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里尔·斯帕克小说研究_戴鸿斌_9787520355032

本书结合社会历史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文学伦理学批评、空间理论及文本细读的方法, 在介绍了斯帕克的生平与创作生涯之后, 总结了她的小说美学和创作理念 ; 并探讨了斯帕克的小说主题及小说艺术 ; 最后将斯帕克置于历史坐标中, 纵向梳理和探讨她与其他小说家相互影响的关系, 全方位地探索她创作中的文学渊源, 把握她的创作理念和美学思想的形成轨迹, 从而理解斯帕克对于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并且探讨其创作对同辈和后辈作家的贡献和意义。

　　《缪里尔·斯帕克小说研究》：
　　显而易见的是，安娜贝尔对于自己的妻子身份无法产生认同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斯芬克斯”因子起到了主导作用。“斯芬克斯因子由两部分组成——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这两种因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但是其中人性因子是高级因子，兽性因子是低级因子，因此前者能够控制后者，从而使人成为有伦理意识的人。”安娜贝尔拥有多个情人的原因在于某些时候她的兽性因子在与人性因子的对抗中占据了一定的上风。也许是因为她处于身不由己的演艺界，耳闻目染一些不良风气，最终她违背道德标准，受制于原欲，纵情于感官的享乐，这反映了她当时薄弱的伦理意识。
　　安娜贝尔的认同危机不仅存在于妻子与婚外情人身份之间，而且也作用于她的妻子与母亲的身份。在家庭内部，她承担的两种伦理身份——妻子和母亲——形成鲜明的对照。两种由血缘关系构筑的身份所折射出的成功和失败显示出她伦理身份的矛盾性，进一步体现了作为个体存在的安娜贝尔在性格方面的多面性。如果说她以婚外情人的伦理错位来对抗妻子的身份，那么在儿子出生之后，担负母亲伦理职责的安娜贝尔对于妻子身份的认同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经历了从背离到默认的过程。丈夫弗雷德里克最后的自杀终结了安娜贝尔的妻子身份，生命的终结意味着现有伦理关系的消解。无可否认，母亲的身份给予了安娜贝尔极大的责任感、认同感和安全感。作为母亲，她无微不至地照顾儿子，工作之余的全部精力和时间几乎都投入于此，“这个名字叫作卡尔的婴儿是她生活的现实。他的存在带给她一种童年以后再也找不到的感觉，让她觉得自己与这个世界的联系是安全可靠的”。显然，儿子的降临使得安娜贝尔的伦理身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她不仅仅作为妻子而存在。母亲的身份使得她意识到自己的伦理责任。新的伦理身份不但改变了她的生活，带给她无限的乐趣，同时也带来甜蜜的牵挂。安娜贝尔作为母亲的伦理身份在小说中得到渲染和褒扬，体现了母爱的主题。这种伦理身份的建构为安娜贝尔带来了正面的效应，让她在精神层面上获得极大的满足。因此，有学者评论她儿子“在整部小说中充当着道德上的积极因子，代表了安娜贝尔的实际情况，同时提供给她一种可选的生活方式”。这为她日后的伦理选择埋下了伏笔。
　　就职业身份而言，作为荧幕上闻名遐迩的“虎太太”，安娜贝尔是颇有社会影响力的演员，这是她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伦理身份，与她的公众形象密切相关。公众形象不仅包括主体外在的美好形象、优雅得体的举止、恰到好处的言辞，还有主流社会认同的幸福稳定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所有这一切都与安娜贝尔日益成功的事业相辅相成，昭示着安娜贝尔是一个为众人艳羡的成功的符号。她已然成为一个象征物，承载着公众的心理期待。一旦公众形象破灭，将会给安娜贝尔的事业造成致命打击。刚进入影视界时，她“被要求扮演电影中的不重要角色，经常是同一类型角色”。她的角色包括打字员、护士、小保姆等。如果没有制片人陆桂的“慧眼识珠”，她可能一直默默无闻。陆桂发现她长相中的优点，设法美化她的眼睛，用夸张的手法在屏幕上为她塑造出有着像猫或老虎一样“大眼睛”的“虎太太”形象。除了屏幕上的形象，陆桂为安娜贝尔指派的秘书弗兰斯思珂（Francesca）也在极力提高她在日常生活中的形象。“安娜贝尔获得良好的开端。与新闻界的其他所有人一样，陆桂的秘书弗兰斯思珂为作为女演员的她做了有创意的出色报道，因此成功地推出了她与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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