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韦伊是谁？奥斯维辛幸存者的口述，西蒙娜·韦伊用自己的个人经历口述集中营经历，用个人遭遇书写历史中的至暗时刻，从押送犹太人的列车到被剥光衣服展示的桑拿房，从党卫军的虐待到犹太舍监的毒打，种种细节在韦伊冷静的描述下还原了集中营的真实情况。
本书还收录了韦伊与两位朋友和姐姐的谈话，这三位狱友后来成为一生的至交，集中营中有八卦，有爱情，这些集中营中的花朵为那段黑色的历史点缀了一些明媚的光斑。
本书用纸为瑞典轻型纸，封面覆触感膜，似乎可触摸历史，并配有纪录片剧照和历史照片60幅，全书四色印刷设计，在翻阅时有影像流动之感。
我十二岁时，次见到了西蒙娜·韦伊。不是真的见面。那是一个周二的晚上。因为第二天不用上课，那天晚上可以看电视，是我们的幸福时光。1979 年，美国大片《金刚》（King Kong）的重播引发了一轮收视狂潮。每周二，我都会在《金刚》和《影像档案》1（Les Dossiers delécran）两者之间纠结。
在那个年代，很多介入派导演会拍一些被大家称为主题电影（des Films à Thèse）的片子。《影像档案》会播放这些片子并配上一场辩论。这个节目在当时非常受欢迎，它的严肃性和思辨性广受好评，我很喜欢这个节目。1979 年3 月6 日是个周二，《影像档案》播出了美国电视剧《大屠杀》2（Holocauste）的后一集。那期的主题是《纳粹集中营里的生与死》。该片讲述了早已归化的德国犹太家庭魏斯（Weiss）一家的悲惨遭遇。这家的父亲是柏林的一名全科医生，母亲是位家庭妇女，他们有三个孩子，分别是：卡尔、鲁迪和安娜。我养的只猫当时才两个月大，刚收养不久，我总是抱着它玩。我叫它鲁迪，用的正是魏斯家一个儿子的名字：他是全家活下来的人。为了求生，他先是加入了游击队，后来又逃去了巴勒斯坦。那时，鲁迪是我心中的英雄，一个幸存者和战士，我是那么崇拜他。在影片结束后的辩论中，我告别了童年，提前迈入青春期。辩论的场所是一个圆桌，上面坐着一批互不相识的大屠杀幸存者，其中就有共产党员抵抗军玛丽克洛德·瓦扬库蒂里耶（Marie-Claude Vaillan-Courturier）和西蒙娜·韦伊。西蒙娜坐在中间的位子。从我看到她的那一刻起，她再也未曾离开过我的世界。为了录制节目，节目里的几个年轻人专门去了趟奥斯维辛。他们是法国年轻人的代表，年长的也就三十五岁。我依旧记得主持人，他的声音、沉重的评论和受访者悲惨的经历。
首先，我想请问韦伊女士，在您看来，法国人是否有必要看这部片子？
遗憾的是，这部片子太过乐观，因为里面的人都太善良了。这是部温馨的片子，处处都透着和谐友爱。然而，在真实的集中营里，大多数 人都变成了货真价实的牲畜。让人备受折磨的是，我们曾经如此地接近 区分人类和动物的界限。片子里面，有人为逝去的朋友盖上被子。可现 实往往是人们从活人身上抢被子。这是一部正面积极、人人向善，一部
刽子手和受害者之间还能经常交流的片子。然而，德国人所摧毁的，集 中营所摧毁的，正是人性。
