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汉字学之大端无外乎二者：其一，自《仓颉篇》诸篇，而《说文解字》，而《字林》《玉篇》，而《字汇》《类篇》，而《康熙字典》，开枝散叶，无虑百十种。其二，经传注释，肇始于汉，隆盛于唐宋，至清不辍。且二者相互借力，共同传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近百余年来，伴随考古进展，古文字研究成为显学。古文字研究的成果对汉字理论研究、汉字文化研究、古史研究等有着巨大促进作用，一些学术难题得以解决，学术界称之为中国学术的第一次转向。可以称为中国学术第二次转向的是敦煌学，而第三次转向当是从域外看中国。第三次转向落实到汉字研究，当然就是跨文化汉字研究。
跨文化汉字研究因国际汉语教育而兴起，因域外汉字研究方向的开辟而成长，因跨文化汉字研究的提出而成熟。跨文化汉字研究这个提法源自李运富、何余华（2018），《简论跨文化汉字研究》一文不仅就跨文化汉字研究的界定、研究内容作出细致论述，还指出了跨文化汉字研究的发展前景。跨文化汉字研究内容广泛，涉及汉字文本资源研究、汉字传播及传播史研究、比较研究和学术史研究。在汉字传播史一途，汉字在韩国、日本的传播史内容最为丰富，研究难度也最大。
一、什么是汉字传播
国内学者在汉字传播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一些成果，陆锡兴《汉字传播史》、董明《古代汉语汉字对外传播史》等著作主要探讨汉字传播问题，不少文字学著作也涉及汉字传播研究，如周有光《世界文字发展史》、张玉金和夏中华《汉字学概论》等。
传播虽然属于地域范畴，但汉字传播绝不是简单的地理意义上的地域，而是文化意义上的地域，即汉字传播是指汉字跨越文化边界的传播。虽然汉字传播的结果可能会导致文化的趋同，但汉字传播之前应是不同的文化体。
汉字传播还要涉及一个概念，就是接受。汉字和其载体（通常是带有汉字的物品）传入异文化域，只有被接受和相承使用才属于汉字传播范畴，否则就只是文献或物品传入而已，不能称为汉字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讲，敦煌文献收藏在英国、法国，不能说汉字传播到了英法。而汉字在历史上传入东亚、南亚和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域则属于汉字传播，汉字传播以后的发展历程都是汉字传播史的研究内容。
二、日本汉字传播史研究现状
汉字在东亚传播一方面是因为汉字文化的强势，另一方面是因为人口的流动和贸易发展。商亡后，汉字文化随着箕子等人传入朝鲜。战国货币文字伴随贸易在朝鲜通行。汉代时置乐浪等四郡，汉字使用更加广泛，木简、封泥、印章、瓦当、漆器、青铜器等汉字资料层出不穷。汉字传入日本是东汉时期，建武中元年间，倭国经乐浪官方引荐向东汉皇帝称臣，汉光武帝赐倭国王金印汉委奴国王印。汉魏六朝时期，带有铭文的货泉、铜镜、刀剑等不断传入日本。《隋书》言倭国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其实不光是佛经，儒家经典《论语》也经百济传入日本，汉字使用逐渐频繁，金石、木简等不断出土，反映了汉字文化在日本早期的辉煌。日本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坟刀铭文、埼玉县稻荷山古坟铁剑铭文标志着汉字已经用来记录日本语，铭文中的俗字字形反映了中国南北朝时代用字面貌。
日本推古朝时遣隋使、遣唐使、留学僧不断到隋朝、唐朝学习，圣德太子对学习和使用汉字大力支持，他用汉字颁布的宪法标志着汉字成了法定文字。《日本书纪》载，公元682年，境部连石积等人奉命编集《新字》一部44卷。这是日本最古的辞书，它标志着接受和学习汉字的时代已经到来。公元730年，日本设立大学寮，全面负责教育与考试，《论语》《孝经》《文选》等成为主要学习和考试内容。
平安朝时嵯峨天皇更加重视与大唐的文化交流，留学僧最澄、空海等人回国后都被重用。沙门大僧都空海据顾野王《玉篇》编撰了《篆隶万象名义》，是中国辞书日本化的一个典范，真言宗寺庙保存至今的《玉篇》（残卷）和《篆隶万象名义》也是现今研究顾野王《玉篇》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僧人昌住在昌泰年间（898-901年）编撰的《新撰字镜》是第一部汉和字典，成为《倭玉篇》的先祖。五山版系列图书的刊刻，迎来了汉字文化大繁荣时代。
