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不敢骑白马（光启文库）_卜键著_9787100203142

无论是文学还是历史创作中，“白马将军”都被赋予了一种象征意义，标志着地位、财富或主人的心性修为。然《淮南子》日：“将军不敢骑白马，亡者不敢夜揭炬。”这一格言也未被文学世界全然遗忘。《将军不敢骑白马（光启文库）》由此出发，对文学、艺术、生活开启一种审视和反思，从而建构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准确认知。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自明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前清学术，颇蒙其影响”。梁任公把以徐光启（1562-1633）为代表追求“西学”的学术思潮，看作中国近代思想的开端。自徐光启以降数代学人，立足中华文化，承续学术传统，致力中西交流，展开文明互鉴，在江南地区开创出海纳百川的新局面，也遥遥开启了上海作为近现代东西交流、学术出版的中心地位。有鉴于此，我们秉承徐光启的精神遗产，发扬其经世致用、开放交流的学术理念，创设“光启文库”。
　　文库分光启随笔、光启学术、光启通识、光启讲坛、光启读本、光启译丛、光启口述、光启青年等系列。文库致力于构筑优秀学术人才集聚的高地、思想自由交流碰撞的平台，展示当代学术研究的成果，大力引介国外学术精品。如此，我们既可在自身文化中汲取养分，又能以高水准的海外成果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
　　文库推重“经世致用”，即注重文化的学术性和实用性，既促进学术价值的彰显，又推动现实关怀的呈现。文库以学术为第一要义，所选著作务求思想深刻、视角新颖、学养深厚；同时也注重实用，收录学术性与普及性皆佳、研究性与教学性兼顾、传承性与创新性俱备的优秀著作。以此，关注并回应重要时代议题与思想命题，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与国外学术的交流对话中，努力打造和呈现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念、思想文化及话语体系，为夯实文化软实力的根基贡献绵薄之力。
　　文库推动“东西交流”，即注重文化的引入与输出，促进双向的碰撞与沟通，既借鉴西方文化，也传播中国声音，并希冀在交流中催生更绚烂的精神成果。文库着力收录西方古今智慧经典和学术前沿成果，推动其在国内的译介与出版；同时也致力收录汉语世界优秀专著，促进其影响力的提升，发挥更大的文化效用；此外，还将整理汇编海内外学者具有学术性、思想性的随笔、讲演、访谈等，建构思想操练和精神对话的空间。
　　我们深知，无论是推动文化的经世致用，还是促进思想的东西交流，本文库所能贡献的仅为涓埃之力。但若能成为一脉细流，汇入中华文化发展与复兴的时代潮流，便正是秉承光启精神，不负历史使命之职。
　　文库创建伊始，事务千头万绪，未来也任重道远。本文库涵盖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民俗等诸多人文学科，需要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通力合作。本文库综合著、译、编于一体，也需要多方助力协调。总之，文库的顺利推进绝非仅靠一己之力所能达成，实需相关机构、学者的鼎力襄助。谨此就教于大方之家，并致诚挚谢意。
　　清代学者阮元曾高度评价徐光启的贡献，“自利玛窦东来，得其天文数学之传者，光启为最深。……近今言甄明西学者，必称光启”。追慕先贤，知往鉴今，希望通过“光启文库”的工作，搭建东西文化会通的坚实平台，矗起当代中国学术高原的瞩目高峰，以学术的方式阐释中国、理解世界，让阅读与思索弥漫于我们的精神家园。

记得那是在1985年秋，而老杜，即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编辑室主任杜维沫。维沫先生儒雅温煦，五十年代初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从哪方面说都是前辈，可大家习惯于这么称呼，室内青年编辑也这么喊，也就跟着没大没小起来，而老杜不以为忤。
　　其时我刚刚硕士毕业，在中国戏曲学院文学系教书，初出茅庐，与维沫先生并不认识，得以参加聚会，乃因吴敢兄的介绍；或也不一定事先提到，相随着就上了门。已忘了他们住的是三居室还是两居室，当日堪称高档，厅甚小，放了一张圆桌，主客兴致都很高，密匝匝围了一圈，想起立走动就不太容易了。记得在座有刘辉、吴敢、张国星、张远芬及巨涛等人，三杯下肚，气氛更为热烈。女主人王丽娜老师是北京图书馆咨询部的研究人员（后为研究馆员），先是为大家不断上菜，后来才解下围裙，挤坐在老杜一侧。
　　我与吴敢兄正是在北图认识的。由于常去善本室读书，与管理人员渐渐熟悉，一位郑培珍大姐是连云港人，留意到我的研究生证上籍贯徐州，便说起她的母亲是徐州人，后来对我关照有加：北图当时没有读者餐厅，周边饭馆距离相当远，她便给我些内部饭票，可到食堂打饭；而午间休息，也让我留在阅览室，困了还可以把凳子拼起来躺一躺。1983年的一天，她告诉我来了个徐州师院的研究生，就这样与吴兄相识了，得知他住处僻远，便诚邀住到中戏研究生宿舍，室友郭涤乃北京人氏，平日在家居住，正好有空床位。中戏位于宽街附近的东棉花胡同，距在北海的北图、国子监的首图、王府井大街的科图都很近。白天我们俩各看各书，晚上在宿舍用电炉煮一锅白菜豆腐，喝点二锅头，相处结下深厚情谊。吴兄“文革”前考入浙江大学建筑系读书，治学极具条理性，对我产生过很好的影响。
　　在老杜家第一次见到刘辉先生，也见识了他的豪爽，大嗓门，略带几分港台流行歌星的沙哑，时也带几星飞沫，反客为主，讲得那叫一个神采飞扬，维沫先生和其他人偶尔插上几句，主要是倾听。那年5月，人文社推出了戴鸿森整理校点的《金瓶梅词话》，乃老杜与编辑室同仁集数年之力的结果，虽属删节本，仍带给学界很大的便利；6月，在徐州召开首届《金瓶梅》学术研讨会，策划人就是吴敢兄——他毕业后至徐州文化局工作，不到两年即升任副局长，策划了一系列学术活动。我的硕士论文题目为《李开先及其（宝剑记）的再认识》，搜辑史料时曾留意李氏与《金瓶梅》的关联，冯其庸先生主持答辩时提示应深入挖掘，吴晓铃、吴组缃等先生也曾予以鼓励，毕业后教书之余，一直在继续这方面的研究。吴敢一行与刘辉先是往东北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其间说到我的论文，刘辉在返京后便急吼吼要找我，一见面就是一连串问题——我们总会怀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学术氛围，原也就在那份急切专注，不立门户，不矜崖岸；而今的学术界早被分成一个个圈子，大门小户，团团伙伙，花花轿子人抬人，想找几个知己，争论个面红耳赤，已不太可能了。
　　《金瓶梅》是那次聚会的主话题，推杯换盏之间，竟也大致商定了几件事情：一是明年在徐州举办第二届金学研讨会，邀请海外学者参加；二是与会议同时，面向高校青年教师搞一期《金瓶梅》讲习班，席间纷纷提名授课者，记得有徐朔方、宁宗一、王汝梅等先生；三是由徐朔方、刘辉主编一本论文集，尽量收录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我也被指定要写一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那是一场文人雅集，也算是一顿工作餐，三件事在后来都得到落实：徐州的学术会议大获成功，人文社的《金瓶梅论集》在学界颇有影响，附带的讲习班也为很多人津津乐道。若说老杜家的这场酒起到了重要的催生作用，应是并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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