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剂量经方治验录_李宇铭著_9787513220088_河北知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原剂量经方治验录》汇集了作者李宇铭在临床上运用经方的病案，及其对经方应用的心得体会与理论研讨。该书病案与一般经方病案之别在于，作者尝试严格按照张仲景的原方，不加减，或只按原书加减法加减，且按汉代剂量一两约等于现代15g折算经方剂量。书中收集了约300例病案，大部分疗效显著，体现了经方“一剂知，二剂已”的速效，颠覆了古方不能今用、经方必须灵活加减、原方剂量过大等观点。

　　中医与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医学科学体系，各自都包含着基础科学、临床技术和临床经验三个层面的内容。其中的基础科学，决定并代表着两种医学各自的本质属性。如果把中医比作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史、哲（尤其是哲学）是其根，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基础科学体系是其本，以《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是其主干，内、外、妇、儿各科与方剂、药物等则是其分枝、花叶与果实。这里的根、本和主要枝干是中医学的主体、中医学之魂。中医基础科学体系，包括藏象、病机、诊治、治则、方剂、中药六大范畴。以《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包括外感病与杂病两大部分。它在《黄帝内经》藏象、病机、诊治、治则的理论基础上，创立了“证候一四诊一病机一治则一方剂一药物一疗效”环环相扣的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而且，中医基础科学体系中方剂、中药这两大范畴，应当是张仲景在前人基础上的成功总结与发挥。长期年来，《黄帝内经》与《伤寒杂病论》一直被人们奉为中国的经典医著，为中华民族的防病治病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德国的汉学家、中医学家M．波克特教授2005年在北京一次学术演讲时说：“中医是一门成熟的科学，而且在两千年前就达到了成熟科学的水平。”这一说法，代表了现代国际上有见地的汉学家对中医学本质的准确评价。
　　历史与实践表明，中医经典医著，须臾不可偏离。如果将自己从业中医五十多年的经验与体会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做一辈子临床，读一辈经典”。这一辈子里，需要我们在读经典、做临床中，按照先后步骤在三个层面上不断地学习和思考。第一步是熟读，要做到“使其言如出于吾之口”。趁年轻时熟背《伤寒杂病论》和《黄帝内经》的重要章节以及温病学家的代表著作，十分必要。第二步是精思，要做到“使其意如出于吾之心”。以《伤寒杂病论》为例，需要对全书从同一类的证候、同一类的方剂以及用药规律这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以期对其辨证论治的思维程式与方法，逐步达到心领神会。第三步是善用，随时带着临床中的具体问题，在学中用，在用中学，逐步做到融会贯通，运用自如，左右逢源。只有迈入善用这一步，才能够真正体会到中医经典医著不朽的价值和作用。
　　对原剂量经方的研究，是读经典、做临床中值得人们高度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原剂量经方治验录》，为我们带了一个好头。中医临床用药与西医临床用药的最大区别是，中医以方剂为中心，而不是以药物为中心。中医临床上交给病人的是一张特定的、完整的配方，而不是一些独立的、定型的药物商品名称。这一张配方代表着医生治疗病人当下病情所用的具体方剂，构成这一方剂的君、臣、佐、使的配伍关系，以治则为根据，以病机为准绳。其中每一味药物的选择与用量，是由方剂配伍的需要而决定的。就是说，治则是针对病机而制订的战略决策，方剂是针对病机而确立的战术部署，药物是战术部署中所需要的不同军种、兵种的配备。至于具体军种、兵种在战术部署中发挥什么作用，那是担任指挥者的医生所做的战术安排，而不是具体军种、兵种的独立行为。从这个意义上看，人们常说的“用药如用兵”，其实是“用方如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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