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文化学_胡智锋著_9787507850536_河北知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本书主要分为“本体篇”和“史论篇”两个部分，包括文化和影视文化的界定，电影文化和电影艺术、电视文化和电视传播，新中国影视文化的历史回顾和前瞻，中国电影文化的两大传统，以及中国电视的观念演变历程，不仅对本土化、民族化特质的中国影视文化进行了探究与追索，同时又对文化、影视文化等各章主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论述，还建立了一套逻辑严密的理论架构，形成了较为全面合理的影视文化研究体系，为影视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架构及蓝本，展现了影视文化研究的广阔前景。

导论 20世纪中国文化之鸟瞰与扫描一、第一次“文化热”——“五四运动”前后二、第二次“文化热”——20世纪80年代中期三、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景观本体篇第一章关于文化一、文化的界定二、文化的构成三、关于文化的几个关系与特征四、文化研究的意义第二章关于影视文化一、影视文化的界定二、影视文化（广义）的构成三、影视文化（狭义）的几个基本关系第三章电影文化与电影艺术一、对电影艺术历史进程的逻辑演绎二、电影艺术的（社会）功能与受众（需要）三、电影艺术形态的演进四、电影艺术语言的演进五、电影艺术创作方法与美学风格的演进六、中国电影伦理化叙事的当代价值第四章电视文化与电视传播一、电视作为传播媒介和文化载体二、电视文化的特性三、空前宏伟的文化景观四、对电视文化发展的战略规划与宏观调控五、中国主流媒体面临的新环境、新形势、新任务六、新环境下中国电视的发展与创新空间七、中国主流媒体面临的技术环境八、技术驱动下的审美、媒介与接受史论篇第五章新中国影视文化回顾与前瞻一、新中国影视文化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二、“转型期”的中国影视文化建设的四个浪潮三、21世纪中国影视文化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四、中国电视节目创新的三个发展阶段五、新中国成立70年电影发展的历史回眸与前瞻思考六、中国特色电影市场历史经验的回望与前瞻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影视艺术发展纵览八、影视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三大命题九、中国影视文化创意产业存在的问题十、融合背景下传媒艺术生态格局之变第六章中国电影文化的两大传统一、“两大传统”形成与发展概述二、“入世精神”的当代体现——谢晋与他的《芙蓉镇》三、“诗化风格”的经典阐释——吴贻弓的《城南旧事》第七章中国电视观念的沿革历程一、背景：中国电视的两个建设阶段二、中国电视的本体建设历程三、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电视节目自身的沿革历程四、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五种新观念的沿革历程五、对于当前几个热点问题的思考六、本土化——中国电视节目生产的战略与对策后记

20 世纪中国文化之鸟瞰与扫描影视文化即电影电视文化，为20世纪人类科技与文化创造中最引人瞩目的存在之一。不论从怎样的意义上看，其对20世纪乃至未来人类生活所产生的影响都不可低估。中国影视文化与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国社会文化构成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中国影视文化的潮起潮落又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潮整体的潮起潮落相伴相随。因此，当我们开始进入中国影视文化的世界遨游巡礼的时候，有必要对20世纪中国的两次“文化热”及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化景观进行一番鸟瞰与扫描。在20世纪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有两次在性质、规模、影响上可以载入史册的“文化热”，一次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另一次则是在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中期。这两次“文化热”除了对中国现代文化的本体构成、内涵、形态的改造和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对中国社会、历史的改造和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创生于21世纪初的中国电影和创生于21世纪50年代的中国电视，一方面，以其异军突起之势，在21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曲折沿革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中国现代文化格局的形成注入了新的血液与因素；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历史运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中国现代文化自身历史运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给中国影视文化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因此，将中国影视文化置放于中国现代文化的大背景下去考察、认识与把握，是十分必要的。