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40多年里，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增速平均每年高达8%，世所罕见。中国也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货物出口国、第二大货物进口国、第二大服务贸易大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开放大国。通过改革开放，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走出一条可持续的强国之路。
这是第一本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而不是从古典的比较优势理论、经济体制改革和贸易自由化的角度，系统地解读分析中国出口奇迹。
本书在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框架下, 分析了中国出口奇迹的形成，它专注于中国企业与外国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合作与分工的重要性。
从具体高科技产品生产和加工出口的价值链分析入手，揭示了中国出口与全球价值链之间的内在联系、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主要从事的任务，以及全球价值链是如何推动中国出口快速增长的机制。
研究基于大量案例和实证结果的分析表明，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是中国制造/组装产品在全球市场上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因素。它们在世界范围内广受欢迎的现象和竞争力，归功于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归功于全球价值链的溢出效应。
分析中国出口奇迹成因以加工出口贸易统计数据为基础，量化了中国出口对全球价值链的依赖度。这种直接测算方法，不仅避免了国际投入产出表方法的技术复杂性，更为重要的是，它保留了全球价值链组织结构的基本特征。这种量化方式，能更准确和直观度地估计中国出口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
目前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正在发生，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价值链重组的可能轨迹在本书也有前瞻。
在过去的 40 年里，有两个重要现象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个现象是，中国这个zui大的发展中国家，变成了全球出口的冠军，世界高科技产品出口第一大国；第二个现象是，国际贸易已经演变为以全球价值链为主导的任务贸易。
这两种现象的形成密不可分。一方面，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紧密融合，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向中国延伸价值链和利用中国庞大廉价的劳动力的绝佳机会；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为中国制造 / 组装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一条捷径。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全球制造业的价值链，极大地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推动了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
当中国在 2009 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zui大出口国时，中国只是一个人均 GDP 不到 4000 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的 GDP还不到世界zui大经济体美国的一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这一卓越成就，是中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主动向世界开放后短短的 30 年内完成的。因此，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近乎奇迹。
为解释这一出口奇迹，中外学者提出了许多理论。这些理论大多侧重于分析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的比较优势、中国实施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国内外贸易自由化进程，以及出口导向型外国直接投资等因素。本书对中国出口奇迹形成原因的讨论，完全超越了这些主要强调贸易壁垒和产品成本的理论。本书在全球价值链的框架下，分析了中国出口奇迹的形成，阐释了中国企业与外国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合作与分工的重要性。本书从高科技产品生产和加工出口的具体价值链分析入手，揭示了中国出口与全球价值链之间的内在联系、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主要从事的任务，以及全球价值链推动中国出口快速增长的机制。基于大量案例和实证结果的分析表明，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是中国制造 / 组装产品在全球市场上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因素。价值链主导企业的品牌、技术和产品创新，以及全球批发和零售网络的溢出效应，系统地消除了中国制造 / 组装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传统壁垒，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产品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大规模渗透，培育了中国出口奇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中国制造 / 组装产品在世界范围内之所以广受欢迎，并具有独特竞争力，归功于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归功于全球价值链的溢出效应。
随着全球价值链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传统的货物贸易已经被任务贸易所取代。现代贸易和产品制造，是由位于不同国家的企业分工合作，共同向全球市场消费者提供制成品的过程。因此，在全球价值链时代，单一国家的比较优势，是不能决定其在价值链上生产和交易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过去几十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主要中心。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进行考察，中国的贸易格局及其出口奇迹的根源，会显示得更加明显和清晰。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代表的东亚奇迹相比，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范围和规模都是空前的，这构成了过去 40年中国发展模式的显著特征。
