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人间要好诗——白居易传（平装）_赵瑜著_9787521212457

《人间要好诗——白居易传》是一部可读性和资料性兼备的传记文学作品。作者笔调深沉，节奏明快，从白居易在当前时代下，在国内和国外产生的巨大影响入笔，道出这位唐代著名诗人伟大的一生。作品有别于一般简史化的传记文学创作思路，而是怀着巨大的同理心，把白居易作为一个“人”从而去体会他壮阔人生的得失成败、喜怒哀伤，如憾别初恋，痛失胞兄胞弟，老年丧子等，这些巨大的情感挫折使这位伟大诗人的内心世界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更积极地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并产生了深远影响。作品对此进行了细腻的描述和剖析，读来悲怆而浪漫。

作品尊重史实，以现代审美判断，结合白诗创作的机缘和艺术特色，将这位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的一生娓娓道来，并对其人格品性、理想抱负和文学成就，以及所生活的历史时代的政治背景、文化背景，进行了生动展示。

在作品中，有大量作者在基于对白居易通盘了解、深入把握后，发出的独到的见解，从中可以感受到作者的研判思路，以及对当前白居易研究领域成果的梳理，使作品具备很强的思想性和总结性，在文学阅读之上，更添工具书功能。

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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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赵老师，先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吧，白居易到底是不是山西人？

赵瑜：这个问题有意思。白居易在自己的简介里常说自己是太原人，实际上，事情相当遥远。他的祖先要追溯到秦国功臣白起，就是长平之战坑杀赵卒的白起。对于这场战争，山西人并不陌生，长平之战秦赵争夺上党，战争就发生在长治高平交界处。秦统一全国后，白起儿子白仲的封地确实是太原，但传到他们这一支，已经过去了好几百年，这一支族人到过许多地方，比如河南、陕北。白居易他们家是文官家庭，敦儒书香之家。在曾祖父之前就从太原离开了，几代人都在山西以外做官，没有上过五品，父亲官阶最高做到了襄州别驾。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在徐州符离长大。他们家还在陕西渭南买过地，白居易为母丁忧就在那里。所以，现在渭南人说他是渭南人。他又出生于新郑，新郑人说他是新郑人，也不是没有道理。

白居易一生从没有来过太原。为什么他说自己是太原人呢？一来祖上源出白起、白仲，二来他在唐朝为官，而太原是李唐王朝龙兴之地，唐朝把太原定为北都，唐人重视北方渊源，以此籍贯自称，有与当朝皇帝成为老乡的荣耀。相同的事例很多，还有刘禹锡、李商隐等人，也将自己祖上与皇族攀附，可又查无实据。身为唐臣，总有些可以理解的想法吧。

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柳宗元。史书列为河东郡望，山西人。但祖上早已族迁吴越。韩愈写柳墓志铭，也说明柳父仍在江南做官。他积极参加的永贞革新集团，正是南人集团。革新失败，宪宗力贬八司马，柳宗元一生没有回朝，他毕生坚不认错，为表心迹，晚年在作品中干脆自认吴人。直到清代文章，还把他列为吴人。柳宗元祖上实为西周柳下惠，河东三大姓氏之一。但他生于西安，长在江南，始终没有来过山西。他不把李皇认老乡，是晋人却不会错。

学界对白居易的故乡还有说法，认为他属于胡人一族，白姓就是由龟兹胡人所改。陈寅恪先生持这个看法，同样查无实据。

记者：您为什么愿意接受撰写《白居易传》这项工作？毕竟您更喜欢或者愿意自己去发现纪实题材，比如《寻找巴金的黛莉》《马家军调查》。

赵瑜：我们这一代作家，最熟知革命文艺，乃至苏俄文学，却没有系统地学习中国古典文化，这是“文革”造成的。写作这么久，完全靠自己东拉西扯地学习，生吞活剥，对古典文化的了解浮皮潦草，缺失了古典文化的训练和修养，几近无根之木。与三十年代学贯中西的作家相比，更是汗颜。因而看待现实问题也会缺少历史眼光。写到一定程度，很需要补课，特别是唐宋时期，中国文化达到了高峰，通过这种方式系统地学下来，必有收获。看待“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不能简单盲目，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否定或肯定。写作白居易的过程，更感到如此，就算给自己充电。对历史，对传统文化，对古典文学有了一定深度的认识，才能更好地指引写作，是大有益处的。

