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爱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_[英] 夏洛蒂·勃朗特著_9787020163359

《简·爱》是一部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都十分独特的小说，以抒情浪漫的笔法描写了女家庭教师简·爱与庄园男主人罗切斯特之间的深挚爱情，成功塑造了英国文学中第一个对爱情、生活、社会以及宗教都采取独立自主、积极进取态度的女性形象，被视为“现代女性小说”的楷模。

前言

《简·爱》问世以来已一百多年，始终是英国小说中拥有广大读者的一部作品。它既是经典性的，包括我国在内，世界上各个国家一代代的青年，常常都是从阅读它开始踏入英国以至世界文学的欣赏园地。它又是最“流行”的，不但稍知文学的各国男女老幼，就是不大接触文学的人，也通过多次反复重拍的电影等艺术形式，十分熟悉简·爱这个孤女令人同情的身世，和她与罗切斯特之间那段曲折离奇而又缠绵动人的爱情故事。这部记述了一个平凡的女子虽不算太平凡但也算不上可歌可泣的生活经历的长篇小说，竟有着如此历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其奥秘究竟何在？

正像本书初版内封上所标明的那样，它是一部“自传”，或者更正确些说，是一部自传成分很浓的小说。尽管作者有时也否认女主人公就是她，可是大量的证据说明书中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包括女主人公在内的许多人物的生活，以及他们活动的环境、气氛，甚至许多的生活细节，都无可怀疑是取自作者及其周围的人的真实经历。顺便说说，历来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方式的小说并不少见，但《简·爱》这部小说如果不采用第一人称来写，就很难想象它能取得现在这样强烈的效果。中国古代文人就主张文章要以血泪写成，近代的文学家虽然说法不同，但承认对生活的真切体验是一切好作品的最根本条件之一，这大概是一致的。《简·爱》之所以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恐怕首先得归因于此。

夏洛蒂·勃朗特一八一六年生于英国北部一个乡村牧师的家庭。母亲很早就因病去世，丢下她们五姊妹和一个弟弟，夏洛蒂排行第三。过了三年，还只八岁的夏洛蒂和她的两个姐姐与一个妹妹就给先后送进了一所专收神职人员孤女的慈善性机构——柯文桥女子寄宿学校里。正如在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饥饿，寒冷，繁重乏味的宗教祈祷和粗暴冷酷的教养方式，很快就摧毁了孩子们的健康。一八二五年流行的一场斑疹伤寒使全校八十五个学生中病倒了四十五个。大多数学生还染上了肺结核。夏洛蒂的两个姐姐玛丽亚和伊丽莎白就在这一年患肺病先后被送回家，不久就死去，使父亲只好把余下的夏洛蒂和她的妹妹艾米莉接回家里，但这种当时还是不治之症的病魔的种子，已经潜伏在她们身上，后来也过早夺去了她们和她们的弟弟的生命。

夏洛蒂的父亲派屈里克·勃朗特出生于爱尔兰，毕业于剑桥大学，以后终身落脚在约克郡当了一个偏僻小镇上的牧师。他丧偶后独自带着一群孩子长期过着寂寞清苦的日子，在读书看报之余，虽有时也能给他的孩子们一些学习上的帮助，包括不适当地向他们灌输他自己的托利党（后来的保守党）信条，但总的说来，他是个阴郁并以自我为中心的专制家长，不能给子女们渴望的温暖。生活在约克郡哈沃斯这个北方荒原中与世隔绝的山村里，姐弟四人除了徜徉在周围的一片荒原、沼地、山丘、田野间外，就只能紧密地团结友爱，相濡以沫了。所幸的是他们都有文学艺术上的爱好，自写自画，自编自读手抄刊物，从中得到了很大的乐趣。这在当时的英国家庭中并不是罕见的现象，但谁也想不到的是，从这里面居然孕育出了日后震动英国文坛的三位女作家，其中两个——夏洛蒂和艾米莉——的代表作《简·爱》和《呼啸山庄》成了英国文学中的不朽杰作，妹妹安妮的《艾格妮斯·格雷》也至今仍为许多文学爱好者所传诵。