这是第一本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而不是从古典的比较优势理论、经济体制改革和贸易自由化的角度，系统地解读、分析中国出口奇迹的书。全球价值链分析方法，为围绕这一奇迹的诸多谜团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例如，为什么中国一度占到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一半？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何它能超越美国、日本和欧盟27 国，成为世界高科技产品第一大出口国？中国在没有一个全球知名时尚品牌的情况下，为何能成为全世界zui大的服装出口国？
全球价值链在产品制造和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也对计算价值链贸易的传统贸易统计方法的可靠性提出了挑战。例如，目前的贸易统计，无法追踪无工厂制造商的国际贸易活动。无工厂制造商，例如苹果公司，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的收益主要来自无形资产和服务。这些无形资产包括品牌、产品设计、软件、专利技术和供应链管理技术等，往往是嵌入在由合同制造商制造 / 组装的实物产品中的，而不是单独拿出来，以特许权的方式租赁给其他企业使用的。以中美贸易为背景，本书从两个角度分析了传统贸易统计是如何扭曲中美贸易平衡的。第一个角度是中国出口产品中包含的外国增加值；第二个角度是美国无工厂制造商苹果公司、耐克公司、高通公司和 AMD 公司，从中国市场上销售的产品中获得的归属于其无形资产的增加值。第一个角度，解释了中国对美出口和贸易顺差，是如何被传统贸易统计夸大的；第二个角度，则论证了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传统贸易数据大大低估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本书还讨论了汇率对价值链贸易的影响被弱化的现象，并揭示了汇率影响价值链贸易的新渠道。
全球价值链本质上是企业层面的一种微观现象。为了让读者了解全球价值链对促进中国出口的关键作用，以及中国出口奇迹对全球价值链的路径依赖，本书分析了中国企业参与 iPhone、笔记本电脑，以及高科技产业等具体价值链和加工出口的情况，揭示了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在价值链上的国际分工。本书还以加工出口贸易统计数据为基础，量化了中国出口对全球价值链的依赖度。这种直接测算方法，不仅避免了国际投入产出表方法的技术复杂性，更为重要的是，它保留了全球价值链组织结构的基本特征。与被广泛使用的、利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附加值贸易（TiVA）数据库定义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相比，本书的这种量化方式，能更准确和直观地估计中国出口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zui大的手机组装国，全球五大智能手机品牌中有三个是中国的。中国手机产业的崛起和成功，说明参与全球价值链，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开拓国际市场，尤其是蓬勃发展的新兴信息和通信技术市场。本书通过透视手机全球价值链，追溯了中国手机产业的发展路径。中国企业从为外国手机品牌商组装手机开始，逐步向高增加值的细分市场发展，最 终培育出能够与三星、苹果等国际品牌竞争的本土品牌：华为、小米和 OPPO。在获得操作系统设计、手机芯片组生产等核心技术能力之前，这些中国企业就跳跃到发展品牌的阶段，并最 终成为世界市场上手机产业链主导企业，建立了由自己组织和领导的全球价值链。这种非线性的技术进步和创新路径，体现了全球价值链战略，为发展中国家实现追赶目标提供了灵活性。
过去 40 年是全球价值链发展的黄金时代。追求经济效率，几乎是昔日全球价值链在各国蓬勃发展的唯一动力。前所未有的全球化，也为中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采取全球价值链发展战略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这一切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工业化。然而，持续不断的中美贸易摩擦，却暴露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价值链的脆弱性。华为等中国高科技公司，过去一直利用全球价值链战略进行发展，美国公司垄断的技术已经成为它们供应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华为等中国高科技公司的制裁，直接威胁到这些公司供应链的稳定性。随着贸易摩擦演变为技术摩擦，中美之间可能出现技术脱钩，这就意味着现有的全球价值链将进行重大重组，中国企业的发展战略将回归内向型，尤其是在高科技发展方面。中美贸易摩擦引起的不确定性，随着 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泛滥而变得更加复杂。COVID-19 疫情扰乱了全球价值链的平稳运行。当所有国家都面临突如其来的健康危机，并出现急需的抗疫产品和药品短缺时，利用全球价值链生产基本药物和个人防护设备的战略，也受到了质疑。当越来越多的主权国家开始追求医疗用品自给自足时，为了国家安全而收缩全球价值链，可能是未来不可避免的趋势。本书的最 后一章，讨论了在中美贸易摩擦和 COVID-19 大流行之后，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价值链重组的可能轨迹。
本书的初稿，是我在 2019 年 5 月至 2020 年 6 月学术休假期间，访问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时完成的，汇集了我对全球价值链长期研究的成果。研究全球价值链是我十年前就开始的旅程。2020 年 4 月初，新加坡政府为了遏制 COVID-19 的传播，实施了断路器行动。此后，我基本上把自己锁在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公寓里，直到当年 6 月底回到东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闭锁迫使我专心写作，提高了工作效率。中国政府对武汉实施封城后，引发许多国家工厂停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让我更加相信，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
我非常感谢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准许我进行一年的学术休假，使我能够专心致志地进行本书的写作，并顺利完成初稿。在东亚研究所访问期间，我与那里的同事进行了多次讨论。他们大部分是中国研究学者，这些讨论使我受益匪浅。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东亚研究所主任、前世界银行中国区主任霍夫曼教授对本书的支持。
我在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的前同事和老朋友 John West 先生，是本书手稿的第一位读者。我感谢他提出的富有洞察力的意见。这些意见促使我增加了讨论中美贸易摩擦和 COVID-19 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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