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学刊》（第一辑）是关于女作家及其作品评论与研究的理论性图书。著名学者阎纯德担任主编。具体内容包括名家论坛、女性文学史论坛、名家研究、张抗抗研究、王安忆研究、石楠研究、作家作品论、作家创作大讲堂、作家访谈、海外华文作家研究、当代女诗人研究、古代女诗人研究、纪念与祭奠等专题内容，对有关女作家的创作成果进行了深度的理论分析研究。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专门研究中国女作家的理论性作品，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有创新意义。
编后记
为什么要把生命消耗于编刊？我想，一个成功的刊物，虽然不可能切望影响权力，但只希望它能使普罗大众得到尊严看到光明，成为一个时期或是一个时代精神的旗帜！一个优秀的刊物，应该有利于学术的繁荣和发展，有利于青年学人的成长，有利于社会！
从1993年创办《中国文化研究》，再到创办《汉学研究》和《女作家学刊》，我每天最宝贵的时间几乎都献给了它们：早上起来、中午2点和晚上10点之后，我都要看看是否有作者来稿来信，收藏稿件、浏览之后，给作者回信，微信回复不计，每年都有20多万字至40多万字不等，这还不算我日记里记录下来的关于刊物的重要信息。
人生的旅程就是做事，做些梦里想做的事。这个卑微的追求过程就是快乐。当人老了的时候，不必在意自己是否已经老了，起码自己不要有年龄歧视。自己想做的事，该做还是做。
编辑出版《女作家学刊》之梦，已经做了40多年了。这个梦，初成于巴黎。我的朋友——著名汉学家米歇尔·鲁阿夫人（Michelle Loi，1926-2002）——不止一次问我：“你们中国究竟有多少女作家？每次去中国，我访问的不是冰心，就是菡子，再不就是茹志鹃……”那时，我在巴黎第一次读到庐隐和谢冰莹的作品，而我在北大读书期间，竟然没有看到“她们”的背影。以上两件事，使我萌生了研究女作家的念头。1977年秋，我从巴黎第三大学执教结束一回到北京，即组织和主编《中国文学家辞典》，编撰过程中，在1978年8月至9月，曾多次到北京交道口南后圆恩寺胡同13号造访中国新文学的先驱茅盾先生，接受他的教诲。他曾为我的《中国文学家辞典》《中国新文学作品选》《新时期女作家百人作品选》等书稿题签；当我讲到想办一个女作家或女作家研究的杂志时，他说了一句话：“这很好，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杂志。”于是我要求为杂志题签，他就顺手写了“女作家”和“女作家学刊”两个名字。因此，如果说创办这个杂志是圆了我的梦，不如说是圆了茅盾先生的梦！
从巴黎开始结缘女作家研究，至今从未间断过寻找、搜集关于女作家的文献与信息。从秋瑾时代开始，至今一百余年，我孤独撰写的《百年中国女作家》已有一百多万字，至今还没有打住，只希望在我告别这个世界之前能够得以出版。
我做事从来就是说做就做。60多万字的“学刊”创刊号是在给学校打报告之前我独自编峻的。创办“学刊”的报告（李玲和赵冬梅起草）2018年8月8日递给学校，翌年4月批下来；熬过了这个“漫长岁月”，还得面对另一个“筹钱的岁月”。我把这两个“时段”称作“岁月”，实在是因为“等待”得太痛苦，使我经历了数个不眠之夜的熬煎；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到天明——想刊物的结果和未来、编委会的名单、“接班”的人选。过五关斩六将，“学刊”这个苦难的“巨婴”，在她即将诞生之时，没想到人类却遇上“COVID-19”制造的空前大灾难。作家出版社紧锣密鼓地张罗其诞生，这个在胎里郁闷了两年的“女婴”，即使不能顺产，宁可“剖腹产”，也得在2020年火辣辣的暑期与等待她的人们见面。
我曾不止一次对我年轻的同事李玲、赵冬梅、李东芳、张浩等朋友说：“我已经‘80后’了，名字年轻，但年轮已老。我没有功利，我是打地基的‘技工’，你们要把‘学刊’视作正在建设的一座大楼，这座楼地基打得坚固不坚固，盖得高不高，就靠你们肯不肯为其一砖一瓦、不辞劳苦而无私地投入！办杂志是为人作嫁，是为社会做贡献，没有拼命精神是绝对办不好杂志的！”我知道，我这些“小朋友”都很真诚，坚信她们一定会将杂志越办越好！
另外，除了感谢北京语言大学校领导和科研处、学科建设办公室领导的关怀、支持与帮助，还要感谢我们的顾问和众多的编委，他们都是文坛名流，是著名文学评论家、著名作家、著名教授及文学名刊的总编辑、主编，他们的积极支持，更鞭策我们责无旁贷地要把刊物办好，让“女作家”的蔚蓝天空没有雾霾，让“学刊”真正成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和女作家成长的好朋友。
元代张养浩有诗云：“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山因云晦明，云共高山下；倚仗立云沙，回首见山家……”家和万事兴！这个“学刊”就是一个家，我希望这是一个温馨、美丽、蒸蒸日上的女作家和研究家的大家庭！
阎纯德
2020年6月15日记于半亩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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