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筵，是汉唐以来帝王为讲经论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它在宋代正式制度化，为元、明、清历代所沿袭。康熙皇帝亲政以后，非常重视经史等传统文化典籍的学习，于康熙十年，力主将经筵大典变更为经筵日讲，选择当时的高官重臣作为日讲官，选取四书五经及《通鉴》等治乱兴衰之典籍而“讲贯?绎”，希望借助经筵日讲让内阁各部重臣自上而下学习汉儒经学，统一认识，甄别治国方略，拨乱反正。从康熙十年四月开始，到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止，通过长达十五年的日讲学习，康熙皇帝对儒学的思想体系和精神实质有了全面透彻的理解，并吸收儒家学说的主要思想作为自己制定政策的主要依据，结合当时的国情，施仁政于天下。
由康熙皇帝主持的这次中国历史上的超长帝王读经，留下了数百万字的讲义资料，康熙甚为重视，命进讲大臣等将之整理成书，刊印成册，以此作为未来的皇帝、皇族、大臣们学习儒家典籍的教科书。《日讲<四书>解义》、《日讲<易经>解义》、《日讲<书经>解义》、《日讲<诗经>解义》等刻于康熙年间，《日讲<春秋>解义》刻于雍正时期，唯《日讲<礼记>解义》因卷帙繁多，直至乾隆十二年才刻印成书。
这一系列日讲讲义，在此后数百年历史变迁中曾遭逢意外，《日讲<诗经>解义》不幸散失，只存余下五种，使我们今日无法得见这套珍贵儒家典籍教材的全部。不过对于余下的五种，都独自成书，依然是一套绝品的经典。
本书就是以现存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日讲四书解义》、《日讲<易经>解义》、《日讲<书经>解义》、《日讲<诗经>解义》、《日讲<春秋>解义》、《日讲<礼记>解义》为底本，采用简体横排的形式出版，原文进行了点校，对难以理解的词语也加以进一步的注释，以求让这套经典重新焕发生机。
◆少年天子到康熙大帝的蜕变过程，《日讲》起到了关键作用
少年天子玄烨，在铲除了鳌拜集团、真正坐稳江山之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升自己，通过圣贤学问的研习，磨炼自己的执政水平。这体现了康熙作为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同时也说明“圣贤之学”之于执掌天下、把握国民性的关键作用。从康熙十年开始，直至康熙二十五年，康熙帝大量选取学问与政绩兼备的大臣充任日讲官，为自己讲解四书五经，听取圣贤教诲，从中总结治国之道。而在旷日持久的日讲活动中，康熙帝不仅从未心生倦意，而且越学越有兴趣，从开始只听日讲官讲解，发展到日讲官讲完自己和日讲官讨论，到后期甚至自己先讲，然后日讲官再讲，再之后一起讨论。通过《日讲》系列课程十五年的学习，以及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平定准葛尔部叛乱等大事的历练，康熙终于完成了蜕变。
◆ 四书五经全方面的解读，逐字逐句讲解，结合实践阐发
《日讲》以讲义的体例撰写，从基本的字词梳理开始，将四书五经贯通为一体，深入浅出，让深奥的先秦典籍理解起来更容易。同时康熙与大臣教学相长，结合历史经验和施政实践解读四书五经，注重阐明它经世致用的本旨。
《日讲》对四书五经的解读是全文逐句讲解，保证了典籍的完整全貌。而在保证原文全貌的基础上，对于一些经典的传、注也全文收入。比如《日讲<春秋>解义》，不光对《春秋》的原文进行收录和解读，同时还收入了《左传》《公羊传》《榖梁传》的全文，并进行了详细的注释和解读。再比如《日讲<易经>解义》，除了收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内容外，还收入了《周易朱子图说》《筮仪》、《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等经典的传注解读。
◆简体横排，加强白话文注解，扫除阅读障碍
简体版对《日讲》的重新整理，为了更适应今日读者的阅读习惯，除了体现繁体竖排变简体横排、严谨的点校之外，更对文中不易理解的文言词汇进一步进行了大量的白话文注解，意图让读者理解起来更方便，扫除阅读障碍。
经筵，是汉、唐以来帝王为讲经论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它在宋代正式制度化，为元、明、清历代所沿袭。宋代每年二月至五月，八月至冬至，每逢单日举行经筵，由讲官轮流入侍讲读，名曰“春讲”、“秋讲”，明、清两代基本沿用其制。
