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功德记辑释_刘瑶瑶_9787564378677_河北知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敦煌写本功德记辑释》收录敦煌写本功德记文书皆辑自敦煌出土文献及文物，原件分别藏于中、英、法、日、俄等国家图书馆及博物馆，此据原件缩微胶卷或照片校录，未见真迹者则尽可能参考前人已发表的录本校录。
　　《敦煌写本功德记辑释》辑录的每件文书均标明了出处及原编号，说明出处时使用通用的中文缩写词和英文缩写词

佛教的传入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显着的表现之一便是直接或间接催生了诸多新的文体样式，敦煌功德记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
　　功德一词本指功业和德行，佛教借入后作为常用术语泛指从事念佛、颂经、设斋、供养、布施、修寺、建塔、造像等善事。功德有大小轻重之分，诸善事中以造像受佛家的推崇和鼓励。佛教认为，佛像具有住持佛法的功能。在佛事活动中，僧俗信众正是通过观像才得以瞻礼，体味佛陀的体貌相好与佛国的庄严美妙，进而感悟佛心，净化灵魂，消减罪业而获得福报。因此，设像行道成为佛家传道弘法的基本方式。佛像既是一切佛教活动的中心，造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关于中国古代的造像，武树善先生指出：元魏以来，造像滋多。绿佛教初盛，于中国且干戈纷扰，迄无宁岁，故民人救死不惶，相率祈灵于佛氏，一家造一像，或数十家造一像。佛像之外，遍镌邑子道士、曾祖、父母、兄弟、妻、嫂、子女姓名，以为国兴、家祈、安谧之福。有或镑于佛座佛背，或有序赞，或第姓名，固属无聊之迷信，亦时舆地使。南北朝时期，频繁的战乱导致民不聊生，困苦无依的民众转而向佛陀寻求精神上的慰藉。于是，造像之风盛行，一种专门记录造像之事的题记便随之出现。初的题记皆附载于佛像的台座或背部，一般仅记有造像时间、造像者身份以及所发愿辞等极为简略的内容。随着造像题记的大量创作，其内容不断丰富，逐渐形成了以散文体式述及造像时间、造像者身份、造像动机、造像题材、佛像名称、发愿物件、所发愿辞等较为固定的内容，并终发展出独立的造像碑记。
　　由于地理环境、地质条件以及传统建筑风格等方面的显着差异，佛教造像在中国的南北方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南方采取寺庙造像的方式，北方则继承了古印度石窟寺的传统，即在造像之初，预先选择适宜的山体崖壁开掘出佛像容身的洞窟，由此形成了集开窟、造像和彩绘于一体的石窟造像艺术风格。敦煌是古代河西地区的佛教文化中心，其开窟造像活动自前秦建元二年（三六六）起，经北冻、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鹃、西夏和元等十一个时代而延续不衰，故而迄今仍保留着全世界规模宏大、历时久远、内容丰富、保存完整的石窟造像艺术宝库。不仅如此，开凿洞窟需要耗费大量的人财物力，远非普通民众所能负担，因此，敦煌石窟基本都由历代的地方大族筹措完成。尤其是晚唐以来，为了祈获开窟造像的巨大福报，敦煌大族在掌控开窟造像活动的同时，往往凭藉其权势和社会影响力将所造之窟据为本家族的家窟，妄图使之成为子孙后代累世扬威于敦煌的依托和象征。勒刻石碑是敦煌自古即有的传统，每造一窟必要竖碑记事，而对家窟之主而言，所竖之碑自然就成为其炫耀家族史迹、彰显家族权威的名片。众所周知，一种文体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总是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文化需求。开窟造像本是纯粹的佛教信仰实践活动，却因敦煌大族的一己私欲而掺杂了世俗的功利色彩。于是，原本以记事为主的造像碑记中加入了大量宣扬家族历史和家族成员事迹的世俗内容，其宗教色彩陡然弱化，进而演变为以记功为主的功德记碑。
　　在敦煌大族垄断石窟寺之外，基层乡里的社邑组织或家庭单元则会在宅地或耕地上修建一些相对简易的小型佛堂、佛塔或佛宠等，内供佛像，以便百姓日常修行礼佛之用。因此，敦煌文献中还保留了许多记载基层民众从事佛教营建活动的功德记。较之敦煌大族的鸿篇巨制，这些功德记通常篇幅短小，由于没有赘述家族历史之需，故在内容和体制上较好地传承了造像碑记的写作特点。所不同的是，这些功德记所记之事不再局限于单纯的造像，举凡修建佛塔、佛堂、佛宠，缮补塑像、彩绘，乃至于维修佛教建筑的梁栋、门楼、两廊等皆有反映。
　　敦煌本功德记文书是敦煌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实用文体，敦煌功德记较为全面地记载了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各阶层从事开窟造像等佛教营建活动的真实面貌，其内容涉及中古敦煌的政治、经济、宗教、民俗、世家大族、民族关系以及石窟考古、佛教艺术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研究中国古代佛教以及中古敦煌的社会生活都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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