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介绍：
本书是张炜二十多年来沉浸于古诗学的结晶。择取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和李商隐唐代五位重要诗人，从历史、哲学、诗学、美学、文学史和写作学的角度，深入诗人不同的精神与艺术世界，打通古今，完成了现代时空下的一次深入综合的观照。所论充满独见，具有创造性和洞悉力。比如在《王维二十五讲》中，作家张炜着眼于大文学史观，提出了大尺度和小尺度的诗学命题，对已有的文学史论构成一定反拨。《韩愈二十三讲》是对生命奇迹的赞叹，可以视为一篇激情四射的美章。该篇揭去了贴在韩愈身上的诸多传统标签，还原其清新生动的面目。
如果说对韩愈是敬惜与深爱，对王维和白居易是清澈的辨析与洞察，对晚唐小李杜是喜赏与推重，对李商隐的无题诗则是尤其喜爱。本书中，每一位诗人都得到了复活，他们生气勃勃地走到读者面前，再次展现了作家张炜独特的思想与艺术见解，以及精彩语言所折射出的光芒。
《唐代五诗人》是张炜先生第六部中国古典诗论，同为授课订稿。先生原本打算完成《斑斓志》后暂停讲授古代诗论，但听者兴犹未尽，意绪难平，于是即择取唐代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和李商隐五位重要诗人。因为疫情不便集中面授，有的课程做了提前录制。
全书自然分成了五个单元，于历史、人性、哲学、诗学、美学、文学史和写作学的角度，判析五位诗人，打通古今，完成了现代时空下的一次深入综合的观照。这种诠释和研究具有开拓意义。像以往授课一样，先生思维缜密，充满独见，有强大的说服力，使人每每有醍醐灌顶之快。这种朴素诚恳、回到常识和创作实境的治学方法，与掌握和处理繁富材料的能力结合一体，更具创造性和洞悉力，故不唯不囿于成说，而是愈加直面文本。
在《王维二十五讲》中，先生着眼于大文学史观，提出了大尺度和小尺度的诗学命题，对已有的文学史论构成一定反拨。王维在官场中的机会，与其艺术上的机会，说到底是一体的。淡漠，取消自己，平静无为，反而有了另一种进取的可能。禅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过程，是追求自我、自由的全部努力，包括后抵达的一个总和。如果仅仅将禅看成一种逃避、安静、平淡，是片面而简单的。我们由此可以追问诗人，只择取了整个过程的前半段，只停留于某种形式之中，而没有继续向前，后并没有抵达那种大自由，反而把它变成了另一种束缚；正是这种束缚，让他完全舍弃了反抗和追究的欲望，走向一种稍稍廉价的消极。（《省略的方法》）
书中的每一位诗人都得到了复活，他们生气勃勃地走到读者面前。古代诗人成为一个个真实丰赡的个体，而不是被抽取和放大某种局部的扁平人物。《韩愈二十三讲》是对生命奇迹的赞叹，简直可以视为一篇激情四射的美章，是古今两条激越奔腾的生命大河的合流，是上承千载的知识人的精神接力。许多时候韩愈的确像个逞强好胜难以成熟的人，从青年到晚年，仿佛一直如此。他的痛与喊，因单纯而动人，因清新直爽而更具审美价值。他的率性使他变成一个生命的风火轮，一路燃烧疾驰而去，留下了一道道烧灼的痕迹。该篇揭去了贴在韩愈身上的诸多传统标签，还原其清新生动的面目。先生与韩愈可谓文心相通，声气相投，理路同源，心灵互映。在先生眼中，韩愈是一位凌厉、率真、峻急、火热的书生，是一个毫无城府的阳光大男孩，他的多趣与可爱自己并不知道，而苏东坡多少是知道一点的。（《痛与喊》）
先生对韩愈的激赏，随处透出灵犀相通的会意与快感：人性决定诗性，韩愈的急切、痛快和好辩，使他在对待一切事物，无论是情与景，人与事，都一概全力以赴，兴致勃发。他在阐述事物的过程中一直加速度，有一种决战的姿态。为了完成这种超常的表达，他必要寻找抵达极境的一些词语，于是也就有了新奇的造句方式，无论是比喻还是描述，都要浓烈深切，绝不会浅浅划过。（《酣畅淋漓》）