一名年轻的女观众问道：为什么所有国家的人都不喜欢犹太人？ 这个问题让我如坐针毡。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都不敢光明正大地说 自己是犹太人。在我上小学二年级还是三年级时，已然记不清了，一天， 一位同学，指着我说我并不是纯正的法国人，我被惊呆了，过了几天， 他跑来和我道歉，又加了句这没什么要紧的，他自己也是个诺曼人。 遥远的记忆因这位年轻女士的问题而被激活：为什么所有国家的人 都不喜欢犹太人？每年赎罪日（Yom Kippour）那天，我的父母都会 帮我写一张病假条。当时，为了庆祝一个犹太节日而缺课是不可想象的。 我曾为此问过我的祖父，他是这么回答的：要知道，这样做更好，因为我们犹太人并不总是那么招人待见。这么做可以避免一些麻烦。这让我时刻谨记不要到处宣扬自己的出身，因为浩劫（la Shoah）的阴霾和威胁依旧，随时可能卷土重来。那时的我总觉得自己身负双重排斥：外形方面，我长得有点像外国佬，总让人觉得我是阿拉伯人；信仰方面，我虽很少参与宗教活动，但我却在内心默默信教。在此之前，我一直执着地想让自己成为一个纯正的法国人。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只能对自
己犹太人的身份保持缄默。我觉得自己时刻都要面对两种种族歧视：反阿拉伯主义和排犹主义。
现在的我仍记得，在节目的后，西蒙娜·韦伊依旧端坐在那里，美丽又严肃。我被她迷住了。还是个孩子的我都能感受到她的不适、恼怒和那些观众所提问题的分量。她的面部特写镜头优雅、缓慢、渐进，令我沉迷。我至今仍对那个镜头记忆犹新。她当时在想什么？她能够并且愿意独自回答那些问题吗？
我已经完全将《大屠杀》这部好莱坞类型的片子抛在了脑后。我的注意力完全被这个韶华犹在的女士占据了，她的魅力和笑容让我沉醉。玛丽-克洛德·瓦扬-库蒂里耶与西蒙娜·韦伊对犹太人和抵抗运动战士被关进集中营的区别进行了精妙且激烈的讨论。哪怕年幼无知如我，也明白了要避免将两者相提并论。《大屠杀》这部极具悲剧色彩但依旧乐观感人的美国肥皂剧与西蒙娜·韦伊用克制、深情且持重的方式表达的残酷真相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不知不觉中，西蒙娜·韦伊就动摇了法国社会的保守主义和偏见。让我这个曾以浩劫为原罪的小男孩获得了新生。在1979年3月6日这个周二以前，我一直以大屠杀为耻。它曾
是一个不可触及的禁忌，是犹太人历史中沉重且不光辉的一笔。在听过西蒙娜·韦伊的论述后，小男孩不再试图分割自己身上法国人和犹太人的双重身份。多亏了西蒙娜·韦伊，我变成了真正的法国人。曾被称为Holocauste的Shoah，再也不是我逃避的对象。当时，我还未满十三岁。当时的我有一种预感，待我长大以后，一定会见到西蒙娜·韦伊本人。
到了三十岁那年，这感情依旧强烈。为了见到她，我决定制作一部电影。在好几封信件石沉大海之后，我给她的秘书打了个电话。对方的回答非常明确：西蒙娜·韦伊女士不想拍与自身相关的电影。我仍不死心，决定放手一搏：我不明白，为什么西蒙娜·韦伊女士不愿意见我，不愿意给我一次和她见面和交谈的机会。西蒙娜·韦伊接了电话：您真的想见我？那明天早上八点半到我办公室来吧。不过事先说明，答案是否定的，我也只能给您十分钟时间。希望您能准时！第二天，我按时到了，她却迟到了。我暗自高兴。幸运女神在我这边，我很肯定她会接受我的提议。后来，她确实同意了，可原因却出乎我的意料。她一来就向我道歉，彬彬有礼，举止优雅。
我们聊了会儿巴黎糟糕的交通，谈起了希拉克总统承认法国应该对冬赛场围捕事件
