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有关儒家伦理与美德伦理的研究，也可以说是以追寻美德为中心的中国伦理研究。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关注公德与私德问题，是美德研究在一个特定领域的讨论，通过梳理近代以来公德—私德的起伏变化，揭示出中国当代道德困境的根源和出路。下篇主要关注美德伦理，从孔子、孟子、战国早期一直到冯友兰、冯契，作者检视了儒家伦理与美德伦理的关系，辨析了两者之间的异同。
全书的核心关切是把握美德伦理研究中的中国问题，证明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寻找中国道德思想的出路。
后 记
麦金太尔说过，“有必要撰写一部有关美德概念的简史”，我也一度受此诱惑。1987年我在马尼拉参加“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大会主席在讲演中提到两部书，一部是傅高义的《日本第一》，另一本就是麦金太尔的《德性之后》。这是我第一次听说麦金太尔其人其书。1989年我在夏威夷参加第六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由于麦金太尔的论文是讲儒家与亚里士多德美德伦理的问题，所以在晚餐酒会上我曾跟他聊过几句。因为他的论文主要用科学哲学的“incommensurability”（不可通约性）的概念来讨论儒家与亚里士多德理论的关系，当时朱约林曾跟我解释过这个概念，我对此并无了解，故不能深入其中。据杜维明先生当时跟我说，麦金太尔认为他已经处理过西方哲学史的美德传统，我们只有把中国哲学史的全部美德理论处理之后才有资格与他进行对话。其实他不知道，老辈的中国学者如冯友兰、张岱年先生和居住港台的唐君毅、牟宗三先生都对中国哲学史做过全盘深入的研究，对中国伦理学史的了解要远超过只写过《伦理学简史》的麦金太尔本人对西方伦理学史的了解，尤其是张岱年先生还写过《中国伦理思想研究》。杜先生和我作为20世纪这一研究传统的传人，有足够的学术基础参与这一对话。不过，中国学者必须以反思的态度，从中国自己的问题出发，不能盲目跟从“西方学术”的潮流，这也是我多年追踪德性伦理的发展但很少撰写文章讨论的原因。
1992年在哈佛开会的时候，一个朋友特别提示我要注意社群主义对康德的批评，可能对儒家有所启发。1997年我在哈佛一年，收集了不少社群主义的资料，复印的整本的书也有六七部，其中麦金太尔是重点。所以1999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讲授先秦儒学课程时，便多有涉及德性伦理和儒家伦理的讨论。在香港时，香港大学的两位朋友有一次跟我谈话，颇为正式地向我建议，希望我可以写一本像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那样的一本书，对中国哲学的德性传统做一研究梳理。这两位朋友都不是研究中国学问的，他们说虽然他们很想写这样一本书，但实在缺乏功力和根底，所以希望我能来做。
200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开会时我跟余纪元谈过一次德性伦理的问题，他觉得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与道德可以是对立的，儒家伦理应与之不同。2006年我们又一起吃饭谈过一次，他希望我写一部中国德性伦理的书，方法可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事实上，1989年在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上麦金太尔即对杜维明提出过此类建议，即系统梳理中国儒学的德性理论。余纪元又说麦金太尔主张道德相对主义，儒家肯定与他不同。2006年我在美国做的《五行》篇研究，也和这个推动有关。而《五行》的研究后来成为一个独立部分，故不收入本书。2007年余纪元和我在蓝旗营书店的咖啡厅谈了一下午，那次见面，他主要是催促我早点把儒家德性伦理的书写出来，由他译为英文。
因此，2008年我在台湾教书时，又收集了一些相关文献，并尝试开始写作，于是就有了《五行》与《六德》的对比研究。我当时的想法是，此项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儒学史研究的方面，看看德性伦理运动对古代儒家伦理研究可能的推动是什么，看看西方德性伦理提出了什么问题，儒家是如何处理和回答的；也看看儒家的德性理论有何特点，提出了哪些西方德性伦理没有提到的问题。另一个是伦理学研究的方面，从儒家的角度反思西方德性伦理运动的薄弱之处，在一般的德性伦理学方面深入思考，以提出新的理论面向。
然而，不久我就转到清华大学。到清华后，我先后参与了两次讨论德性伦理与儒家伦理问题的会议。一次在清华，与美国的中国哲学学者安靖如（Stephen Angle）等一起；另一次在北大，与德性理论学家斯洛特等学者一起。在这一期间，我也写了《德性伦理与儒家伦理》一文，也开始做《论语》与《孟子》的德性思想研究，尝试从德性伦理学的角度来重新检视儒家思想。
待我做了这些初步研究后，我对此项工作的兴趣开始改变。此时的我认为，对先秦儒家德性伦理的研究已经足以帮助我把德性伦理与儒家伦理这一问题阐发清楚，而不需要对汉唐宋明儒学的德性理论再细加研究了，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而如果我们理解麦金太尔最终是为了解决西方启蒙时代以来伦理学遭遇的道德困境，则我们的研究本来就不能仅仅就一般的德性伦理（反规则伦理）来展开，也不能仅就伦理学理论而研究，而必须就中国近代以来道德变化的真正问题进行研究。这样我们就发现，如果参照麦金太尔的说法，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说明，那就是，西方近代以来是规则压倒了美德，而中国近代以来是公德压倒了私德（如果我们暂且用这个不太严谨的表述）。因此，虽然别的学者可以从不同角度开展德性伦理的研究，但对我来说，对中国德性伦理的研究必须在这一线索下联结起来。事实上，私德更多和品质联系在一起，而公德更多和行为原则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个问题的讨论仍然可以联结到美德伦理的思考。
因此，在先秦儒学的德性思想的研究之后，我开始关注近代以来中国思想中公德—私德的讨论，以便揭示中国当代道德文化困境的真正来源。自然，就文化的意义而言，我要证明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所以我的关注点也就从一般的德性伦理和儒家伦理转到从儒家的立场上梳理近代以来公德—私德的起伏变化，揭示出中国近代道德困境的根源和出路。在这个意义上私德和公德都是美德伦理，只不过我们必须把握到美德伦理研究的中国问题。而中国道德的出路是要从公德—私德的对峙与失衡回归到儒家的君子之德。
陈 来
2019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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