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风云民国岁月：湖州与近代中国_李学功，徐育雄著_9787516101568

历史的魅力在于一种找寻，一种亦欲以究天人之际的找寻，找寻历史对今人的启示，找寻对于飞速变化世界的另一种诠释和预言。辛亥以来浙江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中具有非常独特的地位与作用，哪怕是浙江所属的一个市域与县域也居然会产生很多影响整个民国历史进程的事件与人物，作为地处杭州与上海之间的“江南清丽地”——湖州就是一个典型。《辛亥风云民国岁月：湖州与近代中国》以专题叙录点击历史的方式，通过摄取民国旧影，提取湖州记忆，以折射一个民族曾历经的苦难，梦想与光荣。辛亥前后，湖州志士挺立时代潮头，为缔造共和、建立民国创下历史伟业；民国开篇，他们或兴办实业与洋商争竞，或以深厚的学养倡扬民主科学救国，在近代历史舞台上演绎出一幕幕跌宕起伏、激荡人心、极富传奇色彩的时代大剧。前贤虽逝，典型犹存，不忘历史，永励后昆。

    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拉开了中国从专制政体走向民主共和的历史序幕，成为中国从“传统”步人“现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正因为此，百年之后，无论是学界还是坊间依然热衷于对其开展热烈的争论，印证了章开沅先生的一句断语：“岁月的沧桑并未消磨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光辉。”
    史学研究的“单位”可大可小，凡举过去之事加以研讨，均为史界之分内之责，本无所谓高下之分。早些年学术界对辛亥革命及其所开启的民国史研究，多偏重“宏大叙事”，于是所谓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往往就成为聚焦的对象，这一现象虽然也不乏口号式的宣教，但厘清关键性历史构件，毕竟可以为其他方面的研究奠定方向性基础，也能使人们。对于历史发展的线性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只是久而久之，大家发现只研讨几个大事件，几个重要人物，未必能察历史的全貌，于是，重新拾起了梁启超在20世纪初期的教导，也借鉴了域外“整体社会史”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将研究的重心和视角不断下移，历史研究的“单位”不再仅仅限于国家，省域、市域、县域、乡域甚至村落都进入了史学工作者的视野，关注的历史人物也不再简单是所谓重要人物，也不再简单是所谓正面的人物，凡曾经登场过的人物都成了研究的对象，历史的画面于是变得更为丰富和多彩。
    正是基于以上的学术研究脉络，近几年来，地方历史的研究受到了格外的重视。以浙江为例，大家发现虽然在辛亥以来浙江从来就没有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或经济文化中心，与广州、武汉、重庆不同，就连一个临时的中心也不曾有过，但辛亥以来的浙江在全国的政治版图中却具有非常独特的地位与作用，哪怕是浙江所属的一个市域与县域也居然会产生那么多影响整个民国历史进程的事件与人物，作为地处杭州与上海之间的湖州就是一个典型。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被一方水土养育之人自然有探究这一方水土历史文化的责任。湖州师范学院李学功教授、湖州市社科联徐育雄先生联袂主编了一部著作《辛亥风云·民国岁月——湖州与近代中国》，意在钩沉辛亥以来湖州这一区域所发生的史事，其志可嘉。在见之于文献的历史中，湖州一向以丝绸之府、鱼米之乡、文物之邦而称羡东南，近代以降，湖州人历史的脚步似乎走得更快，上海滩最早的一批商界领袖、最早的一批同盟会员，其中l都有湖州人的身影，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常委中的半数人员也多出自湖州，对民国历史的影响不可谓不深。不仅如此，一批批影响历史、有功于民族的科学文化界精英人物也和湖州这片土地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吾兄李学功、徐育雄团结同仁，通力合作将湖州与湖州人在近代时段的重要史事逐一列出并予以述记和评点，殊为难得。
    作为书稿付印之前的读者之一，阅读书稿，有三个基本印象：第一，在书写体例上，该著以时代为经，以史事、事件为纬，突出以史联人、以事联人、以物联史的原则，将辛亥革命与民国史上和湖州、湖州人相关联的最富戏剧性的历史、最能打动人的故事、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用专题的方式予以述记评点，以凸显近代以降——民国时期湖州与湖州人对这段历史和文化的独特影响与贡献，令人耳目一新。应当说，这是该书稿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第二，资料的挖掘与解读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一定意义上，丰富和拓展了民国浙江史研究的范围和领域。限于书写体例，一些资料未及标出更细的出处，期待在更进一步的研究中将新的史料详细刊布，以方便学界。第三，学理层面的思考、认识与行文的简易、畅达融为一体，书稿文笔优美，语言生动，且图文并茂，使得这部书稿在学术与普及的兼容方面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学无止境，著难完美。谁都知道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实，同时谁都知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飘逝而去的历史，如何把握、如何认识，永远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愿《辛亥风云·民国岁月——湖州与近代中国》一书对不解近代湖州的读者起到一个普及的作用，对稍有了解的读者起到一个深化的作用，对了解很深的读者起到一个进一步思考的作用。史书之序一般多为官长或名流所为，然二者与我皆无干系，只是应学功兄、育雄兄所嘱，恭敬从命而已，徒一读者之感想，姑且为序。
    2011年9月于杭州嘉绿西苑

