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立足于世界与中国的高度，从内外两个角度出发，对外观察近几年来世界各国和中国的关系，包括WTO对于对外发展和中国经济的影响；对内，从宏观调控、产业政策、部门经济等角度，分析近年来的走势，以及当下经济面临哪些问题和困局，并从未来发展和经济增速这个众所瞩目的问题作为全书的落地点，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从学术层面和现实经济的角度，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做了各个层面的分析，期望拨开增长的迷雾，获得进一步前行的动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宏观经济深度观察者卢锋新作。
立足世界与中国的高度，从内外两个角度进行观察和分析，对中美关系、国际治理改革、经济潜在增速、若干部门经济与政策等问题进行观察和评论。
深度剖析 “十四五”之际的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解读当前形势与我们的未来，在波涛汹涌的世界经济大潮中，更好地驾驭经济这艘大船。
自序 衰退式追赶及其前景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致使世界经济遭遇近一个世纪以来最大衰退。中国经济以其结构性优势与韧性，有望成为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同时人民币汇率也改变上年显著贬值的走势，5月后持续升值，1—10月数据提示年平均汇率或大致企稳。今年我国经济增速虽因疫情冲击低于潜在增速，但外部世界经济总体深度衰退，二者结合形成一种少见的“衰退式追赶”的特点。随着疫情防控与疫苗研发的进展，明年世界经济或许会普遍复苏，而中国经济较快追赶格局有望在后疫情时期持续展开。
根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秋季《世界经济展望》（WEO）报告预测，2020年世界经济实际增速为-4.4%，其中我国经济正增长1.9%，美国经济收缩4.3%，两国实际增速相差6.2个百分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年初约为7，从5月开始由贬转升，到10月下旬升到6.7左右。1—10月平均汇率虽仍比2019年略低，然而与2019年平均汇率贬值
4.38%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如果11—12月能维持温和升值走势，全年平均汇率有望企稳。再考虑2020年我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与美国相差无几，估计我国用市场汇率衡量的美元GDP增速会比美国高出6个百分点。2019年我国汇率折算美元GDP约相当于美国的67%，2020年该指标有望达到71%以上。换言之，2020年我国对美国总量追赶或收敛速度在4%以上，显著高于2012—2019年该指标的均值2.3%。
在推动形成衰退式追赶提速这个经验事实的诸多变量中，两方面因素发挥了基本作用。
一是借助体制特有的社会动员能力及其实现特定目标的较高执行力，我国在控制疫情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效。新冠肺炎疫情虽然曾在我国大范围暴发，年初对我国经济运行造成了严峻冲击，然而得益于强有力的全社会范围内系统配套的干预措施，疫情肆虐局面较快得到控制，为经济和社会秩序稳定恢复创造了有利条件。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及时有效控制疫情，经济运行受到更大程度拖累，这显然是今年中美经济增速差距加大的最重要原因。传染病国际流行对大国经济增长绩效直接造成如此明显不对称的影响，是近现代世界经济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未来疫情风险如果不能因应疫苗接种及其他公共卫生措施而完全消除，这个比较疫情经济学变量对后疫情时期的国际经济增长表现仍会具有解释作用。
从2020年我国前三季度经济运行表现看，我国疫情防控相对有效性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不仅为经济社会秩序较早恢复常态奠定了基础，而且对出口与外贸超预期恢复和增长产生了始料未及的积极作用。3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疫情大流行之后，当时较多预测观点认为，外国疫情普遍流行会打压需求，进而大幅拖累我国年内后续出口，成为不利于我国经济复苏的重要变量。但实际情况是，全球需求确实大幅萎缩，然而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经济较早恢复正常供给能力，国际市场部分需求转移到我国，前三季度取得合计出口增长1.8%的难得成绩。如疫情对生活方式改变带动笔记本电脑、家电出口分别增长17.6%、17.3%，包括口罩在内的纺织品出口达8 287.8亿元，增长37.5%，医药材及药品、医疗仪器及器械出口分别增长21.8%和48.2%。
另一个因素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有关：宏观经济运行对刺激政策反应较为显著灵敏。针对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对经济运行造成的罕见冲击，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早先已实施“六稳”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快速出台各种救助性与刺激性的“六保”宏调政策举措，宏观经济不同部门很快出现较强响应。如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0.8%，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0.2%。房地产虽面临各类追加调控措施抑制作用，开发投资仍取得5.6%的较高增速，对整体投资恢复正增长发挥了重要支持作用。
