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培恒，男，1934年1月生，浙江绍兴人，1954年1月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研究工作，1984年起即为该专业博士生导师，近十余年来又把研究领域扩展至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与陈思和教授等创建相应的博士点，并任博士生导师，1979年起陆续出版《洪昇年谱》、《献疑集》等著作，发表《<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等论文数十篇，均以见解新颖、论据丰富、逻辑严密或考证审慎而受学界重视，与骆玉明教授共同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1996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被誉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重大突破，现为复旦大学杰出教授、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浙江师范大学双聘教授；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骆玉明，祖籍洛阳，寄籍汀苏建湖，1951年生于上海，1977年毕业于复_大学中文系，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著有《徐文长评传》（合著）、《南北朝文学》（合著）、《纵放悲歌——明中叶江南才士诗》、《老庄哲学随谈》、《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简明中国文学史》等；与章培恒教授共同主编三卷本《中国文学吏》；参与翻译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前野直彬《中国文学史》、吉川幸次郎《宋元明诗概说》等论著，并负责各书之最后校定，发表专业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余散见于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各种报刊杂志的各类文章数百篇。
导论
第一编 上古文学
概说
第一章 文学的起源和中国早期神话
第一节 文学的起源
第二节 中国的早期神话和传说
第二章 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诗歌
第一节 西周至春秋的诗歌总集——《诗经》
第二节 《诗经》中的西周前期作品
第三节 《诗经》中的西周中、后期作品
第四节 《诗经》中的东周作品
第五节 《诗经》中所见的艺术特色
第六节 《诗经》对后代的影响
第三章 历史散文
第一节 《尚书》与《春秋》
第二节 《左传》
第三节 《国语》
第四节 《战国策》
第四章 诸子散文
第一节 从《论语》到《孟子》
第二节 庄周与《庄子》
第三节 荀况与《苟子》
第四节 韩非与《韩非子》
第五章 屈原与楚辞
第一节 《楚辞》与楚文化
第二节 屈原的生平
第三节 屈原的作品
第四节 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第五节 宋玉
第二编 中世文学·发轫期
概说
第一章 秦与西汉的辞赋
第一节 秦代的辞赋
第二节 西汉前期至中期的辞赋
第三节 西汉后期的辞赋
第二章 西汉的散文和《史记》
第一节 西汉前期的散文
第二节 司马迁和西汉中期的散文
第三节 西汉后期的散文
第三章 建安以前的汉代诗歌
第一节 楚歌体诗的兴起和四言诗的没落
第二节 五言诗形成的时间问题
第三节 西汉的五言诗
第四节 建安以前的东汉五言诗
第五节 乐府诗
第四章 建安以前的东汉辞赋与散文
第一节 辞赋
第二节 散文
第三编 中世文学·拓展期
概说
第一章 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
第一节 曹操及其乐府诗
第二节 建安七子和诗风的始变
第三节 曹丕与曹植
第四节 蔡琰的《悲愤诗》
第二章 魏晋文学
第一节 曹魏文学
第二节 陆机、左思与西晋诗文
第三节 东晋诗文与陶渊明
第三章 南朝的美文学
第一节 谢灵运与山水诗的兴盛
第二节 鲍照及汤惠休等
第三节 沈约、谢胱与永明体
第四节 《文心雕龙》与《诗品》
第五节 萧氏兄弟及其后继者
第六节 以妇女问题为中心的“艳歌”集《玉台新咏》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民间乐府
第一节 陇上歌辞
第二节 南方乐歌
第三节 北朝民间乐府及其他
第四节 《木兰诗》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小说
第一节 志怪小说
第二节 《世说新语》
第六章 南北文学的融合与初唐的诗风
第一节 《水经注》与《洛阳伽蓝记》
第二节 北朝的土著作家
第三节 徐陵、庾信与王褒