    沪军都督陈英士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陈英士领导上海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一举攻占中国最大的都市上海，成立了沪军都督府，为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英士（1878—1916），名其美，以字行世，吴兴县（今湖州城区）人。他出身于富商家庭，父亲陈延佑育有三子，长子陈其业，字勤士，是国民党元老陈果夫、陈立夫之父。次子陈其美，字英士。三子陈其采，字蔼士。14岁那年父亲病故，家业衰败，陈英士中途辍学。15岁时经人介绍到崇德（今桐乡市崇福镇）一当铺做学徒，27岁时到上海当助理会计。就在那段时间，他结识了蔡元培、于右任及同乡张静江等革命志士。在他们那里听到了很多革命道理，看到了很多革命知识分子出版的书刊和文章，如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等，逐渐萌发了民主革命的思想。
    光绪三十二年（1906）陈英士在其弟、时任湖南新军统带陈蔼士（其采）及表叔杨信之等的资助下，赴日本警监学校第三班学习警政法律，加入由孙中山创立的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其间结识徐锡麟、秋瑾等很多留日革命志士，从此投身民主革命。
    光绪三十四年（1908），陈英士受同盟会总部指派，自东京途经香港回到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当时革命正处于低谷，同盟会在西南边境发动的6次武装起义先后失败，徐锡麟、秋瑾发动的皖浙起义也壮志未酬。陈英士却毫无畏惧退缩之意，他北上天津，南下浙赣，西行武汉，到处联络革命志士。他先后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公报》、《民声从报》等革命报刊，鼓吹革命，影响很大。并联络湖州同乡张静江、王一亭等出资协助于右任、宋教仁等筹办《民立报》，进行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宣传。
    为推动长江流域的民主革命运动，宣统三年（1911），陈英士和宋教仁、杨谱笙等在上海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陈英士当选为庶务部长。同年陈英士与黄兴等人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组织发动长江流域革命。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军连克武昌、汉口、汉阳三镇，湖南、江西、陕西、山西、云南等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很快便形成了全国性的革命高潮。清政府在紧急无奈的情况下起用袁世凯，让他节制海陆各军，袁世凯派遣北洋军南下围攻武汉。由于武昌革命的发动事起仓促，革命军力量薄弱，11月1日汉口失陷，汉阳被困，武汉三镇危悬一线，形势十分紧急。黄兴等人发电向各省同志告急，催促各地迅速起事，以解武汉危局。
    此时陈英士获得情报，清军有舰船自汉口到达吴淞口，拟将上海江南制造局的枪械弹药运往武汉，接济进攻汉阳的北洋军。陈英士认为发动起义已经刻不容缓，决定上海立即举事，杭州随后响应，以支援武昌革命。11月3日下午4时，起义部队在九亩地举行誓师大会，参加者多达几千人。陈其美、李平书、杨谱笙等领导人登台演讲，宣布上海独立，扯下了清朝龙旗，升起了同盟会制定的青天白日旗。
    为减少伤亡，在进攻江南制造局以前，陈英士不顾个人安危，只身进入江南制造局与总办张士珩谈判，劝其投效民军，遭到张士珩拒绝，并被拘押于局内，用铁索锁在椅子上。起义领导人紧急商议对策，领导人之一的王一亭慷慨陈词：“事亟矣！进或亦死，退则必死，等死耳！与其引颈待戮，毋宁为国殉身，若事有济，则与民国前途裨益良巨。”在他的鼓动下，义军奋勇发起进攻，杨谱笙率领民军敢死队救出陈英士，上海光复。在上海光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陈英士直接组织策划上海起义，居功阙伟，被推戴出任都督。
    在陈英士的领导下，上海这座中国东南重镇、全国最大的都市一举光复。孙中山后来追述此事时曾说：“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着尤多也。”称赞他为“革命首功之臣”。后陈英士不幸罹难，孙中山先生亲撰祭文，对陈英士致以沉痛的悼念，文辞挚真意切，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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