清代皇帝在文华殿行经筵仪，先讲四书五经，然后由皇帝宣示满、汉文御论，各官听讲。事毕，由各官行礼，于文渊阁赐茶。有清一代康熙帝最重视这一制度。顺治十八年时，年仅八岁的康熙继承大统。顺治帝驾崩前遗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克、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四辅臣执掌重权，却以“先帝祖训”挟制天子，尔后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跑马圈地，贪污腐化，激化满汉矛盾。康熙八年，在孝庄太皇太后的庇护下，康熙得以铲除鳌拜集团，肃清四辅臣余党，亲政治国。经筵日讲就是康熙亲政主事后力推的一项重大决策。
康熙八年四月十九日，兵科给事中刘汝汉上疏奏请“先行日讲，次举经筵，选择儒臣，分班进讲”。康熙帝对臣下奏疏所言开设经筵日讲非常欣赏，完全赞同“证诸六经之文，通诸历代之史，以为敷政出治之本”的意见。康熙九年十月，康熙帝令礼部准备此事。其实，顺治帝时就曾将经筵定为年例，作为讲读清朝列位先帝“祖训”的盛会。而康熙帝异常重视此次重新恢复经筵传统，并力主将“经筵大典”改为“经筵日讲”，选取四书五经及《通鉴》等有关治乱兴衰之典籍而“讲贯?绎”。康熙希望借助经筵日讲让内阁各部重臣自上而下学习汉儒经学，统一认识，甄别治国方略，拨乱反正。正如康熙所言：“帝王图治，必稽古典学，以资启沃之盛。”
为使经筵日讲不流于形式，康熙亲自圈定进讲官员的名单。康熙十年二月初四日，任命吏部尚书黄机、刑部尚书冯溥、工部尚书王熙、左都御史明珠、翰林院掌院学士折库纳、熊赐履等十六人为经筵讲官。三月初二日，任命翰林院掌院学士折库纳、熊赐履及侍读学士、侍读、修撰、编修等共十人为日讲官。三月十七日，首开经筵。四月初十日，初次进行日讲。这一开始便一发不可收拾，直至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初六日，儒学经典和诸史已基本讲完，康熙帝才谕令停止日讲。这是中国历史上为时最长的日讲，历经十五年时间，集举国之力完成，堪称是史无前例的盛事。
康熙朝日讲得以坚持十五年时间，殊为难得，其中随处可见康熙皇帝的高瞻远瞩，持之以恒。康熙十年开始进行日讲，康熙帝是年十八岁，正是求知若渴的时期，使得他对日讲尤其重视。曾经有讲官每每以夏日炎热、入秋政务缠身等为由推诿搪塞，康熙毫不留情，直言痛斥：“方今秋爽，正宜讲书。”“学问之道，必无间断方有裨益。以后虽寒暑不必缀讲。”康熙十六年，康熙帝更是改隔日进讲为日日进讲，虽避暑瀛台，未尝间断。三藩乱起，军务繁重，翰林院请改为隔日进讲，但康熙深切了解日讲之重要，认为军事或数日一至或数日连至，无法以日限计，仍令每日进讲，以免荒疏学问。经过十五年坚持不懈的学习，论儒学功力，历代帝王实难出其右。
康熙帝常与臣子说：“人君讲究学问，若不实心体认，徒应故事，讲官进讲后即置之度外，是务虚名也，于身心何益？朕于尔等进讲之后，仍再三阅绎。即心有所得，犹必考正于人，务期道理明彻乃止。”康熙十四年四月，康熙帝向日讲官提出：“日讲原期有益身心，加进学问。今只讲官进讲，朕不复讲，则但循旧例，渐至日久，将成故事，不惟于学问之道无益，亦非所以为法于后世也。自后进讲时，讲官讲毕，朕仍复讲，如此互相讲论，方可有裨实学。”至康熙十六年四月，康熙帝由复讲发展为亲讲，即每次进讲，先由康熙帝按讲章题目讲解全文或其中一节，然后再请日讲官讲解，两相对照，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师生互相切磋，共同讨论。
康熙帝重视经筵日讲，目的在于从经史中吸收治国方略和治国经验教训。他反对寻章摘句、繁琐的训诂考证，主张读书的目的在于体会书中义理，领会其精神实质。他主张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他说：“学问无穷，不在徒言，要惟当躬行实践，方有益于所学。”他对四书五经等圣贤典籍有自己的看法：“圣贤之书所载，皆天地古今、万事万物之理。能因书以知理，则理有实用。”“天人之蕴奥在《易》，帝王之政事在《书》，性情之理在《诗》，节文之详在《礼》，圣人之褒贬在《春秋》，至于传记子史，皆所以羽翼圣经，记载往迹。展卷诵读，则日闻所未闻，智识精明，涵养深厚，故谓之‘畜德’，非徒博闻强记、夸多斗靡已也。”康熙帝曾恳请日讲官：“卿等每日起早进讲，皆天德、王道，修、齐、治、平之理。朕孜孜向学，无非欲讲明义理，以资治道。朕虽不明，虚心倾听，寻绎玩味，甚有启沃之益。虽为学不在多言，务期躬行实践，非徒为口耳之资。然学问无穷，义理必须阐发。卿等以后进讲，凡有所见，直陈勿隐，以副朕孜孜向学之意。”