而中国现代文化自身历史运动中，最为耀眼、变革力度最大的两次“文化热”便成为本书最先予以关注与表述的对象。一、第一次“文化热”——“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文化的整体形态、格局、内涵与实质在数千年封建社会的体系中相当稳固地被维护和延续着，虽历经风雨、屡遭劫难，但依然呈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与极大的同化力。然而，于1915年起始的一种新的文化力量、文化思潮与文化运动，却以不可阻挡之势，在短短数年时间里迅速荡涤着绵延数千年的封建旧文化，掀起了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前无古人的一次“新文化运动”，这便是所谓20世纪第一次“文化热”。掀起这场“文化热”的标志是以陈独秀为首创办的《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杂志）的成立。1915年，《青年杂志》的发行迅速蔓延至全国，乃至海外。《新青年》高举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形成的“德先生”（英文Democracy，“民主”之意，被译为“德谟克拉西”先生）与“赛先生”（英文Science，“科学”之意，被译为“赛因斯”先生）的大旗，向着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全面开火（他们的口号之一便是“打倒孔家店”）。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文化变革运动根本不同的是，此次文化变革运动不是在封建堡垒内部、建立在不冲毁封建专制体制前提下的运动，而是建立在1911年辛亥革命已经推翻了旧的封建专制体制，但新的适应中国社会需要的一整套体制尚未建立的基础之上，其目标是建立全新的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格局。承担这一巨大历史使命的主导力量是一批受过近代西方文化、文明熏陶和影响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士大夫文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关注社会、关怀民生、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责任感与使命感，同时又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了西方文化、文明中许多新鲜的思想与理念。在经历一次次失败的政治变革（从鸦片战争以来，历次“改制”“变法”运动均遭惨败，包括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等近代农民革命，即使是影响最大的“辛亥革命”及此后孙中山等领导的一系列革命运动也均告失败）后，这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进入思想文化领域，试图通过改造国民、以树新人的“思想启蒙”，使国人从浑浑噩噩中觉醒，为这个民族、为这个社会、为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存和进步而斗争。在这以“思想启蒙”为主题的文化运动进程中，一批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巨匠和杰出代表人物应运而生，以他们为核心，一批“新青年”也茁壮成长。而储备、造就和推行“思想启蒙”的基地则是一些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和其他新式学堂。《新青年》所传播的新的思想、知识与理念，尤其此后发动的“文学运动”，直接推动了当时的文化变革运动。因此，当1919年5月4日一批热血青年从大学校园中走出，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大旗，开始一场揭开中国现代历史序幕的革命运动时，人们自然而然地把“五四运动”与此前、此后密不可分的思想文化思潮联结在一起，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的高潮在“五四运动”前后，其成果则延伸到整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所以将这场“新文化运动”描绘为一次“文化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场运动的核心是思想文化本身的改造，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中国封建文化对中国社会历史的进步形成极为严重的阻挡与障碍。换言之，先进的知识分子认为要想使中国国富民强、文明进步，非解决思想文化问题不可。而建立现代中国新的思想文化，其资源何在？先进的知识分子几乎采取了同样的战略与策略——向西方文化学习，引进“德先生”“赛先生”，同时对所有传统封建文化进行猛烈的、毫不留情的、彻底的清算与批判。那这样一次“文化热”，其基本特征是什么呢？我认为可以用“新”来予以总体概括。具体说来，这“新”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新思想在“西学东进”过程中，许许多多西方近现代思想学说被引入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等一股脑儿被带入中国，被人们所追寻、宣传和推荐。马克思、恩格斯及克鲁泡特金、欧文、圣西门、杜威、罗素等名字为知识界所熟悉。