当然，他们当时编写的那些诗歌、幻想故事还只是一些孩子们为排遣时光在一起编织的白日梦，里面的英雄常常是一些历史上和幻想中的皇家贵族大人物。例如从现今保存下来的夏洛蒂和她弟弟合作写成的一个英雄故事的部分手稿来看，其中只不过用一种拜伦式的风格，描写了一个称为“昂格里亚”的理想国度，抒发了他们对于在自己寂寞生活中所缺乏的事物所抱的热烈向往而已。但是生活的磨练和随之而来的心灵的觉醒，使他们在文学写作上，也出于兴趣和消遣，走上了反映自己切身经历和内心体验的逐步成熟的道路。而他们中最勤奋也对生活的艰辛感受得最深的夏洛蒂，在文学创作上也最先获得了成功。

促使她以文学作为自己的事业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她在第一次从慈善学校回家后的学习和求职谋生的不愉快经历与艰难遭遇，无疑使她很自然地走上了这条最适合于她的道路。一八三一至一八三二年她第二次就读于罗赫德地方的一所寄宿学校。这次遇到的学校负责人伍勒小姐跟她第一次遇到的那些教师有很大的不同。她和她成了很好的朋友，《简·爱》中的谭波尔小姐身上就明显留下了这段交往的影子。但在这里的经历也并不完全是愉快的：进校时一口浓重的爱尔兰口音，当别的女孩子邀她去参加游戏时她从来不去跟她们一起玩，也不会玩。一八三五至一八三八年她曾回到这所学校教过几年书。一八三九年又去约克郡一个工厂主家里当过几个孩子的家庭教师，性格孤傲的她受不了孩子们向她掷书本甚至扔石头的作弄，很快就辞职了，两年后第二次尝试也同样以失败而告终。《简·爱》中在罗切斯特家聚会的贵妇人、阔小姐对家庭教师的刻薄揶揄，正是作者切身感受到的当时英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等级偏见的生活写照。在这之后，她又作了最后一次寻求自立和谋生之路的努力，——打算自办一所学校，并为此说动母亲死后一直在她家照料家务的姨母，资助她和艾米莉去布鲁塞尔短期进修法语和德语。结果学校并没有办成，因为没有人来就读，而她去布鲁塞尔学习的一段经历，却对最终促成她放弃其他，决心尝试以笔耕谋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她们所进的海格尔女子寄宿学校是一所主要为当地贵族富家小姐们开办的天主教学校，她和艾米莉这对从英国北部荒原的穷乡僻壤中来的新教徒姊妹，她们的寒酸和耿介跟周围的环境太格格不入了。正是这种强烈的对比，激起她要用某种方式表现自己的强烈愿望，同时也促使她从过去所沉湎的英雄故事和田园诗的幻想中清醒过来，转到了对眼前实际生活和自己切身问题的深思。

她选择了文学事业。第一个尝试——她和艾米莉和安妮用这时已去世的姨妈留给她们的遗产自费合出的一本诗集，一八四六年出版时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同时，她的第一部小说《教师》也受到了几家出版社的冷遇。但夏洛蒂·勃朗特不是那么容易屈服的人，艾米莉和安妮的小说得到出版商的接受也增加了她的信心。她更进一步沿着第一部小说中已初露端倪的写实路子走下去，一八四六年秋天前后开始创作她的第二部小说时，完全以她自己的亲身体验、感受和憧憬为基础，借一个出身寒微的年轻女子如何与命运搏斗，终于战胜了环境也战胜了自己的动人遭遇，抒发了作者自己胸中的积愫，也深深打动了从当时直到今天无数读者的心。这就是现在这部已传诵了一百多年的长篇小说《简·爱》。

《简·爱》在伦敦引起的反响是巨大的。出版商很快在一八四七年十月就出版了这部作品。萨克雷称赞它是“一位伟大天才的杰作”。次年印行第三版时，《评论季刊》上提到“《简·爱》与《名利场》受到同样广泛的欢迎”。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评论者从内容和形式上都竭力贬低它（作者在第二版序言中就针锋相对地反驳了他们），就是欣赏它的人中，也抱有一定程度的困惑，比如乔治·艾略特就一方面为《简·爱》所陶醉，一方面又对它感到吃惊和不快。