记者：通过对白居易的挖掘，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赵瑜：过去，对文豪诗杰的评价往往比较简单，注意力集中于创作者的个性特征。就说白居易吧，总是说他的现实主义斗争性和人民性，唐宪宗元和年间，他和韩愈、柳宗元、李绅、元稹一起倡导新乐府运动，即“诗到元和体变新”，开宗立派，好像都是个人、个性原因形成的。广为流传的《秦中吟》《新乐府》《长恨歌》针砭时弊，敢说“汉皇重色思倾国”，批评“君王从此不早朝”，一系列的讽谕诗篇，造成了白诗在中国文学当中的独特地位，也是中国文学史的重要篇章。至今我们都能感觉到他的才华和胆略，其个性色彩异常鲜明。但我在对他一生事迹的梳理中发现，造成这种文化现象，个人因素是有的，更主要的原因，是有了唐代的文化和政治制度，才可能造就一大批这样的作品和诗人，才有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篇，杜甫又深重地影响了白居易。白居易又影响了晚唐的皮日休乃至宋代的苏东坡。唐代思想文化的自信与开放，允许他们发挥，文字狱最少。唐朝整个知识群体乃至全社会都有发言权，大人物和小百姓，都敢于以诗言志讲真话，好作品层出不穷，诗歌成就至今无法超越，对于外来文化也能接受，并融为己有，是真正的海纳百川。

记者：到底是什么样的制度造成这样的现象？

赵瑜：是啊，到底是什么制度，让他们，让李白、杜甫以及白居易们能够没有顾忌地创作发言？是顶层设计中的言官制度，也叫谏官制度、词官制度。唐朝将近三百年，极少增加官位，从学习隋朝的三省六部制开始，涉吏官阶和部门，只增加了两个官位，这两个官位叫什么呢？后来，有个词叫“拾遗补阙”，这并不是现在咱们讲的文史补漏工作，而是两种官名，拾遗有左拾遗右拾遗，补阙有左补阙右补阙，隶属于中书省或门下省，此官唐初即有安排，到武则天正式成型。皇家赋予他们职责，就是要对朝纲提意见，只有做到这样了，才认为你是忠诚于国家。拾遗、补阙的官阶并不高，只是七品八品，就怕你官阶一高，舍不得讲真话。八品官，却在朝中列为近臣，直接参加早朝，上街遇到御史，不须回避。唐帝国有陈子昂、王维、杜甫、元稹、白居易、杜牧、岑参、韦庄、柳公权、张九龄等近百位文豪，做过这两种官。杜甫毕生以做过左拾遗为巨大光荣，也是他人生最欢乐的一段时光。正是这个制度才是诞生讽谕诗歌及言论自由的保障，要振兴大唐就得重视言官，同时明确规定，宰相的旧属和儿子，不得担任这两种官，就怕你护短说假话。白居易写出的那么多诗歌，新乐府、歌行体、讽喻诗，从理论上强调“美刺比兴”即美善刺恶，强调“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经常对朝廷发表批评言论，都与言官制度密切相关。高层言官“美刺现事”的风尚，又很好地影响了文坛和全社会。

