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看似薄薄的一本书,描述的却是一件惊人的大事件。1920年,美国经济进入了今天会被诊断成萧条的阶段。然而,从伍德罗·威尔逊到沃伦·G. 哈定的连续两届政府,对这场经济衰退似乎都不理不睬、泰然处之。也就是说,它们采取了21世纪一般经济学家眼中的灾难性政策。面对下跌不止的物价、收入和就业率,政府平衡了预算,并通过新成立的美联储提高了利率。按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学说的观点,我们再也想象不出比这更不开化或更适得其反的政策了。然而,到了1921年年底,一场充满就业机会的强劲复苏开始了。这里要讲的故事,就是关于美国最后一次政府不插手治理就自我痊愈的萧条。 当然,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并非没有政府。政府征税,也实施管制。政府开设法庭,维持法治。政府发行了法律上定义为黄金重量的美元。政府还设有陆海军。联邦政府官员审查国家特许银行。其他公职人员向流动性差但资产大于负债的银行注入资金。当时的人们把功劳算给这样一类官员,即美联储的新雇员,认为他们阻止了一场本来肯定会发生的货币恐慌。但美国政府没有让社会来承担金融失败的风险,也没有试图通过操纵联邦支出的比率或美元的价值来控制和指导国民经济。相对于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联邦政府机构(或不久之后发动对德战争的联邦政府机构),此时的政府不仅规模较小,也不爱多管闲事、到处干预。 在本书的叙事中扮演主角的是价格机制,也就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在市场经济中,价格协调着人们的努力。价格引导投资、储蓄和劳动。高价鼓励生产,抑制消费,而低价的作用恰好相反。1920—1921年的经济萧条以物价暴跌为标志,我们称这种致命状态为通货紧缩。但物价和工资下落的幅度是十分有限的,一旦两者跌到足以吸引消费者购物、投资者投入资金以及雇主招聘员工的程度时,跌势便停止了。在物价和工资双双走低的作用下,美国经济恢复了正常。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撰写本书时,正值美国从所谓2007—2009年大衰退中乏力复苏的第5年。为了应对银行倒闭和信贷崩溃的危机,乔治·W. 布什政府和巴拉克·奥巴马政府借入数千亿美元,然后拿去统统花掉了。它们向数十家本会遭遇灭顶之灾的金融机构抛出了政府援助的“救生索”。美联储将货币市场利率压低至零,并造出数万亿美元新钱(从而进一步补贴银行和“政府赞助企业”,而正是这些机构的过失甚至蓄意犯错促成了这场危机)。然而,尽管美国政府采取了这些措施,仍有约980万美国人失业,数百万美国人连找到工作的渺茫希望也放弃了。 如今,几乎没人敢公开提议一个世纪前政府的政策作为(更准确地说是拒绝或顾不上作为)。但事实就是,在政府做出这样的决策之后,经济反而恢复了增长,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尽人皆知的繁荣期(“咆哮的20年代”)。如果威尔逊和哈定像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总统那样插手干预,我们就不可能知道发生了什么。哈定的商务部部长赫伯特·胡佛似乎急不可耐,非要有所行动;可当他想要发力时,经济衰退已经结束了。在美国第31任总统任上,胡佛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干预,尤其是他企图阻止工资下降,但结果令人大失所望。 经济衰退和萧条从不宣告自己的到来。确切来说,经济学家都是在事后才把相关事件按时间顺序拼凑成年表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是经济周期年表公认的裁定者,它认定的1920—1921年经济衰退周期始于1920年1月,终于1921年7月;也就是说,经济从1920年1月开始每况愈下,到了1921年7月止跌回升,前后经历了18个月。 一方面,对于任何一位陷入失业、破产或贫困的人来说,一年半都是颇长的一段时间;另一方面,跟1929—1933年大萧条时期的43个月比起来,一年半又短暂得多。我认为,联邦政府建设性的不作为,促成了相对令人满意的结果。对于那些耳濡目染于自由放任思想的金融家和资本家来说,联邦政府的消极态度非但没有摧毁其信心,反而使之增强。 “信心”这个概念既至关紧要,又捉摸不定。给予一代人信任感的事物,可能会让另一代人惊恐。面对1920—1921年的经济衰退,使这一代美国人振作精神的似乎是一种相信美国金融基础牢固的共同信念。在一个许多方面都有如不系之舟的世界里,美元仍然和黄金一样坚实可靠。美国两党在偿还联邦债务并保护美元购买力方面的决心是一致的,这很可能促使人们相信:坏时光终难持久。 穆雷·罗斯巴德(Murry Rothbard)在他写的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美国大萧条》(Amercia’ s Great Depression)中写道:“如果政府希望缓解而不是加剧萧条,那么唯一有效的途径就是自由放任——不插手干预经济。只有在价格、工资水平和企业清算不受直接干预或者没有这种顾虑的情况下,必要的调整才会顺利进行。”无论从总体上如何评论这一命题,美国1920—1921年和1929—1933年的经历都不能将其证伪。 对于那些倡导联邦政府应采取强有力措施以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经济大衰退”的人来说,大萧条是历史的试金石。为了避免重蹈20世纪30年代初的覆辙,美联储在主席本·S. 伯南克(Ben S. Bernanke)的领导下开始了激进的印钞、利率抑制和金融市场操纵计划,而在经济治疗正式启动5年多之后,这些政策仍在延续。2012年8月,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镇的一次演讲中,伯南克坦率地将这些实验描述为“干中学”。 1920—1921年美国的货币和财政委员会没有采取这类即兴创作,除非你认为新成立的美联储采用了实验性做法:即使在价格暴跌时,也拒绝从高利率政策立场退让。无论如何,据我所知,在2008年危机期间,没有一位美国决策者援引1920—1921年这一不寻常事件作为可能相关的先例,1929—1933年的经济崩溃想必垄断了历史类比的市场。为决策者这一选择的辩护理由也在预料之中,比如他们会说:1920—1921年的经济规模比现在要小得多;当时的政治环境与我们这个时代完全不同,为测量经济活动的扩张和收缩而产生的数据充其量也只是粗略统计的;此外,当时还没有联邦政府社会保障和安全网络,也没有轻易就能取得的信贷,无论是个人信贷还是抵押贷款。这一切都是事实,但每一种反对理由都会以几乎同等的力度适用于大萧条本身。
詹姆斯??格兰特(James Grant),美国金融记者,历史学家,纽约历史学会理事,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硕士,《格兰特利率观察》(Grant's Interest Rate Observer)创始人。1972年,他在《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开启了自己的新闻职业生涯。1975年,他加入《巴伦周刊》(Barron's)。他曾在《60分钟》(60 Minutes)、《查理·罗斯秀》(The Charlie Rose Show)、《CBS晚间新闻》(CBS Evening News)和《华尔街周刊》(Wall Street Week)等电视节目中亮相10年。他的新闻报道经常出现在各种报刊上,包括《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和《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