原因就在夏洛蒂·勃朗特这位名不见经传却极有个性的女作者，写了一本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十分独特的作品，不但与在它以前和与它同时的作品相比显得与众不同，而且与它后来类似题材的作品比起来，也始终显得更为大胆而率真。小说以回忆自述的口气，写自幼父母双亡的孤女简·爱如何从小就受到收养她的舅母及其子女们的歧视和虐待，如何在冷酷艰苦的慈善学校中长成一个勇敢刚强的少女，踏上了社会后如何尝到了爱情的滋味而突然遭到惊人的意外变故，在经过出走、流浪甚至乞讨的生活后如何终于跟她一向眷恋的男主人结合而最后获得了幸福。情节听起来颇有点像常见的“灰姑娘”故事。在此以前，英国文学中就有理查逊的《帕美拉》（1741），写了一个年轻侍女如何以她的美德终于赢得了富家少爷的敬爱而结成了美满的婚姻，曾经流传一时，被称为英国第一部家庭伦理小说。但《简·爱》与这一类作品却截然不同，它创造了英国文学（而且不只是英国文学）中第一个对爱情、生活、社会以至宗教都采取了独立自主、积极进取态度的女性形象，是读者从来不曾遇见过的。

就拿简·爱对罗切斯特的爱情来说，她并不把彼此社会地位的悬殊看得太重，处处显示出自尊自重，明确地宣称“我与你是同样的人”；她面对富家千金英格拉姆小姐这位骄横高贵的情敌时，毫不自惭形秽，却自信与罗切斯特更为投合和般配；而一旦发现他有还活着的妻子时，又毫不犹豫地离开她留恋的人和留恋的地方，独自奔向渺茫的前途。更难得的是，她在两性的恋爱关系中并不满足于被爱，而是毫不隐讳自己的感情，一改女性总是扮演受男性倾慕和爱护的角色，要求站在平等的地位上追求新型的爱情和婚姻关系。同样，在对生活的态度上，简·爱也从幼年时期迷恋描绘大海、礁石、沉船的图画，到成长后时时仰望星空、远眺山野，表现出不安心于平静无波的生活，热望改变现状，走向更大的生活圈子。

在写桑菲尔德府的名流聚会等篇章中，作者虽然着墨不多，却那么鲜明生动地描摹了一张张贵族资产阶级庸人的可笑嘴脸，同时也通过他们对平民阶层的鄙视嘲弄，有力地反映出社会的不平。更不用说书中对那些所谓慈善家和慈善机构的真实刻画，是多么尖锐地揭露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残酷和伪善。然而最使人震惊的，是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对宗教和教会的态度。简·爱小时候进的寄宿学校的主持者勃洛克赫斯特牧师公然用粗暴的铁腕来窒息那些幼弱的少女们最起码的肉体和精神要求，甚至把她们的生命当成儿戏。女主人公从桑菲尔德府出走后遇到的圣约翰教士，则用另一种更精致的精神铁腕来压制别人和自己的正当愿望，在完成救世主的事业的名义下要求人牺牲生活、牺牲一切。小说中很形象地把前者比作“黑铁柱子”，把后者比作“白大理石柱子”，毫不含糊地揭示了他们借“神恩”来要求别人放弃“天性”，实际上不过是要取得绝对支配别人的权力而已。

所有这些，跟作者所处的英国社会传统是格格不入的。当时英国正进入维多利亚时代，国力的昌盛和海外殖民势力的扩大使这个时期被称为英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社会上富豪贵族踌躇满志，当时的文学艺术中也热心塑造绅士淑女的形象。同时世界上第一次规模宏大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也正在英国蓬勃兴起，工人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积极提出了政治平等的要求。几乎终生在偏僻小镇生活的勃朗特姊妹，对社会政治的理性认识主要来源于阅读父亲的书籍和报纸，自然不可能有多么明确的社会和政治主张，然而《简·爱》的作者却完全凭她的真情实感，从一个角度大胆地抨击了从腐败骄奢的贵族、资产阶级到道貌岸然的牧师、传教士的虚伪嘴脸；甚至在连当时的宪章运动都还没有提出男女平权思想的情况下，如此鲜明地描写了妇女不甘于社会指定给她们的地位而要求在工作上以至婚姻上独立自主，如此热烈地为妇女的尊严和正当要求而辩护，这不能不说是英国文学史上一个很大的突破。