在唐朝，并非进士及第就可以做官，这只能证明你是学霸，还要经过吏部的铨试，考试合格才可以得到官职，其中一门考项叫作“直言极谏科”，是常设科考重头戏。你听听这名称，直言极谏，毫无保留啊。白居易应吏部之试，撰《策林》75篇，规劝君王“以天下心为心，以百姓欲为欲”，要皇王“以理自修，以法自理”，甚至在第21篇中，敢于说出“人之困穷由君之奢欲”这样的狠话，都是公开的。宪宗认为考得很好，批准为第四名。如果没有制度保障，谁也不敢呀。这是他的治世思想，也就是政治主张，我们经常注重他的诗，而忽略了他的政治思想。他早就提出了采诗政策，并建议专门设置采诗官，也就是取得朝野精华来变革朝政。他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为官使命，是说文学更应该关注现实，并要向君王谏言。唐朝许多成功诗杰，都是政治家和文学家双重身份，不论是政治主张还是文学主张，在白居易身上是统一的，举例说《卖炭翁》，皇宫里的采办制度有问题，“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大家理解似乎是诗人叹惜现实的无情，实际上，白居易批的是“宫市”制度，他指出皇家绝对权力，导致“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这“宫市”制度对百姓不公平，是恶政。这不是诗人发出的什么异常声音，而是在呼吁要将之纳入国家治理和改革。

白居易名句“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在唐朝社会里，这正是主旋律，是主流声音，不是异响。

记者：曾经看过一篇文章《神人白居易：我只用一半功力，就把日本折服了》，写到白居易用一支笔，就征服了整个日本，在日本，他简直就是诗神，日本作家没有不读白居易的，这是真的吗？

赵瑜：是真的。日本推崇白居易，他的许多诗篇在日本家喻户晓，诗好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更有一个客观原因大家可能不会注意到。白居易一生创作不断，他是一个活着时就广有大名的诗人，白诗流传下来很多，一是民间大有市场，士人拿白居易新诗可以当钱用，妓女争价，说我会唱《长恨歌》，理应高酬。驿站亭台到处刻有白诗，一个粉丝记性不好，满身刺青刻白诗，光着膀子炫耀。二者跟他特别注重编集子有关，几十年间，他前后主持编成五部诗集，存之庙宇，三千多首，唐代第一。他去世时是公元846年，75岁。在此之前，也是日本派出遣唐使来朝的最后时光，日本派来的第十二批、第十三批遣唐使，还有好几批留学生，把白居易的很多集子带回了日本，有的集子，包括他的书法，我们国家已经没有了，但在日本、韩国还有收藏。到白居易去世之后，晚唐社会动乱以及日本内部财政吃紧，没有再派遣唐使来中国了，而李白、杜甫的诗集很晚才结集于市。从这个意义上讲，白居易生逢其时，李白、杜甫的创作高峰期正是安史之乱，他们颠沛流离，无法安宁，诗歌失散甚多，也没有机会编集子。白居易处于战后，相对稳定，到处流传他的作品，又有集子，正好遣唐使来朝，这几个原因造成了白居易用一支笔征服日本的现象。在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也是这样。韩国有人以重金买到白诗，带回去献给皇帝，谋取了高官，以白诗投其所好，近乎贿赂。大唐堪称中华民族最骄傲的时期，日本平安时代，有一本著名诗选，叫《千载佳句》，收录中日诗人佳诗1100首，白居易一人独占535首，令人惊叹。白居易研究在日本早已进入专业化。可惜，文化输出完毕，几百年之后，日本经过革新强盛起来，我们衰败了。

此外，有英国亚瑟·韦利等汉学家，早在民国年间就大量翻译白诗，并写出专著《白居易的生活与时代》，在英国和美国同时出版，西方国家介绍中国诗人的第一部传记，就是白居易。目前，以英语为主翻译白居易作品的译本，多达189种，各国图书馆都有白诗，可达1800多家。真正显示了中华诗歌超越时空的力量。