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等人的思想学说也在知识界得到传播。从思想学说的发源地和传播流向来看，有四个文化区域对西方近现代思想学说引入中国影响巨大，这便是日本、俄苏、欧洲、美国。由于这四个文化区域与中国特定的双边地缘和其他方面关系的差异，以及这四个文化区域当时的主流文化思潮的特点，使一批分别与上述四个文化区域发生过某些关系（如曾在特定区域留学或生活过）的知识分子，在文化价值取向上接受了这些文化区域的主流文化思潮及文化价值的深刻影响。 1. 日本日本与中国在地缘上处于所谓“一衣带水”的关系。从文化源流上看，日本文化在漫长的古典时代，一直处在中华文化的辐射之中。但日本“明治维新”后，大踏步地向西方学习，国力迅速提高。进入近代，日本依仗自己迅速增强起来的国力，竟把地大物博的中国当成自己的侵略、掠夺的对象，而且一再得手。当时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及其追随者们，先后留学日本的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成仿吾等人，一方面到日本躲避国内军阀混战的时局，潜心学习，研究日本“明治维新”后发达富强的经验；另一方面也直接感受、体验到了贫弱之国家的子民，在他国所受到的轻蔑、侮辱乃至屈辱。因此，“民族主义”的思想追求成为这些知识分子共同的思想特征与价值取向特征。 2. 俄苏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这句名言准确生动地描绘了“新文化运动”进程中，以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为标志，迅速传播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当时中国知识界、中国社会的一种呼应关系。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林育南等人正是将马克思主义之“圣火”“盗取”，传到中国，并使之熊熊燃烧起来的代表人物。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知识分子起初是以思想启蒙者的立场、姿态与身份介入“新文化运动”的，而当他们接受了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后，便开始转入实际的共产主义革命实践，并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3. 欧洲这个最早掀起资产阶级革命浪潮并诞生了近代最伟大的思想学说——马克思主义——的区域，以其文化积淀之丰厚、近代文明之发达吸引了万千东方年轻学子与寻求国富民强道路的先驱者们。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李富春、蔡畅等革命者，徐志摩、艾青、戴望舒等文人，徐悲鸿、刘海粟、贺渌汀等艺术家都在“欧罗巴”这块充满着未来梦幻与现实焦灼交融的土地上，描摹着各自未来世界的蓝图。应当说，科学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在他们的思想中，成为其后各自思想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资源与基础。 4. 美国这个崛起不久的“新大陆”，在摆脱了其欧洲母体文化的历史负担前提下，创建了世人瞩目的新型社会机制。由于这是一块开垦之初的土地，全世界寻求发展富足的探险者们迅速聚结于此；由于这是一个急待开发的巨大空间，全世界追求“自由”的人们也纷纷奔向这里。没有历史包袱的美国，以空前的规模造就出其杂质纷呈的“多元文化”，这使得自由主义与实用主义成为这种文化格局中最具影响力的两种思想潮流。中国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宋氏三姐妹、宋家兄弟及民国时代的许多政坛人物都在年轻时代深受美国文化的熏陶。胡适、闻一多、冰心、梁实秋、洪深等也将这些思想因子带入了自己的学说创建与文化创建之中。（二）新语言与新文学语言是思想的载体与形式，文学则是语言的艺术，是最敏感的传播、运用与创造语言的领域。文化变革的程度与水平，往往可以通过其语言、文学的变革程度与水平来衡量和确定。充当“新文化运动”急先锋的恰恰是语言领域的“白话文革命”及与之紧紧相连的文学领域的“新文学运动”。作为中国封建主流文化的载体与形式，古文一直在中国语言、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中居于正宗地位。尽管白话文在中国民间早已流传甚久，但始终不能登“大雅之堂”。“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战将”们瞄准了这一目标，从对“白话文”的倡导、对“古文”的摒弃，到对 “封建文学”的“炮击”、对“文学革命”的发动，使“白话文革命”与“新文学运动”成为合二为一的革命运动，吹响了“新文化运动”中最早的战斗号角。因此，“新语言”与“新文学”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成就最为突出、最具影响力的一个领域。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是对这一运动宣扬最多、最有成就的先驱。鲁迅以其最为深刻的思想、最为犀利的笔锋、最为成熟的作品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用白话文写下了中国最早“报告文学”的瞿秋白与“文学研究会”的冰心、朱自清、庐隐、许地山、叶绍钧、王统照、杨振声、俞平伯，“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田汉、张资平、冯沅君（淦女士），“新月社”的闻一多、徐志摩、朱湘，以及宗白华、汪静之等一大批青年文学家，以他们极富创造力、想象力的手笔，铸造出现代新诗、新散文、新小说，使“白话文”打败了古文，使“新文学”战胜了旧文学。