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实践_ [美] 朱莉娅·M.旺多莱克（Julia M.Wondolleck）著，相文玺，曹英志，魏莱等译_9787521005806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研究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EBM），也从未停止相关写作。最初的10年，我们研究了环境冲突、环保主义者和伐木工（Wondolleck）等团体之间的矛盾，以及林务局、鱼类和野生动物部门（Yaffee）等公共机构的低效决策，我们急需一个有前景的前瞻性管理模型。20世纪90年代初期，“生态系统管理”和“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已成为专业词汇。
　　一方面，上述词汇体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则。毫无疑问，自然资源属于一个相互联系的大系统，碎片式的狭隘管理毫无意义，必须在更广泛的全局性层次内进行分析和决策。不同人群和团体提出的要求逐渐升级，须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管理才可避免僵局和冲突，这一点似乎不言自明；在某种程度上，解决方案旨在维持底层系统健康的同时，寻找一种开明的平衡。在这个世界中，难以预料的变化时有发生，而我们的知识有限，由此，对不确定性多加思量，多一点谦逊、少一点骄傲，似乎是理所当然之事。
　　但这是一条很难走的路。的确，在数百个尝试向基于生态系统的方法转变的案例研究过程中，心怀理想的人们明显面临着许多艰巨挑战：为鼓励人们跳出其狭隘、短期的视角而实施的激励机制收效甚微；人们对科学得到的优先待遇了解有限，甚至心存偏见；决策受权力和“小圈子”支配；即使是富裕国家，其能力仍然具有局限性。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因素同样限制了覆盖范围更大、更全面、更令人满意的管理模式的产生。
　　幸运的是，我们在各地发现了富有创新性的人们，他们正以一种规模微小但意义重大的方式转变着管理模式。15年的案例研究和审慎思考让我们燃起了希望：EBM是可以在一定水平上实现的，是能够改善社群社会资本的；EBM能够减少冲突、加强关系、提升资源管理决策的质量。在有些地方，人们通过改善自然系统条件、减少自然系统面临的威胁，在从该系统中获取希望得到的价值的同时，创造了更高水平的自然资产，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效。确实，改善社会条件和治理方式是改善自然系统的必要前导因素，而这种社会改善也是EBM的重要方面。
　　有些地区采用了以合作为基础的公共决策模式，基于此我们出版了生态系统管理案例汇编和书籍，并制作了网站介绍相关的经验。这完全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我们仔细研究了现实世界中各地的经验，总结了其共同点和不同点、面临的挑战和促进要素。我们一直关注于转变资源管理实践，也希望能为陆地机构的从业者提供帮助。
　　海洋科学家、管理者和决策者约在2000年（晚于陆地方面10年）开始支持EBM，令人颇感振奋。继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及其他国际组织之后，两大海洋委员会也采用了EBM理念。大卫与露西·派克德基金会、戈登与贝蒂·摩尔基金会等基金会也开始资助研究和地区行动，以向EBM管理方法转变。
　　10年前派克德基金会的Kristen Sherwood打来电话问我们是否有兴趣对海洋EBM开展案例研究时，我们的回答是“没兴趣”。当时我们重点研究的是陆地和淡水系统，同时也投入了很多时间进行案例研究，总结交叉案例经验，所以我们对Kristen提议的本能反应是：“都是老生常谈，是时候去干点别的了”。不过随后我们的好奇心便被激发起来：海洋和海岸管理与我们一直在评估的陆地系统案例有何关联呢？在海洋系统实施EBM方法所面临的挑战是相似还是不同呢？海洋科学家耗费如此长的时间才意识到了实施EBM的必要性，这是否说明海洋系统环境更具挑战性，或是仅仅表明二者在原则和资源方面存在分歧，才使得思维和理解碎片化了？
　　许多海洋科学家和管理者也主张，推进EBM需要新的法律授权和自上而下的结构，然而我们先前的工作表明，无形要素如支持变革、受人尊敬且积极性高的人物似乎对成功推进EBM也具有重大意义。很多人也聚焦于扩张海洋禁采保护区的数量，但我们在陆地开展的工作表明，能够圈入保留区的土地（即陆地荒野）是有限的，若想发展进步需要管理很多复杂的压力源，而且将自然资源与人类需求分隔开这一举措仅具备有限的政治可行性。
　　所以，就海洋EBM进行了两年渐进式的交流沟通之后，我们回复道：“没问题，我们愿意做。”这不仅能帮助我们解答上述疑问，也让我们接触到全新的科学家和决策者社群，遗憾的是，他们之前与陆地研究的同行交流有限。这也让我们有机会帮助许多研究生并和他们共事，研究生可以协助进行案例研究，从而建立起对海洋体系和政策的认识，这将激励他们走向在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沿海各州机构和基金会工作的职业道路。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