记者：白居易一生中有红颜知己吗？

赵瑜：当然有。他那首著名的“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相信大家都知道，这是他养的两个家伎，其实曾有更多，还对她们宠爱有加。这就要说到唐朝的婚姻制度，大唐的制度很合理，一夫一妻制，但是，大家都可以纳妾蓄伎。柳宗元正妻去世后，有好几位女性陪他生活多年，且生儿育女，这不是毛病。唐时，歌伎院是官办的，很开放，有西域新潮音乐，众多歌伎翩翩起舞，在大唐，歌舞娱伎不是缺点，不是生活作风问题，歌伎也不是今天的妓女，光知道卖肉。白居易一辈子婚娶杨氏而始终，而樊素和小蛮则是人性的补充。要说他的最爱，要数他年少生活在符离时的一个美丽村姑，名叫湘灵，他们恋爱8年，白居易一生写了几十首诗给她，有《寄湘灵》等等，可惜门不当户不对，他们不可能成眷属，这让白居易怀念了一辈子。湘灵送他一双绣花鞋，他始终带在身边，贬官江州还带着。白居易一生重情，重友情，重爱情，写了大量的同情女性的诗。如《上阳白发人》，他同情宫女，倡导人性，希望改善内宫政策，分批释放宫女，曾有一批释放了900多，将近1000人。

记者：白居易一生有什么有趣的事吗？或者诗歌的诞生与他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关系？

赵瑜：白居易打小学习条件不好，考取进士之前，父亲去世，俸禄终结，家庭负担很重，加上战乱，流离了很多地方，他曾经背着长兄交给他的一袋粮食，步行千里，从浮梁背到北方，交给母亲。使他充分地体察了中下层社会的苦难。后来在符离有一段安稳日子，刻苦学习。但他参加基层考试还要跑到宣州，他有个长兄在浮梁任县簿，叔叔在宣州做官，他是以宣州“学籍”的贡生，被举荐参加长安考试的。这又要说到唐朝广招才学的制度，一个州郡，你举荐的学子总是考不上，比如三年荒疏，朝廷这就会怀疑你的公正性，科考舞弊，罪名极重。所以推荐时一定挑最好的，才能确保考得上。从而维系人才辈出的局面。像“文革”中，十年封闭高考，或以白卷为荣，可谓史无前例的荒唐。

白居易到长安，大家都传“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的掌故，这话确实是前辈顾况所说，但说这话时，白居易才十几岁，并没有去过长安，实是顾况被贬南方，见到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转而赞叹 “得道个语，居亦易矣”。夸他有这样的诗才，到长安就不用发愁生存了，而不是后来传的，少年白居易在长安拜见顾况所发生。白居易在宣州，发现李白墓冢就在当涂，他找到了，感叹已经凋零，就写下了“可怜荒垄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只因李白去世十年，杜甫去世两年后，白居易才出生的，也就是772年。

唐朝的时候做官不搞终身制，任期3年，还得再考，或等待重新安排。就是前面提到的，白居易先考中进士，再考上校书郎，三年期满，参加吏部考试，在考试准备中，《策林》等治国篇章诞生了，这一次考上，才能到陕西周至县做个县尉，是个副职。大县一正两副，小县一正一副，不像我们现在设有几大班子，副县一度多达近十位。白居易做县尉时，看到政策和民众并不和谐，写下了著名的《观刈麦》，还有《宿紫阁山北村》，他看到神策军，也就是皇家警卫，采伐建筑材料蛮横地砍了老百姓的树，这些树，老百姓养了三十年，是留做大用的，却被宦官统领的“采造家”无偿砍伐，“暴卒”横行乡里，百姓避祸无言，都是政策有误。他在反思自上而下的关系，写出他看到的事情。这时有两个周至县的钢丝朋友，是进士而无官，一个叫王质夫，一个叫陈鸿，这两人撺掇他写出了伟大的《长恨歌》。安史之乱能怨女人吗？他们同情杨玉环，他们说，只有你老白能写好，别人不行，白居易禁不住忽悠，在一个寺庙里，奋笔表达了战后反思的真情实感，县尉任职未满，这首警策朝政的大诗传到了长安，朝野争相传诵，歌女放声演唱，却没有遭到朝廷的批评，唐宪宗不但没有因为白居易谴责了自己的爷爷而有责怪他，还问，这是不是去年参加考试的白居易？身边人说是，好了，提拔，白居易就在县尉任期不满时，被召回朝中光荣担任左拾遗，还是翰林学士，也就是刚才说的言官，就近行走于皇室，这一来让你骂个够。不久，七品言官白居易，因为平乱扫藩之事，竟然和皇帝当堂争吵起来。皇帝受不了，向宰相李绛埋怨，说白居易这小子不给我面子，李绛劝帝：这正好说明了白居易的忠诚！皇帝释然。左拾遗的职责就是直言极谏，唐皇虽然“渴闻谠言”，但忠言逆耳，有时也会受不了，以致喜怒无常，利益受到损害的旧势力也会展开攻击，但有制度和无制度大不一样，制度之内进言毕竟不算犯罪，是制度保全了年轻的大才子。

