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霸：霸权的演变(The H-Word: The Peripeteia of Hegemony)
在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文献中，很少有术语像“霸权”这样被使用得如此广泛，而对于其确切意涵却几乎没有共识。在首部探讨这一概念命运的历史研究中，安德森追溯了“霸权”一词在古希腊时期的起源，在1848-1849年的欧洲大陆动荡时期于德意志重新被发现；随后，作者又分别考察了在革命时期的俄国、意大利以及冷战时期的美国、戴高乐治下的法国、撒切尔治下的英国、后殖民时代的印度、封建时代的日本的“霸权”概念，直至由默克尔和特雷莎?梅、布什和奥巴马唱主角的世界。
无论是技术性的，还vii是政治性的，当代政治文献中，没有哪个专业术语像“霸权”这样显眼。然而，只要瞅一眼任何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就能发现，这一术语流行开来只不过是近来的事情。就英语文献而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目录中的首个相关词条迟至1961年才出现。此后，标题中含有“霸权”一词的书籍在20世纪60年代仅有5本，70年代为16本，80年代为34本，到90年代则实现了飞跃，数量多达98本；在21世纪的最初15年，这一数字更是上升到了161本。也就是说，几乎平均每月一本。“霸权”不再是个晦涩的术语，也不再居于边缘地位。
这样的变化背后隐藏着什么内容呢？和“现代性”“民主”“合法性”及其他诸多政治概念一样，“霸权”这一概念也有着超出其当下意义的复杂历史；如果想要把握这一概念对于当下形势的重要性的话，我们就必须探究这些历史意义。“霸权”的历史横跨了八至九种独特的民族文化，我们有必要对每一种都加以考察。
在此，考虑这一概念的命运时所用的方法——首先是语文学的历史比较研究。但其用法之宽广——运用方式和隐含意味都截然不同——绝不是单凭研究语义的演变就足以涵盖的。它们构成了一项政治指标，测量着数世纪以来权力与时代的变化。
本书与另一本书《葛兰西的二律背反》 （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一同出版，后者则更加详尽地考察了有关霸权概念的一套作品——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套作品——及其诞生的背景。请同时阅读了两本书的读者对本书中非常简短的重复之处（在那本书中重复之处要更长一些）给予谅解，这样的重叠在思想研究上是不可避免的。尽管这两本书的研究目的及方法具有互补性，但并不相同。其侧重点均是写作时代的产物，而二者的写作时代又无甚相同之处，于是侧重点的差异也就更大了。不过，写作于四十年前的《葛兰西的二律背反》依然构成了写作本书的刺激因素，正是由于如此紧密的联系，才将不具有共时性的二者同时出版。
我要感谢南特高等研究院，正是在那里对美国外交政策这一相关主题进行研究时，我萌生了写作本书的想法和布局。在写作过程中，对于我无法阅读的两种语言——中文和日语文献，我要特别感谢精通这两种语言的学者对我的指导：安德鲁?巴谢伊（Andrew Barshay）、玛丽?伊丽莎白?贝里（Mary Elizabeth Berry）、乔舒亚?福格尔（Joshua Fogel）、安妮克?堀内（Annick Horiuchi）、埃里克?赫顿（Eric Hutton）、加藤毅（Kato Tsuyoshi）、彼得?科尔尼基（Peter Kornicki）、杰伦?拉默斯（Jeroen Lamers）、马克?爱德华?刘易斯（Mark Edward Lewis）、凯特?怀尔德曼?中井（Kate Wildman Nakai）、蒂蒙?斯克里奇（Timon Screech）、王超华和章永乐。若不是他们的帮助，本书第九章将无从写就；但关于这一章中不可避免会含有的那些错误，以及本书其他地方对其他问题表达的观点，他们都不负有任何责任。本书的第八章较长一些的版本最初发表于《新左翼评论》第100期，2016年7/8月刊。
2016年10月
佩里?安德森 （Perry Anderson）1938年生，英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专长于思想史，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思想家和活动家，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和社会学教授，《新左派评论》的主编。著有《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新的旧世界》《印度意识形态》《思想的谱系》《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等多本专著。
与其同时代的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安德森出生于一个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其父于1930年代任职于中国海关。虽然出生于伦敦，但1938-1941年间，佩里?安德森却在上海度过了自己的幼年。
译者简介：
李岩，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译有《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等作品。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