通过长达十五年的经筵日讲，康熙帝对儒学的思想体系和精神实质有了全面透彻的理解，而且他还能学以致用，吸收儒家学说的主要思想作为自己制定政策的依据，结合当时的国情，施仁政于天下。由于他用人得当，制定方针政策得体，君臣同心，所以很快就完成了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击败沙俄侵略、平息葛尔丹叛乱等丰功伟绩。在他率先垂范的影响下，后继的雍正、乾隆仍以其父、其祖的治国思想为基本国策，由此迎来了有清一代的康雍乾盛世。
由康熙帝主持的这次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帝王读经，留下了数百万字的讲义资料，是十五年日讲的思想精华，康熙帝甚为重视，命进讲大臣等将之整理成书，刊印成册，以此作为未来的皇帝、皇族、大臣们学习儒家典籍的教科书。《日讲四书解义》、《日讲<易经>解义》、《日讲<书经>解义》、《日讲<诗经>解义》等刻于康熙帝在位时，《日讲<春秋>解义》刻于雍正帝在位时，唯《日讲<礼记>解义》原稿存放于翻书房，因卷帙繁多而没有刻印，直至乾隆十二年才刻印成书。这一系列日讲讲义，将四书五经的全文逐字逐句地解读阐发，是从实用角度对四书五经等的全面讲解，将四书五经经世致用的一面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入的阐发，不仅可以帮助入门者较快地理解经典，同时能让读者明白，学习四书五经不只是寻章摘句，不只是为了八股作文，它是对治国安邦有着极高价值的实用道理。
这一系列日讲讲义在清朝皇室和重臣之间广泛传播，曾多次刊行，影响深远，并收入四库全书。但可惜的是，《日讲<诗经>解义》到民国时已散失。在1920年陈垣先生主持整理文津阁四库全书时，也发现《日讲<诗经>解义》有目无书，只存空函，后在其他阁本整理时均未发现此书，使我们今日无法亲眼得见这套珍贵儒家典籍教材的全部。不过对于余下的五种，都独自成书，依然是一套独一无二的经典。
这套简体横排本“日讲”丛书，就是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日讲四书解义》、《日讲<易经>解义》、《日讲<书经>解义》、《日讲<春秋>解义》、《日讲<礼记>解义》为底本，加以简化、标点、注释，以求让这套独一无二的经典重新焕发生机，造福广大对古代典籍有热情的读者。而对于《日讲<诗经>解义》，我们只能期待有朝一日能重新发现，让这套丛书再无遗珠之憾。
此次简体横排本的出版，内容完全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准，同时参校其他同类古籍善本。在参校其他古籍善本时，只有多种资料同时证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误时，我们才对极个别文字进行校改。本套丛书的注释目的在于方便今天的读者理解，我们对缺乏文言基础的读者难以理解的文言词语和用法进行了详细的解释。
此套丛书内容繁多，涉及的知识非常广泛，虽然编者耗费数年时间，尽最大努力为读者呈现一套完善的经典，但毕竟能力有限，差误在所难免，尚请方家指正，以便我们将来补正。谨致谢忱！
特此说明
编者
二零一五年十月
爱新觉罗·玄烨，即康熙皇帝，清圣祖仁皇帝。他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超长的皇帝。他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捍卫者，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他一生勤奋好学，自幼就对儒家学说充满浓厚兴趣，认为“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 他吸收儒家学说的主要思想作为自己制定政策的主要依据，结合当时的国情，施仁政于天下，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通过这套《日讲》，我们可以全面了解他治国理政的思想之源。
《日讲》原书的编撰人员包括：
陈廷敬 叶方蔼 李光地 牛钮 方苞 朱轼 库勒纳 鄂尔泰 张英 张廷玉 甘汝来 陈大受 尹继善 董讷 徐乾学 高士奇 常书 严我斯 崔蔚林 朱马泰 蒋弘道 张玉书 阿哈达 王鸿绪 格尔古德 沈荃 孙在丰 傅腊塔 王封溁 阿山 邵吴远 翁叔元 秦松龄 王顼龄 归允肃 曹禾 严绳孙 德格勒 博济 朱都纳 思格则 彭孙遹 汪由敦 杨名时 徐元梦 彭维新 李清植 王兰生 李绂 任启运 潘永季 王文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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