史何以会选择了“新文学”，而不是别的文学？新文学何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地想象、言说、感知、思维和行事的？它何以会以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方式来展开它的行程和路径的？也就是说，新文学是如何被“历史”地形塑出来的，是如何在与历史的衔接中取得其合法性的？

三、　困难与对策

对新文学精神之源的重溯，自然将会遭遇到诸多的困难。其一，思想、文化、学术、文学，本来就是纠葛难分的综合性的精神构成，合而观之，或许庶几近于历史本相，因而要求研究工作出入于繁富驳杂的晚清思想学术领域，相应的知识探求工作显然要比通常相对单纯的文学研究，要远远来得烦难。

其二，自近代海通以来，任何对中国问题的论述都已不复能满足于单一的中国视界和论域，而必须推置到空间上更为开阔和时间上更为长远的世界性背景下来讨论。晚清既是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终末，也是欧美、日本先发性现代化列国的思想和学术相继进入（侵入？）、影响下的中国现代思想学术的端绪，这一转型是彼此缠绕交叠的，西方的知识系统、价值标准、学科制度和论述话语进来了，促成了知识兴趣和学术风气的分化离析，受到刺激和挤压的传统中国思想学术不得不面临着重新解释、聚合及不断易移的局面，因而对于晚清思想精神问题的诊断，不仅不能一如既往地援引中国传统资源作为重新调整的合法性来源，同样，也不能单单依靠援引西方思想作为中国问题的批判性资源，任何依凭单一封闭自足的思想资源的做法，都不足以促成晚清以来思想精神氛围的重大历史性转变。各种纵横交错的历史关系，互渗混杂，胶着复杂，很难在单一的视野中解释清楚思想精神的变迁及其动力，任何尝试从中离析出某种文化认同单一而纯粹的本质，一味寻求思想变动的所谓最终和唯一的起源或动因的做法，都将与真正的历史进程不相吻合，甚至相去甚远。切实有效的做法，只能是耐心梳理出思想精神指向的多重性，各种思想因素的组合变动及其再编制的方式，其内在的矛盾和实践中的困境等等。这就相当烦难。

担当这样的工作，就仿佛穿梭往来在历史的波涛之上，俯瞰着作为个体的思想和知识者们与社会、思潮之间紧张、复杂的关系，云飞浪卷，风急潮涌，看得人不免眼花缭乱甚至惊心动魄，倘若不假助些特定的视角，这些在当时世人眼里就已显得个性各异甚至不免乖张，以致很难把话说到一起的清末民初的思想和知识者，也许根本就无法将他们整合到眼前这样一幅共时互动却又充满参差矛盾的思想和精神版图中来。对他们的选择和再读解，则是对研究者学术眼光和学术修为的严峻考验，诸如至少须得具备独到的视角、高超的整合力以及颇具辨析功夫的跨度很大的追问能力，而我自然尚不足以具备这样的能力，这不是自谦，实在是大实话。只是“虽不能至”，毕竟还是可以容我“心向往之”。

我想，正因为存在着诸如此类不易解决的烦难，这样的知识探究工作，才真正是有吸引力的。因为解决一点总有它一点的收获。没有难度的简单性重复，不是也很无趣吗？

对新文学由以生成的思想精神之源的重新辨证和确认，实际上也暗含了对什么是新文学精神内核和品格的重新思考，乃至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重新认识。因而对于与新文学生成有着最为切身关系的根基性因素的辨证和确认，也就自然转化为一种具体的历史叙述，一种对思想潮流的追溯与描写。这一辨证和确认工作，如前所述，在浅显的层面上，至少具有如下意义：

其一，与以往溯源性研究思路难免的迂远疏阔相比，较为切近新文学真实内在的精神源头。

其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相当一部分中国文学中，急于与“日常生活”和“商品市场”建立亲密关系的物质主义写作可以说蔚成风气。而拔高晚清以来以世俗生活技巧化解现代危机和焦虑的欲望—消费性写作的“现代性”意义的研究取向，似有为之提供文学史论支持的嫌疑。就此而言，本研究具有一定的抗辩或与之建立张力性关系的意义。

其三，新文学的形成，即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过程中，文学与思想学术有彼此激荡、互为奥援的良性互动关系。它们以不同的形式，交相补充地勾勒和表征了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危机及其应对危机的意识，人性、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图景。此一情景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那里曾经有过一次重现，当时的文学与整个思想学术声气相求，创作、批评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前沿尖兵，思想学术界为人道主义正名，异化理论的讨论，现代哲学思想的引介等，则为文学提供了拓开眼界和想象力的丰富资源。但90年代以来，这种良性互动渐次消解，文学与思想学术渐行渐远，一些重大问题的提出几乎已与文学无关。将新文学精神源头重新追溯到晚清新思想学术运动那里的研究，显然蕴含有以下的动机：即从源头上提醒当代中国文学，自90年代以来，其与中国思想学术之间业已出现了一道不小的裂隙，并且两者之间正呈现出某种渐行渐远的态势，而当下此刻，这样的情形正在弱化和销蚀着中国当代文学本应具有的思想敏锐程度和精神深度与高度，职是之故，致力于弥合这道裂隙，已成为容不得我们继续怠慢和耽误的一项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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