宏观经济整体较快复苏的同时，高科技行业与改善民生投资较快增长显示国民经济结构高度化进程仍在持续。如今年前三季度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9.1%，其中医药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21.2%、9.3%，电子商务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20.4%、16.9%、16.8%。社会领域投资增长9.2%，其中卫生、教育投资分别增长20.3%、12.7%。从工业生产角度看，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其中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5.9%、4.7%，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分别增长18.2%、14.7%。
依据目前国际主流机构预测，2021年各国经济将不同程度普遍复苏，像今年这样绝对意义上衰退式追赶的现象便不再会重现。然而依据对中美与全球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展望及其驱动因素的分析推测，在外部经济增速有所回落的环境下，我国经济较快追赶可能在未来一段时期持续展开。如IMF预测2021年经济增速，中美分别为8.1%和3.5%，两者相差4.6个百分点；2021年美国名义GDP以及中国用汇率衡量的美元GDP分别增长5.36%和10.98%，暗示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大约1个百分点，中国上述可比名义GDP增速比美国高出5.62个百分点。
IMF还提供了对成员国某些宏观经济指标截至2025年的预测。数据显示，到2023年我国用市场汇率折算GDP规模将达到19.513万亿美元，当年欧盟GDP预测值为18.839万亿美元，届时中国经济用市场汇率衡量的总量规模将第一次超过欧盟。2025年中国美元GDP规模将达到23.03万亿美元，是美国当年25.783万亿美元的89.32%，是欧盟当年20.301万亿美元的113.44%。依据这个长期预测，2020—2025年，我国对美国总量年均追赶或收敛速度约为4.56%，大约是2012—2019年同一指标均值2.3%的两倍。
任何预测都可能因为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发生偏差。IMF上述数据或可看作中位预测，对中美两国经济相对增速或中国经济未来追赶速度仍存低估或高估的可能。例如，对美国经济而言，最近辉瑞报告疫苗研制试验取得重大进展，后续大规模推广接种能否顺利推进及其效果如何？又如，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经历了罕见的民意对立甚至程序性困难，年底能否顺利实现大选后政府权力传承交接，新政府能否较快弥合国内政治与族群对立，并如期稳定局势？这些因素无疑对美国能否实现预测的经济增速反弹具有重要影响。
就我国情况看，基于有关“改革状态相关的潜在增速”经验，如能在农地制度、户口政策、更好保护激活民营经济长期发展积极性等方面实施必要改革，更有效释放城市化增长潜力，并更多用市场性手段有效应对房价高企问题，同时稳妥实施宏观政策应对需求冲击与金融风险，应有可能在未来5~10年实现年均4%~6%的中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可贸易部门生产率持续追赶派生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境外投资者对我国资产增持意愿趋势性上升，国家有关人民币国际化方针的实施，有望推动人民币实际汇率重回长期升值轨道。在此条件下，我国经济未来追赶速度可能超过上述预测水平。
在内外新环境下，我国经济追赶提速会派生多方面的复杂影响。经济保持中高速较快增长是实现国家“十四五”以及2035年远期发展目标的必要条件，也将为逐步缓解和化解阶段性外部环境矛盾压力提供必要条件。另外，与衰退性追赶相联系的疫情时代背景，为创新提出更为广义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概念，为探索创造包含有效防范应对新人兽共患病与新型传染病在内的新发展模式提供了现实契机，有利于推进全球合作并缓解国际矛盾。
然而，与新世纪初年全球经济繁荣环境下中国经济超预期追赶经验比较，未来新一轮经济追赶提速会面临新的挑战。美欧等主要发达国家内部经济困难增加与社会矛盾激化，中国在总量追赶加速以及中高端产业市场的竞争力提升，会对发达国家近年已开始的对华政策调整引入更多不确定性，这意味着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追赶会面临更为特殊的外部环境风险。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后进大国追赶提速越接近某个临界点，大国相互博弈过招与利益矛盾强度越会上升，需要把实力与智慧结合起来坚定而冷静地应对。
新一轮追赶提速对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与新世纪初年比较也会显著不同。虽然会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产生边际利好效果，但难以出现世纪初那种我国需求跳升推动形成超级商品牛市的景气行情。前几年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广泛合作取得重要成果，然而发展中也出现投资项目与债务可持续等方面的问题，需进行阶段性调整。与中国经济具有较强市场互动关系的“一带一路”国家会从中国追赶提速中普遍获益，特别是与中国经济互补性较强及联系较紧密的周边邻国如东盟成员国等，在分享中国经济追赶积极影响方面会有近水楼台之便。中国发展的顺风车效应是刚刚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重要助推因素之一。