第四节 隋及唐初的诗
第五节 “四杰”与“沈宋”
第七章 唐诗的新气象与李白
第一节 陈子昂、刘希夷、张若虚
第二节 张说、张九龄
第三节 王昌龄及其同道
第四节 孟浩然、王维
第五节 李白
第六节 高适与岑参
第四编 中世文学·分化期
概说
第一章 文学分化的开始与中唐诗文
第一节 杜甫
第二节 经历安史之乱的其他诗人
第三节 诗坛的新生代
第四节 韩愈、柳宗元及其诗文的异途
第五节 元稹、白居易诗的两重性
第六节 李贺及其他
第七节 唐代的女诗人
第二章 体现新倾向的唐代俗文学与传奇
第一节 俗赋和《游仙窟》
第二节 变文、讲经文与词文
第三节 唐代的话本
第四节 唐代的传奇
第三章 晚唐诗歌的演进与诗文分化的缓解
第一节 杜牧与许浑、张祜
第二节 李商隐与温庭筠
第三节 晚唐前期的其他诗人
第四节 韦庄、韩僵等晚唐后期诗人
第五节 司空图的诗论
第四章 词的兴起及其任情唯美的倾向
第一节 词的起源
第二节 唐五代民间词
第三节 唐代的文人词
第四节 西蜀词人
第五节 南唐词人
……
第五编 近世文学·萌生期
第六编 近世文学·受挫期
第七编 近世文学·复兴期
第八编 近世文学·徘徊期
第九编 近世文学·嬗变期
《宝剑记》作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其时陆采去世已经十年了。其本事出于《水浒传》，但有所发展。大致情节如下：北宋末年的林冲原为征西统制，因见朝政混乱，上本陈谏，反被贬为巡边总旗，幸蒙张叔夜保荐，得任禁军教师，提辖军务。既而因“朝廷听信高俅拨置，遣朱缅等大兴土木，采办花石，骚动江南黎庶，招致塞上干戈。此辈反称贺时世太平，不管闾阎涂炭”，他“为国伤情”，又上一本，要求“花石且暂停，休招外攘”，并惩处高俅、童贯等（第六折）。于是高俅设下奸计，把他骗人白虎节堂，欲置于死地，但未得逞，便将他发配沧州。原要解差在途中杀死林冲，却被鲁智深所救。其后高俅儿子想谋夺林冲妻子，派人到沧州林冲所管的草料场纵火，林冲忍无可忍，终于杀死了纵火者，投奔梁山。林妻则在高衙内的逼迫下离家逃亡，林母也被迫自杀。林冲上梁山后，征得宋江同意，起兵五万，要打破东京。官军无法抵抗，皇帝只得下诏招安，并把高俅父子送给林冲报仇。林冲夫妻重又团圆。
此剧所写的故事较之《水浒》有两点明显的不同。第一，在《水浒》中，高俅父子的迫害林冲纯是由于高衙内要谋夺林妻；在剧本中，却是林冲为了国家与民众主动和高俅、童贯等斗争，以致高俅定要害死林冲；至于高衙内的欲夺林妻，已在高俅三番五次地谋害林冲之后。所以，政治斗争的内容在此剧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这显与作者自己对政治斗争的关注分不开。第二，《水浒》中的宋江从来没有想过要攻打东京，在此剧中梁山的军队却已打到了黄河两岸，倘不是皇帝下诏招安并承诺交出高俅父子，林冲就要率军渡河，直指东京。所以，作品的反抗精神也就加强了。
不过，以上这些只是题材上的差别，而作品的价值并不是由题材决定的。值得重视的是：作品由此写出了一个与《水浒》颇为不同的林冲。这个林冲虽有忠君思想，但那是与对国家、民众命运的关心联系在一起的，是以他上章弹劾童贯、高俅等的出发点就是国家和民众都因他们而遭到了深重灾难。同时，他对自己又具有很高的期许，在他开始出场的那一折——第二折——中，就有这样的唱词：“豪放，匣中宝剑无尘障，知何日诛奸党？自奖，虽不能拜将封侯，也当烈烈轰轰做一场。”（《醉翁子》）这也就意味着他并不是一个肯做皇帝的没齿不贰的奴才或驯服工具的人物。因此，他在“为国伤情”（第六折）而劾奏童贯、高俅以致经受了一系列磨难后，发出了这样的质问：“我不负君恩，君何负我？”（第二十九折《集贤宾》）在夜奔梁山的途中，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已“逼做叛国的红巾，背主的黄巢”，同时也发誓说：“这一去，博得个斗转天回，须教他海沸山摇。”（第三十七折《折桂令》）反抗的决心已经形成。及至发兵东京之际，他更毅然宣称：“大丈夫不能留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人言说的好：‘过后思君子，无毒不丈夫。’使李逵先整搠五千人马，报复冤仇。”（第四十七折）这正是其“烈烈轰轰做一场”的抱负的最终实现。因为，攻打东京是向当时社会秩序的公开宣战，其结局不是留芳百世，便是遗臭万年，而且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即使成功了，也会在历史记载中被贬斥为“要君”的乱臣贼子。但“留芳”也罢，“遗臭”也罢，他总之是“烈烈轰轰”做过一场了，他没有辜负他的“自奖”。就这样，作品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具有宏大志向的、统治阶级的正直成员，怎样在环境的压迫下，终于发出了反叛的绝叫，而其昂扬的自我意识在这过程中又起了怎样的作用。
作者在写这一切的时候，对林冲具有显然的同情和赞美，而且对林冲的内心活动和感情的显示深入而生动，因此很具感染力。林冲在杀死火烧草料场的高俅爪牙而奔赴梁山途中的一折——第三十七折（通常称为“夜奔”），尤为突出。
……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