以上是日本汉字传播简史，这些内容在中国学者陆锡兴《汉字传播史》、董明《古代汉语汉字对外传播史》中大多已提及。日本学者冲森卓也《日本の汉字》、冈井慎吾《日本汉字学史》也是从宏观上提纲挈领地叙述了日本与中国古代经济文化交流和汉语汉字传播与使用情况，这也是中国学者在著作和论文中反复述及的日本汉字传播史脉络。
汉字由传入到传播、由接受到传承、由普及到发展、由规范到完善是四个不同的层次，在日本汉字史上，后三个层次始终伴随着汉字的变异与再造，表现为汉字俗字形的出现和日本国字的出现。在俗字形的研究中，国内学者赵丽明、何华珍等取得一定成绩。在日本国字研究中，日本学者新井白石《同文通考》、中根元圭《异体字弁》、山本格安《和字正俗通》、伴直方《国字考》、山崎美成《文教温故》、冈本保孝《倭字考》、本村正辞《皇朝造字考》、菅原义三《小学国字考》、山田俊雄《近世常用の汉字》等都有所贡献。
日本汉文古字书专书如《篆隶万象名义》《新撰字镜》《倭名类聚抄》《倭玉篇》等古辞书一直是中日学者的研究热点之一，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补充，也是域外汉字传播史内容的一部分。
如上所述，日本上世时期汉字传入与使用的研究、中世时期汉字字书专书的研究以及异体字、国字等相关研究都为本项研究储备了丰富的资料，使得更为精细地描写日本汉字传播史成为可能。
这里还有必要说明的是，东亚汉字传播史研究（日本卷）所涉及的概念日本汉字的内涵问题。本书使用的日本汉字与东亚汉字结构一致，即汉字在日本、汉字在东亚，而不是日本的汉字、东亚的汉字。也有学者用日本语汉字这个提法，我们也不认同，因为类似的结构汉语汉字是指汉语和汉字，而不是汉语里的汉字。也有学者提出汉字语概念，显然是忽视了字与词的本质差别。诚然，汉字传入日本，在传播和使用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变化（有学者称作日本化），使得汉字在字种、字体、字义及用法等方面与中国汉字比有明显不同，甚至产生了所谓的国字。但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汉字的基本属性，并没有产生一种独立于汉字系统之外的新型文字，就像是汉字在不同的方言中也会有变异一样，不宜看作是汉字系统以外存在或者说变体。从另一方面讲，汉字的形是汉字形音义三要素中最为重要的，形音义统一体并非形音义并列，形与音义的结合是一种约定俗成，也是会发生变化，古今变化如此，跨文化域变化也是如此。
三、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汉字在日本的传播历史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这个过程也表现出一定的时代性，具体情况是：在古坟、飞鸟和奈良时代，日本汉字处在传入、接收与运用时期；在平安时代，日本出现了《篆隶万象名义》《新撰字镜》《类聚名义抄》《色叶字类抄》等汉字大型字书，是日本系统地学习汉字时期；在镰仓、室町时代，《倭玉篇》《下学集》《节用集》等普及字书不断拓展汉字在日本的使用范围。江户和明治时代，汉字字书有上百种，是汉字主体地位的巩固时期。大政和昭和时代则是汉字规范化时期，在规范化的过程中，汉字的使用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字符集。
基于上述时代特点，我们选取各时代典型材料进行断代系统量化分析，形成具有典范意义的域外汉字发展史案例。首先，与以往金石简牍研究、字书专书研究、汉语汉字学术史研究不同，本项研究从汉字传播学、汉字发展史视角，充分调查日本各时代汉字使用的字量、字频、异体、形义关系变化，在宏观上把握日本汉字发展规律，丰富汉字发展史内容。其次，日本古辞书研究将突破专书研究的藩篱，众多古辞书将纳入汉字发展史的脉络中进行系统考察，同时结合不同时代的文书文本，调查二者的关联关系。最后，利用内阁文库藏大量的有关汉字存废、汉字用字量及使用范围等内阁会议文件，梳理分析日本汉字政策的形成和政策导向及其对日本现代汉字使用的影响，结合《常用汉字表》（附内阁告示及内阁训令）及日本近世字书，考察日本现代汉字源流，完善日本汉字传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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