笔者几年前出版的另一本有关开放宏观经济的评论集，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新世纪初年宏观经济强劲增长的原因，考察了退出“一揽子”刺激政策的宏观经济背景以及延续到十八大以后的经济调整过程。我们看到，新世纪最初十余年我国开放经济超预期追赶，快速改变了世界范围的经济版图，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再造了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条件，突出表现为近年中美关系的转折式变化。2016年特朗普入主白宫后重估对华战略，中美关系以及我国与外部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关系，进入深度调试与转型期。
随着近年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快速演变，中国经济巨轮驶入波涛汹涌与暗礁密布的水域，前所未有的机遇与风险同时出现。面对短期事件纷至沓来与历史格局加速转变的罕见形势，本书收录文字对中美关系、国际治理改革、经济潜在增速、若干部门经济与政策等问题进行观察和评论。2020年经济运行呈现的衰退式追赶经验事实及其前景，则为未来经济增长演变提供了一个新的现实观察视角。
笔者多年来研究开放宏观经济与国际经济问题，离不开与“国际财经研究小组”年轻同事的讨论交流，并得益于他们提供的各种帮助，本书个别文章是与他们合作完成的。借此机会对正在或曾经参与国际财经研究小组工作的年轻同事和朋友表示感谢。
是为自序。
2020年11月17日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英文杂志《China Economic Journal》主编。获英国LEEDS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法学学士。卢锋曾赴美国哈佛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英国发展研究院做访问研究，他曾在英国LEEDS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任教。卢锋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我国开放宏观经济、农业经济等方面，就人民币实际汇率、国际收支失衡、服务外包、粮食安全、粮棉贸易等问题发表过一些著述。他提出并系统阐述“产品内分工”概念，并以此为理论视角观察解释中国经济开放成长的经验表现。他在北京大学教授课程包括：经济学原理，管理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全球化与中国经济成长等。
第一章 世界与中国
G20峰会的前世今生_ 003
中国G20新思维_ 014
如何看待发达国家对华政策调试动向？_ 023
金融危机20年后的东亚经济_ 031
第二章 WTO改革的影响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备忘录——争论的缘起、前景与启示_ 039
WTO改革新进展_ 048
从“所有制中性”到“竞争中性”——WTO改革国企规则制定议题背景与选择_ 066
中美贸易摩擦与世贸组织改革_ 077
第三章 中美经贸竞合关系
特朗普就任的经济背景_ 085
评美对华301调查结果_ 094
中美经贸关系变局_ 101
中美经贸关系出路_ 108
第四章 直面产业政策
无须回避产业政策改革_ 117
产业政策的历史特点与改革逻辑_ 122
反思产业政策，力推国内改革_ 129
第五章 从部门经济看全局
我国粮食安全有保障_ 137
肉价飙升的经济学观察：问题出在供给侧_ 146
“南猪北养”利弊探讨_ 155
非洲猪瘟的经济后果_ 163
钢铁业未来10~20年有望全面崛起_ 172
全球钢铁贸易再平衡与中国调整_ 184
我国钢铁业的困境与结构性改革_ 193
第六章 通货紧缩究竟离我们有多远
把“通缩”这个幽灵看个透_ 201
应对通缩的中国功夫_ 221
第七章 拨开潜在增速的迷雾
宏观调控谋稳定，改革突破上台阶_ 241
十九大后中国经济的前景与挑战_ 248
如何理解本轮中国经济下行调整？_ 256
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速之谜_ 271
第八章 疫情影响下的世界经济
农业革命开启人类新疾病模式_ 283
新冠肺炎大流行与疫情经济学_ 295
应对危机需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_ 303
如何看待大疫之年的粮食安全？_ 316
美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为何迟缓？ ——疫情经济学思考_ 324
自序 衰退式追赶及其前景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致使世界经济遭遇近一个世纪以来最大衰退。中国经济以其结构性优势与韧性，有望成为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同时人民币汇率也改变上年显著贬值的走势，5月后持续升值，1—10月数据提示年平均汇率或大致企稳。今年我国经济增速虽因疫情冲击低于潜在增速，但外部世界经济总体深度衰退，二者结合形成一种少见的“衰退式追赶”的特点。随着疫情防控与疫苗研发的进展，明年世界经济或许会普遍复苏，而中国经济较快追赶格局有望在后疫情时期持续展开。