与思想内容上的独树一帜相称，《简·爱》在艺术表现上也有着不容忽视的特色。有些西方评论家如亨利·詹姆士等指责本书结构松散，笔法随意。实际上，全书以女主人公在盖茨黑德府的不幸童年、在洛伍德学校的艰苦岁月、到桑菲尔德后的青春觉醒和在荒原庄的最后成熟四个部分构成，描摹了每个时期不同的人物环境、生活细节和思想感受，同时始终以主人公的自我心理反省把它们贯串在一起，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的确，它并不特别致力于编织一个复杂曲折的故事，但它却凭着它所激起的对主人公命运的强烈兴趣和关怀，有力地吸引着读者。而更重要的是，作者在描写这一切时从头至尾所显示出来的热情和大胆。正如后来曾为作者写了有名的《夏洛蒂·勃朗特传》（1857）的著名作家盖茨凯尔夫人所说的：“她有着什么样的热情，什么样的烈火啊！”无论是简·爱在桑菲尔德果园里与罗切斯特的表露心曲，或者是她出走后的流浪乞讨的描写，都毫无扭捏作态和多愁善感的情调，而是有血有肉地表露了女主人公——也就是作者自己——的真实心灵，写出了自强自尊的人——尤其是自强自尊的女子的天性，令人肃然起敬，增加了对人性的敬意。在勇敢真挚的心理探索上，有的评论家认为作者已开了劳伦斯的先河，恐怕并非是毫无道理的。

在写作特点上，笔法简洁而不夸张渲染是《简·爱》作者的一大长处。写女主人公在洛伍德学校时与海伦·彭斯间的感情和海伦之死的那一部分，作者并没有用多少笔墨作大量的描写，但读来却能催人泪下。这固然得力于作者有亲身的体会（海伦显然就是作者姐姐玛丽亚的写照），但描写上的成功也是无可否认的。同样，如第二十一章写舅舅里德生前对妹妹及其遗婴的爱护之心，也写得语焉寥寥而情真意切，令人难忘。与作者同时代的其他大作家相比，萨克雷似乎显得过于冷峻，狄更斯则有时令人稍感做作。而夏洛蒂·勃朗特简洁而传神、朴质而有声有色的文笔，使《简·爱》成为学习英文和英国文学的人们必读的入门书，不是没有原因的。

就真实反映现实生活而言，《简·爱》无疑是现实主义的作品，然而与此同时，它却采用了许多梦境、幻觉、预感和象征、隐喻的手法，使作品带上了不少浪漫主义的色彩。在这方面，作者有她自己的见解。她在读了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后，说它只是“理智而真实（比实际更真实），但她却决不可能成为伟大”，因为她“没有诗意”，而“一个伟大的作家能没有诗意吗？”不管这种评价是否正确，但读了勃朗特姊妹的作品（特别是《简·爱》和《呼啸山庄》），你不能不承认她们的散文体小说中，确实充满着扑朔朦胧而很容易引起读者丰富联想的诗的气质，这大概跟她们从小饱读而且为之倾倒的浪漫派诗人如拜伦等给她们的深刻影响是分不开的。

但短促的生命，有限的阅历，毕竟也给《简·爱》的作者带来一定的局限。她抱着少见的热情和真诚，勇于探索人生，但却缺乏对时代和社会更深入更理智的深刻分析，从而得出她自己的结论；她鄙视浮华世界的庸俗追求，但仍迷恋于中产阶级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情趣；在《简·爱》的整个情节中多少带有当时流行的“哥特式小说”的神秘气氛。作者的其他几部小说《雪莉》（1849）、《维列特》（1853）和《教师》（1857）尽管背景和人物有所不同，但也都是作者把自己在约克郡和布鲁塞尔学校的生活的切身体验，与她对更丰富的生活的追求和憧憬相结合的产物，比起《简·爱》来都不免显得逊色。

夏洛蒂·勃朗特一生与贫病为伍，几个姊妹都在她以前因病早故，惟一的弟弟也酗酒堕落，潦倒而死，只有早鳏而性情孤僻固执的老父与她为伴。一八五四年她才终于克服父亲的反对结了婚，不幸第二年就因病去世，只活了短短的三十九年。但她在世界文学史上留下的深刻痕迹是永不会磨灭的。她的《简·爱》刚出版时，有的评论家就热烈地赞扬它比五十部特罗洛普、五十部狄更斯和其他人的小说加在一起还更有价值，这未免有点过于夸大。但马克思也把夏洛蒂·勃朗特与狄更斯和萨克雷等并列在一起，称赞他们的作品中揭示出来的社会真实，比一切政治家、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这不能不说是这位十九世纪英国女作家值得引以为骄傲的莫大荣誉。

译者

一九八九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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