先生这样谈及白居易的《琵琶行》：有人甚至认为诗人由此诗而掌握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所以更具意义和价值。听上去这种手法多么高明和玄妙，以至于需要一位如此杰出的天才诗人，于四十五岁之期、经过漫长复杂的人生与艺术磨砺之后，才能掌握。掌握类似手法的古代诗人，据说还有杜甫等人。总之在这些人眼里，只要是足够杰出者，无论中外古今，一律都需要掌握这种手法。（《江上琵琶》）谈到诗人的知足保和观，先生说：我们常说的一些养生之道是有代价的，这与文章之道虽然不尽冲突，但冲突仍是存在的。超然忘我的养生方式，或可引起文气的衰颓。许多时候这种超脱和纯然，也会诱发某种空寂单纯之美，但仍旧不出大文章。（《养生与文颓》）可谓剥茧抽丝，层层剖析，直达人性的幽深。
如果说先生对韩愈是敬惜与深爱，对王维和白居易是清澈的辨析与洞察，对晚唐小李杜则是喜赏与推重。他将杜牧定格于青俊，大赞李商隐的锦瑟华丽，在推崇他们二人诗歌艺术的同时，又论及社会与人性的盲角、内心的脆弱与矛盾。他敏锐地捕捉到杜牧作为宰相之孙，诗章之外的那些纵论天下大势、社稷民生的文字，有一种自家人说话的急切和直接：这些都让我们联想到他的出身，想到血脉的力量，他的自我认同和归属感是明显的，自青年时代就处于一种无位而谋的状态。（《万卷书满堂》）先生的幽思常常能进入罕至之地，在《才子与盲弟》中说：仿佛上苍要故意折煞这位雄心傲气的旷世才俊，不仅为他设计了无比坎坷、充满委屈的仕途，而且还让一个同样才华四溢的弟弟年轻致盲，让其伴其左右，作为牵引。这样就可使他的脚步愈发放缓，心气愈加放低，小心呵护，不再分离。
先生对李商隐的无题诗喜爱到无以复加，并反对以伤感来论：这里唯有伤感二字或可商榷，它距离诗人似乎有些遥远，是一种非常外在的，甚至是边缘的淡淡色泽，核心部分实在是沉郁、悲痛和绝望。这些辞章由于别具一格的果断、痛哀、敏捷和锐利，从而免除了同类诗章的感伤与呻吟。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呻吟之声，在李商隐这里殊为少见。（《激愤与伤感》）在《生为幕府人》中，先生十分精辟独到地分析了诗人的性格：他是一个情急做事之人，而不是一个隐忍等待之人。好像仕途之上一些必要的恪守与规律，在他来说还难以依从，这与唐代那些著名人物在同类职务上终得度过，然后迎来转机的情况大不一样。或许是诗人的幕府生涯过于顺畅，两相对比之下，使他更加不能忍受。结果就是一次又一次离朝，一次又一次入幕。 在《外有何物》中，先生提出一个为历代研究者所忽略和轻视的问题，即李商隐年轻时曾发出的那句质疑：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认为李商隐的得与失、长与短，命运的必然性，就多少显露出来，并指出：就儒学与族群进步之间的关系，古今来讨论无数，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讨论不仅是愈加深入，而且通向了现代主义的深处和高处。在这个时候，如果不能将正儒和伪儒加以区别，不能发掘古老儒学中的现代因素，不能发现在几千年前诸种思想学说中，它是能接近现代的一种思维方式，可能也是一种偏颇。
从《读〈诗经〉》《〈楚辞〉笔记》《陶渊明的遗产》《也说李白与杜甫》《斑斓志》，到《唐代五诗人》，先生完成了个人的古典诗学体系，打开了一片绚烂的风景。正如前辈学者顾农教授评论《陶渊明的遗产》所言：张炜先生此书高见甚多，胜义如云。好就好在书中多有通古今之变的见道之言。确为至论。真正的诗学应该是一种生命的对接，而不单是字面的诠释。先生重视挖掘个体生命的复杂品质，让每个论题直取本源。比如历史上东西方文化复古与现代性的关系、民间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区别、生命力与审美风格、狭义诗与广义诗、诗意与诗的界限、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等等，这些甄别与界说皆有创见，可谓锐思灼见，对当下文学批评、写作学与美学理论，都具有非凡的意义。
2021年3月7日濂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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