根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秋季《世界经济展望》（WEO）报告预测，2020年世界经济实际增速为-4.4%，其中我国经济正增长1.9%，美国经济收缩4.3%，两国实际增速相差6.2个百分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年初约为7，从5月开始由贬转升，到10月下旬升到6.7左右。1—10月平均汇率虽仍比2019年略低，然而与2019年平均汇率贬值
4.38%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如果11—12月能维持温和升值走势，全年平均汇率有望企稳。再考虑2020年我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与美国相差无几，估计我国用市场汇率衡量的美元GDP增速会比美国高出6个百分点。2019年我国汇率折算美元GDP约相当于美国的67%，2020年该指标有望达到71%以上。换言之，2020年我国对美国总量追赶或收敛速度在4%以上，显著高于2012—2019年该指标的均值2.3%。
在推动形成衰退式追赶提速这个经验事实的诸多变量中，两方面因素发挥了基本作用。
一是借助体制特有的社会动员能力及其实现特定目标的较高执行力，我国在控制疫情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效。新冠肺炎疫情虽然曾在我国大范围暴发，年初对我国经济运行造成了严峻冲击，然而得益于强有力的全社会范围内系统配套的干预措施，疫情肆虐局面较快得到控制，为经济和社会秩序稳定恢复创造了有利条件。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及时有效控制疫情，经济运行受到更大程度拖累，这显然是今年中美经济增速差距加大的最重要原因。传染病国际流行对大国经济增长绩效直接造成如此明显不对称的影响，是近现代世界经济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未来疫情风险如果不能因应疫苗接种及其他公共卫生措施而完全消除，这个比较疫情经济学变量对后疫情时期的国际经济增长表现仍会具有解释作用。
从2020年我国前三季度经济运行表现看，我国疫情防控相对有效性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不仅为经济社会秩序较早恢复常态奠定了基础，而且对出口与外贸超预期恢复和增长产生了始料未及的积极作用。3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疫情大流行之后，当时较多预测观点认为，外国疫情普遍流行会打压需求，进而大幅拖累我国年内后续出口，成为不利于我国经济复苏的重要变量。但实际情况是，全球需求确实大幅萎缩，然而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经济较早恢复正常供给能力，国际市场部分需求转移到我国，前三季度取得合计出口增长1.8%的难得成绩。如疫情对生活方式改变带动笔记本电脑、家电出口分别增长17.6%、17.3%，包括口罩在内的纺织品出口达8 287.8亿元，增长37.5%，医药材及药品、医疗仪器及器械出口分别增长21.8%和48.2%。
另一个因素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有关：宏观经济运行对刺激政策反应较为显著灵敏。针对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对经济运行造成的罕见冲击，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早先已实施“六稳”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快速出台各种救助性与刺激性的“六保”宏调政策举措，宏观经济不同部门很快出现较强响应。如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0.8%，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0.2%。房地产虽面临各类追加调控措施抑制作用，开发投资仍取得5.6%的较高增速，对整体投资恢复正增长发挥了重要支持作用。
宏观经济整体较快复苏的同时，高科技行业与改善民生投资较快增长显示国民经济结构高度化进程仍在持续。如今年前三季度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9.1%，其中医药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21.2%、9.3%，电子商务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20.4%、16.9%、16.8%。社会领域投资增长9.2%，其中卫生、教育投资分别增长20.3%、12.7%。从工业生产角度看，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其中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5.9%、4.7%，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分别增长18.2%、14.7%。
依据目前国际主流机构预测，2021年各国经济将不同程度普遍复苏，像今年这样绝对意义上衰退式追赶的现象便不再会重现。然而依据对中美与全球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展望及其驱动因素的分析推测，在外部经济增速有所回落的环境下，我国经济较快追赶可能在未来一段时期持续展开。如IMF预测2021年经济增速，中美分别为8.1%和3.5%，两者相差4.6个百分点；2021年美国名义GDP以及中国用汇率衡量的美元GDP分别增长5.36%和10.98%，暗示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大约1个百分点，中国上述可比名义GDP增速比美国高出5.62个百分点。