我们写白居易，写历史，也是为今天着想，才有启示意义。通过对唐朝制度的考察，可以看到今天制度上的缺陷。由于制度使然，言官才可以尽情地提建议，但你不是言官时，可以继续写诗，正式提建议就要小心。后来，白居易得到提升，离开拾遗岗位，丁忧以后做了太子赞善，置身东宫辅教。这时，主战派武元衡宰相被藩镇刺客砍了，裴度被刺幸存，白居易一冲动，急急上奏建言严惩凶手，而太子宫中官，不得主动参政议政，也有规矩，这在保守派和憎恶白居易的人，特别是宦官集团看来，那是不允许的，原先你是谏官，拿你没办法，现在就可以奏你越职言事，妄议朝政，于是白居易被罗织罪名，贬到江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这下《琵琶行》问世了。至此，牢骚还是可以发的，“同是天涯沦落人”嘛。后来，量移忠州刺史。直至宪宗被害，穆宗登基，召回离京六年的诗人。学界一向认为，白居易前半生奋勇直言兼济天下，后半生知足保和独善其身，表相的确如此，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制度的因素，身不任拾遗臣职，失去了诤言谠谏的可能，便只有努力做个清廉好官。此后，白居易一路提升，为官二十载，官至太子太傅，从一品，以刑部尚书致仕，75岁逝于洛阳。墓地祭者无数，洒酒成泥不可行，人们还是怀念他爱讲真话，做真人。但倘若没有制度保障，也早就被杀了。

白居易一生历经多朝，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去世时已是宣宗。武宗皇帝企盼晚唐中兴，曾要重新起用“直言极谏”的白居易任宰相，因年事已高，任用了白居易的侄子白敏中为相。白居易在洛阳辞世，宣宗帝亲自写诗悼念，“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御笔追悼诗人，史所罕有，也只在唐朝见此独例。

宋朝往后，限制言论的文字狱越来越严酷，苏轼因诗案被贬黄冈，险些丢了性命。这时他尤其追念白居易，因而效法白居易曾在忠州东坡植树之举，咏念白居易“东坡种树”诗，在黄冈小城东门外也开了一片荒坡，种花植树，取号东坡居士，此名留传后世，比实名还响亮。苏东坡一生崇敬白居易，纵笔为文敢直言，执政为官办实事。及至元明，禁言更甚，待到晚清，啥也不让说，直言者动不动杀头，连影射也不能活，也就彻底衰败了。凡失败君王，都制造了一个禁止讲真话的时代。只有提倡和保障讲真话，并形成制度，才是推动社会变革、实现国家强盛的前提条件。

记者：您用几句话，总结一下白居易吧。

赵瑜：白居易是个真性情的正派人，体现了中唐文豪诗杰的才华和风骨。他爱诗，就像写日记似的写诗，世称“诗魔”。又爱直言纪实，也就留下了唐代生活的真实记录，成为考察中唐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文本。为中华民族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也为中国诗歌造就了世界级影响。“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对后世影响极大，如今面对中国文坛，犹可深思。伟大的白居易既然始终认为自己是太原人，那么今天我们山西人来了解他、读懂他也有重要意义。

（此文为《映像》杂志专访，整理者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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