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居民生计、就业特征与基层组织角色_马晓龙著_9787503269738

　　针对旅游业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中所呈现出与居民发展密切相关的生计、就业、权利、关系、幸福感、地方政府角色等现实问题，依托可持续生计理论、劳动力迁移理论、场域资本理论等，通过对不同类型案例地的参与式观察、过程事件分析，对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居民权利的保障与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适应机制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文化因素在乡村旅游地农户可持续生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乡村旅游地各利益相关主体在旅游收益分配过程中呈现不同的关系结构，乡村居民旅游就业行为呈现出阶段性动态演变特征，乡村旅游地居民在旅游收益分配过程中相关行为策略选择背后有着独特的行动逻辑和行为决策的内在机理，乡村旅游地居民幸福感形成与乡村居民参与旅游发展具有高度相关性，地方政府在乡村旅游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中介—助理—撞钟人”的基层组织角色，当地居民也会根据自己利益期望和获得而随着旅游开发的历程采用不同的抗争策略。《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居民生计、就业特征与基层组织角色》为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发展如何提升社会治理的有效性、构建具有和谐内涵的旅游与社会发展关系提供了新思路。

　　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华夏先民大多数生活在黄河流域，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农业耕种生活方式使乡村居民长期固守在乡村，并在日复一日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各种适应于地域发展的乡土文化，而这种特别注重乡土文化的特质则深深地烙在中国人的血液和骨子里。对中华民族而言，乡村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物质空间，更成为一个民族愿意共同守望相助的精神家园。为了让这个家园更加美好、为了让生活在这个家园里的父老乡亲更加幸福，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各自时代所赓续的责任与使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但中国过去相当长时间将资金投入和资源配置向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倾斜的政策选择及发展模式不仅造成了地区间发展的巨大不均衡，也造成了城市与乡村之间发展的巨大不均衡。推动乡村社会发展、消除城乡二元化矛盾及其导致的一系列问题成为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消除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的基础上，要持续发展壮大扶贫产业，继续加强脱贫地区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接续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乡村振兴成为当前中国乡村政策的着力点，推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也成为解决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主战场。
　　我在上一本著作《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旅游发展》中提出一个观点：尽管旅游业不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唯一有效途径，旅游业也不是推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但乡村旅游确实带动了一部分乡村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效提高了乡村居民的生活水平。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袁家村成为近年乡村旅游成功的一面旗帜，仅2019年该村接待游客量就超过580万人次，村民年人均纯收入就超过10万元人民币。而远在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红河州哈尼梯田正在实施的“阿者科计划”则入选世界旅游联盟“全球百强旅游减贫案例”，并作为旅游扶贫案例入选新华社纪录片《中国减贫密码》，其旅游扶贫的后续影响也还在不断发酵中。受到这些“优秀生”的感召和示范，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也更愿意相信，旅游业能够成为乡村发展的产业载体，也能够成为落地乡村振兴战略的“救命稻草”。但在津津乐道于这些经典项目成功经验的同时，作为旅游理论研究者和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的一线实践者，我又不能掩耳盗铃地忽视产业实践中亲身看到的那些真实存在的更多的乡村旅游失败案例。动则以亿元计的古城、古镇、古村旅游投资，对应的往往是旅游商铺、旅游街区等经营性场所的冷冷清清和门可罗雀的游客数量，入不敷出、运营困难成为大多数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的真实写照。尽管已经习以为常，但学者的责任无时不在警醒自己，绝不能为“谋稻粱”违心地去无限夸大旅游业在推动乡村振兴发展中的作用，内心的使命感又驱动自己有责任运用自己的知识去解释这种失败现象形成的背后原因及其内在规律性，为避免同类乡村旅游地陷入同一个“坑”，积累更多“不成功”的素材或者可供参考的“教训”。
　　“中国旅游部分研究陷入了为发表而发表的误区，反倒缺少对中国乡土意识的发掘，也缺少在本土意义上的回归。”肯定是长期受到导师“做言之有物研究”这一教导潜移默化的影响，围绕我们日常实践中所看到的现象以及对这些现象背后问题的思考，我和我的研究生团队持续开展了以乡村旅游与乡村社会发展方面为主要方向的研究，试图在理论—实践—理论的循环往复中不断推动理论化并指导实践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在快速城市化和乡村绅士化的宏大背景下，乡村旅游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最终还是要发挥乡村居民主观能动性这一关键因素，他们才是中国乡土文化之所以能够传承和赓续的核心力量。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