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套《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取材范围广泛，内容上不拘一格，凸显示出选家独特的眼光和注家审慎的学风，具体列举如下：
1、注意宏观的历史概述。如李泽彰《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王云五《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等；还有一些专题论述，如茅盾的《近年来介绍的外国文学》和《连环图画四十年》、傅惜华《百本戏曲书籍考略》、葛绥成《清季民初地图出版工作及出版物》、孙海波《近三十年中国考古学及其出版物》、郑鹤声《清末民初对于民众读物编审之经过》、曹冰严《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统制中国出版事业的企图和暴行》等。
2、重视时论文献的开掘。如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出版界的混乱与澄清》，大部分选录的是1945至1946年的《出版业为文化危机向参政会紧急呼吁》《昆明文化界争取出版自由的宣言》《出版业争取出版自由致政治协商会议意见书》《北平出版业为抗议摧残出版发行自由紧急呼吁》等。
3、留心教科书文献。教科书是清末才出现的新文献类型，和今天研究者不同，清末以来教科书文献不仅受大学者的重视，很多教科书的编纂者都是大学者，如蔡元培、张元济、蒋维乔等，都是商务印书馆中小学教科书的编纂者。这一板块中就收录了《教科书以前的童蒙读物》《教科书之发刊概况（18681918）》《教科书发刊概况（19191925）》；陆费逵《论中国教科书史书》、蒋维乔《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吴研因《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等。
4、关注出版机构的史料。官方出版机构有孙家鼐《官书局开设缘由》、联豫《奏陈西藏设立出版机构片》，也有民营书局的资料，如蒋维乔《创办初期的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等。其中商务印书馆是重头，如《商务印书馆大事纪要》《上海商务印书馆职工的经济斗争》《商务印书馆试行编译工作报酬标准办法纠纷记》《一二八商务印书馆总厂被毁记》《一二八被毁后商务印书馆之解雇及复业问题》，其次是中华书局共和生活书店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机构，如企虞《中华书局大事纪要》、韬奋《生活史话》、丁珉《记北方人民出版社》、辛垦《忆北方人民出版社》、林陵《回忆苏商时代出版社的工作》等。
5、搜集出版规章。如孙家鼐《官书局奏开办章程》、邹代钧《译印西文地图公会章程》，其他还有《大清印刷物专律》、《国民党政府之出版法》、《译书公会章程》《京师同文馆馆规》《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章程》《出版商业同业公会章程》。
6、采集图书序跋。序跋在今人看来是研究书籍的副文本，而张静庐较早注意到序跋对于研究出版史的重要价值。如收录《申报馆书目序》《西学书目表序例》《本馆（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译印政治小说序》《东西学书录叙例》《东籍月旦叙论》《译书经眼录叙例》等。
7、网罗报刊资料的研究篇文。如《中国各报馆始末》《清末小说杂志述略》等，尤其注重发刊启事，如《月月小说发刊词》、《小说林发刊词》等。对于抗日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和上海沦陷后在党的领导下出版的红色报刊、进步报刊的发展情况，收集特别详细。
8、收聚编译文献。如总理衙门《奏请创设京师同文馆疏》、冯桂芬《上海设立同文馆议》、马建忠《拟设翻译书院议》、李端棻《奏请推广学堂设立译局报馆折》、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叙例》、康有为《广译日本书设立京师译书局折》、总理衙门《奏请京师译书局归并举人梁启超主持片》、盛宣怀《奏请设立译书院片》和《奏陈南洋公学翻译诸书纲要折》、周树奎《译书交通公会序》、丁韪良《同文馆记》、毕乃德《同文馆考》、吴宣易《京师同文馆略史》、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君素《一九二就年中国关于社会科学的翻译界》、贺麟《严复的翻译》、《译印西文地图公会章程》、《译书公会章程》等。
9、汇集若干书目年表：如《汉译东西洋文学作品编目》《中译俄小说编目》《高尔基作品中译本编目》《五四以来新诗集简目》及补遗、《茅盾先生著译目录》和补充书目、《郭沫若先生二十五年著译编目》等，以及一些出版大事年表。
10、收集印刷装订技术的文献。印刷装订技术作为出版史研究的重要方面，编者特别加以留意，收集的篇文有《清代印刷史小纪》、《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等，并附刊珍罕书影和插图。
11、提供不同类型的注释。或简注并做考订，如《近代二编》所附《出版大事年表》1917年有上海英侨创刊《诚报》画刊，始用影写版，但在注释中说明：国内有影写版设备始于1923年，该刊系在国外印刷运沪发行者。或有补注，如《上海商务印书馆职工的经济斗争》一文后提供了商务印书馆《罢工案专卷》、商务印书馆高级人员近四年花红分配表等多项补充材料。或有集注，如《东方杂志五卅特刊被控记》就中国人反对《印刷附律》的注释，除了提供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外，还提供了工部局原提案、上海书业商会《二十周年大事记》，1925年4月13日《申报》刊载的《印刷物附律问题之经过》，以及1924年5月10日《东方杂志》刊载的时事述评等。或补充人物生平资料，如《基督教文字播道事业谈》一文后对涉及的利玛窦、马礼逊、林乐知等，一一出注。或对技术难点补充解释，如《中国书籍装订之变迁》一文后附有2700多字的注释。注释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
12、收聚未经公开发表的文稿。如张元济《拟制新式排字机议》、阿英《庚子八国联军战争书录》、傅惜华《百本张戏曲书籍考略》、《商务印书馆大事纪要》等。《近代二编》《出版补编》所附张静庐编纂的汇集有许多珍贵资料的近代和现代《出版大事年表》，并一一提供出处。这些资料是编者特约编写和专门调查的，极为难得。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的价值和意义，无论怎样评价都不算过誉。
张静庐何以能够完成《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编纂的这一艰巨任务，笔者以为原因有三：一是他深度参与了民国出版业的活动，深切地认识到近现代出版业的发展繁荣与出版史研究有着密切的关联；二是张静庐除了具备了编纂这套书的才具和能力外，其个人在出版界的经历，使其成为完成这一厚重的出版史料的收集整理者的条件；三是晚年的张静庐退居出版工作的二线，给他带来的身份转变，使他赢得了大量的时间，有精力全情投入出版史料整理工作。
作为近代出版业历史的亲历者，张静庐深知手史料对于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他所编纂整理的这一出版史料集，不仅内容翔实，而且收录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新史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他毫不吝惜地将这些正规的收藏化私为公，金针度人，努力实践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精神， 使这一宏富的史料著述成为中国近现代出版研究完备的参考文献，迄今仍是相关学科研究者的重要的参考工具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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