“新文学”发展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又涌现出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文学巨匠及丁玲、夏衍、艾青、臧克家、张天翼、吴组湘、沈从文、萧红、萧乾、沙汀、艾芜等文学名家，使“新文学”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与水平，成为现代中国人、现代中国文化新的话语方式与新的思想资源。（三）新科学、新学术与新教育 “科学”与“学术”在中国古代、近代史上并没有获得真正独立的地位，基本上被归入“经学”或“国学”之中，而西方科学与西方学术的引入，使得自然科学的地位迅疾提升。国家民族的兴衰令时人看到，西方国家发达富强的重要原因是“船坚炮利”，而“船坚炮利”背后靠的是发达的自然科学与技术；而要使更多的中国人获得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与能力，就必须向先进的西方国家学习。数学、物理学、地质学、生物学、化学、建筑学等一批新兴学科开始在中国创立，李四光、竺可桢、赵元任、陈省身、梁思成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而传统“国学”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土壤与基础，此时已失去了它足够的号召力，而转向新的学术形态，引入新的学术话语，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等也呈现出全新的形貌。胡适、冯友兰、梁漱溟、熊十力、金岳霖、陈寅恪、钱穆、马寅初、吴文藻、朱光潜、王力等为这些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时“科学救国”思想并提的还有“教育救国”。与传统私塾、“科举”等教育方式和人才选拔、培养方式完全不同的是，近代引入的西方新式学堂，尤其是大学的理念与方式，在“新文化运动”中闪耀出了格外夺目的光芒。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凝聚了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的各类精英人物，蔡元培、张伯苓等杰出教育家为此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四）新社会关系与新社会风尚由封建专制体制支配的一系列社会关系，在“新文化运动”巨浪的冲击下，发生了剧烈震荡与变化。独立自主、人格平等的新型社会关系开始得到尊重。破除旧习俗、旧礼教，追求新风俗、新风尚，也成为社会关系、社会风尚改革中令人瞩目的一个方面。在长幼、尊卑、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关系上，在社会机构、组织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上，也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关系调整。此时影响最为巨大、深远的两股潮流为“个性解放”与“妇女解放”。对于有独立个性、独立人格的个体生命的尊重，对于女性摆脱旧礼教、旧习俗而获得与男性同等权利的呼吁与倡导，使得背叛封建家长制大家庭的束缚、独立寻求个人生存之路成为新的风尚，尤其是妇女与男子同校、同台（表演）、同工、同酬、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等成为一股强大的时代潮流，在中国社会不断掀起轩然大波。为着共同的理想信仰、在相互尊重与平等基础上建立新型的爱情、婚姻与家庭，是这思潮所推动的重要标志。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合、鲁迅与许广平的结合及高君宇与石评梅、周文雍与陈铁军的爱情，都典型地体现了这个时代潮流的特质。除了个体性行为外，以团体结社方式自发地将志同道合者结合起来，宣扬、实践新社会关系与社会风尚的社团组织在此时也极为活跃，如毛泽东的“新民学会”、王光祈的“少年中国学会”、周恩来的“觉悟社”及“新潮社”“湖畔社”“国民社”“工学会”“共学会”等社会组织在传播新理想、新社会风尚方面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五）新艺术与新事业 “新文化运动”催生出了现代中国的各个新型艺术门类品种，使这些新的艺术获得了极强的时代精神与革命精神。 1. 戏剧中国话剧在晚清末期的“学生演剧”、留日学生的“新派剧”、辛亥革命后的 “文明戏”等阶段探索基础上，在“五四运动”前后获得了进步文化人的极大关注与参与，进入了发展的旺盛时期。胡适、郭沫若都为新生中国话剧写了最初的剧本，其后田汉、洪深、欧阳予倩等积极推动，使中国话剧在“新文化运动”进程中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20世纪30年代，以曹禺一批深刻、扎实的戏剧创作为标志，中国话剧达到了辉煌的高峰。中国传统戏曲中集大成的剧种——京剧，在大变革的时代也不断地进行改良，融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时代内涵，随着“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的一批代表性剧目的推出，中国戏剧取得了享誉世界的艺术成就。 2. 音乐新的音乐伴随着西方文化、西方音乐的传入，伴随着新兴西式学堂的普及，而得以迅速推广。自李叔同填词、编曲的一批“学堂歌曲”的流行，经赵元任、刘天华、肖友梅、黄自等的倾心倾力改造与努力，具有中国特色、具有现代结构样式、充满时代精神的新音乐在蕴积中走向成熟。