（la Rae du Vél d Hiv）负责的申明，还一致批评了加纳电影节评审团对罗伯托·贝尼尼（Roberto Benigni）执导的《美丽人生》（La Vie est belle）的褒奖。西蒙娜·韦伊，这位我一直试图了解的女士，是一位思维敏捷且言辞尖锐的女性。在我与她见面之前，我已对此了然于胸。她看着我，似有疑惑，我闭上了嘴。我到底哪里引起了您的兴趣？我答道：您的发髻，女士。我感到她开始动摇了。她告诉我，当时和她一起被送往集中营的女性中没有人被剃了光头，后来，这一点也救了她一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我竟触碰到了她在集中营时期的一个关键点。这一次的会面拉开了后续访谈的序幕。从这一次长达三小时的会面开始，我们之间便建立起一种亲密的联系。友谊纽带的缔结让西蒙娜给予了我长期访谈的机会。我们经常互通电话：什么时候一起吃个午饭？我们相互爱慕，纯粹无邪，淡然如水。我们交谈的内容总围绕着同一主题，从不曾脱离集中营的生活。
对西蒙娜而言，我们那次共赴奥斯维辛的经历既充满苦痛又震撼人心。在此之前，她也曾为了参加纪念活动而回过奥斯维辛，但从不愿走进她在比克瑙住过几个月的棚屋。那天天气很好，但气温很低。我们走了很远的路。现在的比克瑙一点也不像集中营，更像一个大型公园。当时，这里满是泥泞，天是黑蒙蒙的，气味刺鼻。当踏入她曾住过的棚屋时，西蒙娜诧异地发现那里竟然离焚尸炉那么近。在她看来，集中营缩小了；在她被关押的记忆里，所有的一切都显得更加庞大。第二天，我们俩人一起逛了逛克拉科夫老城。我们在一个玻璃制品店待了很久，买了两只波希米亚玻璃做的精美高脚杯。在返回巴黎的航班起飞前，西蒙
娜和我谈起了比克瑙草地下埋藏的宝藏，说里面藏着大量的珠宝和金币。我故作玩笑道：波兰的农民完全值得拥有它们。当时的西蒙娜非常需要这样的玩笑。我们从未像在这次旅行中那么少地谈及集中营，也从未笑得那样多。
在西蒙娜去世前几个月，我收到了一条来自她在比克瑙的同伴，玛索琳娜·罗尔丹 伊文思（Marceline Loridan-Ivens）的一条留言：大卫，想去看看你的闺蜜西蒙娜吗？我这周要去见她，陪我一起去吧。西蒙娜的情况不是很好。我们应该一起去看看她。别装死了，快打给我。吻你， 亲爱的。是玛索琳娜打来的。我当时已有好几个月没见到西蒙娜了。我知道她身体抱恙，这条留言让我更加难过。我们三人一起前往沃邦广场上一家沉郁的咖啡厅喝茶，那里离她家只有几步之遥。西蒙娜很安静。正是初春，一切都显得暗淡失色、寡然无味，疾病已然伸出了利爪。玛索琳娜和我努力地找话题刺激西蒙娜，毫无效果。玛索琳娜·罗尔丹转向我说道：我有法子。她给我递了个勺子，让我装进包里。然后我们三人，包括西蒙娜，在服务生极为惊讶的目光下堂而皇之地这么做了。离开咖啡厅的时候，我有点尴尬，玛索琳娜洋洋得意，而西蒙娜竟然默许了。玛索琳娜告诉我，在集中营时，勺子就好比钻石，女孩们常常为此大打出手，是黑市上的紧俏物资。这些勺子可以让人避免用嘴去舔比克瑙集中营供应的难咽汤汁。你瞧，大卫，玛索琳娜又说道，这你就不懂了吧，只有比克瑙的女孩们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疾病没能杀死集中营的记忆，它们还在，刻骨铭心。和西蒙娜告别之后，玛索琳娜陪我一起走了一段路。她和我说起了集中营时期的西蒙娜，后一次。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西蒙娜了。
大卫·泰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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