IMF还提供了对成员国某些宏观经济指标截至2025年的预测。数据显示，到2023年我国用市场汇率折算GDP规模将达到19.513万亿美元，当年欧盟GDP预测值为18.839万亿美元，届时中国经济用市场汇率衡量的总量规模将第一次超过欧盟。2025年中国美元GDP规模将达到23.03万亿美元，是美国当年25.783万亿美元的89.32%，是欧盟当年20.301万亿美元的113.44%。依据这个长期预测，2020—2025年，我国对美国总量年均追赶或收敛速度约为4.56%，大约是2012—2019年同一指标均值2.3%的两倍。
任何预测都可能因为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发生偏差。IMF上述数据或可看作中位预测，对中美两国经济相对增速或中国经济未来追赶速度仍存低估或高估的可能。例如，对美国经济而言，最近辉瑞报告疫苗研制试验取得重大进展，后续大规模推广接种能否顺利推进及其效果如何？又如，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经历了罕见的民意对立甚至程序性困难，年底能否顺利实现大选后政府权力传承交接，新政府能否较快弥合国内政治与族群对立，并如期稳定局势？这些因素无疑对美国能否实现预测的经济增速反弹具有重要影响。
就我国情况看，基于有关“改革状态相关的潜在增速”经验，如能在农地制度、户口政策、更好保护激活民营经济长期发展积极性等方面实施必要改革，更有效释放城市化增长潜力，并更多用市场性手段有效应对房价高企问题，同时稳妥实施宏观政策应对需求冲击与金融风险，应有可能在未来5~10年实现年均4%~6%的中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可贸易部门生产率持续追赶派生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境外投资者对我国资产增持意愿趋势性上升，国家有关人民币国际化方针的实施，有望推动人民币实际汇率重回长期升值轨道。在此条件下，我国经济未来追赶速度可能超过上述预测水平。
在内外新环境下，我国经济追赶提速会派生多方面的复杂影响。经济保持中高速较快增长是实现国家“十四五”以及2035年远期发展目标的必要条件，也将为逐步缓解和化解阶段性外部环境矛盾压力提供必要条件。另外，与衰退性追赶相联系的疫情时代背景，为创新提出更为广义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概念，为探索创造包含有效防范应对新人兽共患病与新型传染病在内的新发展模式提供了现实契机，有利于推进全球合作并缓解国际矛盾。
然而，与新世纪初年全球经济繁荣环境下中国经济超预期追赶经验比较，未来新一轮经济追赶提速会面临新的挑战。美欧等主要发达国家内部经济困难增加与社会矛盾激化，中国在总量追赶加速以及中高端产业市场的竞争力提升，会对发达国家近年已开始的对华政策调整引入更多不确定性，这意味着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追赶会面临更为特殊的外部环境风险。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后进大国追赶提速越接近某个临界点，大国相互博弈过招与利益矛盾强度越会上升，需要把实力与智慧结合起来坚定而冷静地应对。
新一轮追赶提速对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与新世纪初年比较也会显著不同。虽然会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产生边际利好效果，但难以出现世纪初那种我国需求跳升推动形成超级商品牛市的景气行情。前几年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广泛合作取得重要成果，然而发展中也出现投资项目与债务可持续等方面的问题，需进行阶段性调整。与中国经济具有较强市场互动关系的“一带一路”国家会从中国追赶提速中普遍获益，特别是与中国经济互补性较强及联系较紧密的周边邻国如东盟成员国等，在分享中国经济追赶积极影响方面会有近水楼台之便。中国发展的顺风车效应是刚刚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重要助推因素之一。
笔者几年前出版的另一本有关开放宏观经济的评论集，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新世纪初年宏观经济强劲增长的原因，考察了退出“一揽子”刺激政策的宏观经济背景以及延续到十八大以后的经济调整过程。我们看到，新世纪最初十余年我国开放经济超预期追赶，快速改变了世界范围的经济版图，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再造了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条件，突出表现为近年中美关系的转折式变化。2016年特朗普入主白宫后重估对华战略，中美关系以及我国与外部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关系，进入深度调试与转型期。
随着近年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快速演变，中国经济巨轮驶入波涛汹涌与暗礁密布的水域，前所未有的机遇与风险同时出现。面对短期事件纷至沓来与历史格局加速转变的罕见形势，本书收录文字对中美关系、国际治理改革、经济潜在增速、若干部门经济与政策等问题进行观察和评论。2020年经济运行呈现的衰退式追赶经验事实及其前景，则为未来经济增长演变提供了一个新的现实观察视角。
笔者多年来研究开放宏观经济与国际经济问题，离不开与“国际财经研究小组”年轻同事的讨论交流，并得益于他们提供的各种帮助，本书个别文章是与他们合作完成的。借此机会对正在或曾经参与国际财经研究小组工作的年轻同事和朋友表示感谢。
是为自序。
2020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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