20世纪30年代，以聂耳、冼星海、贺渌汀为代表的一代音乐巨匠的出现，使极具号召力与感染力的伟大音乐作品传遍了全国，走向了世界。 3. 舞蹈一方面，欧美式的交谊舞进入社会上层交际圈，成了社会上层人士交往的一种方式。在上海等发达城市，随着各国人士的大量涌入，娱乐场所的逐渐增多，以跳舞为谋生手段的舞女也成为一种时髦职业，这在客观上推广了欧美的“舞蹈”理念与方式。另一方面，一些探索舞蹈艺术，尤其是适应现代中国需要的、具有时代精神与民族品格的新舞蹈的先驱者，为舞蹈艺术的现代化与民族化奠定了基础，吴晓邦、戴爱莲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4. 美术美术似乎对时代变革、文化变革格外敏感、敏锐。实际上早在晚清与民国时期，李叔同等已开始了具有现代感的美术理念与形式的探索了。闻一多等在此期间也以培育新型美术人才为目标在现代美术教育上做了开拓性的工作。将近现代西方各种流派的绘画技法、形式，结合“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精神的需要，大胆地挑战传统，创造现代中国美术体系，成为一批有作为的美术家的共同追求，徐悲鸿、刘海粟、蒋兆和等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齐白石、张大千的画作此时也鲜明地体现了较为强烈的时代气息，而丰子恺创造的中国现代文人的“漫画”以清新别致的方式，昭示了“新文化”独特的精神气质。与“新文化运动”密切相连、在此时期异军突起的新兴文化事业领域有新闻业、出版业等。据不完全统计，仅“五四运动”时期，全国白话文报纸（包括各地学生团体创办的报纸）就至少有四百种之多。白话文杂志除《新青年》外，著名的还有《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新中国》《新民评论》《新潮》等。特别是各种报纸的副刊登载了大量的白话文作品，如《晨报副刊》、《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等，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商务印书馆、北新书局等为代表的出版重阵，推出了介绍西方思想、学术、文化及现代中国著名白话文作家的大量图书，为世人瞩目。民营广播事业也在此时起步。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闻业、出版业步入全面繁荣时期。这一领域里的著名人物有邵飘萍、成舍我、张元济、胡愈之、叶圣陶、邹韬奋、范长江等。中国新兴的电影事业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文化思潮中，艰辛而曲折地前进着。尽管中国电影遭遇着政治、经济、社会的多重压力，但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经过一批进步的、优秀的人物的参与和渗透，终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创造出了电影史上的辉煌业绩，塑造了那个时代中国电影文化鲜明而独特的精神、气质、性格与形象。郑正秋、张石川、孙瑜、吴永刚、夏衍、田汉、聂耳、阿英、阳翰笙、蔡楚生、郑君里、史东山、沈西苓、费穆、阮玲玉、金焰、胡蝶、赵丹、白杨、周璇、石挥、袁牧之、陈波儿等都是在中国电影文化进程中做出重要贡献的代表人物。 “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掀起的20世纪第一次“文化热”从思想文化领域出发，很快便转入了现实的社会政治斗争之中。严峻的民族斗争与激烈的阶级斗争，使国人将关注点从思想启蒙转移到民族救亡。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蕴含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精神，张扬个性、兼容并包、尊重科学、追求民主的精神，却生生不息。在炮火与战斗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高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结合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建设中国现代文化的战略、方针与策略。毛泽东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总结、概括了中国现代文化实践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建设“民族化”“大众化”新文化的整体发展战略，尤其在文学艺术领域提出了党对文艺创作的功能、目的、标准及对诸多复杂关系的辩证认识等方针、策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提出“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众多带有战略指导性的文化政策，这对中国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文化建设影响极为重大而深远。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长达半个多世纪频繁剧烈的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文化领域已很难独立地按照某种“规律”去运行，要么成为服务于现实斗争需要的一支战斗力量，要么退守于文化人自造的狭窄空间。一句话，作为具有全局性的影响、辐射社会的“文化热”已不再可能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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