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工业化与矿产资源消费研究_梁姗姗编_9787509682739

　　《大国工业化与矿产资源消费研究》深入研究了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四个主要工业国的矿产资源消费总量和结构，揭示出工业化进程中人均GDP与人均矿产资源消费量大致呈现“缓慢增长—快速增长—到达顶点—趋于下降”的演变规律，刻画出工业大国矿产资源消费强度的库兹涅茨曲线，并进一步验证了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增长和价格对人均矿产资源消费量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在国际比较基础上，回顾中国自1920年起的工业化演进特点，分析不同工业化阶段下中国矿产资源消费的特点，分别以时间和人均GDP为维度，考察人均GDP与人均矿产资源消费量、人均GDP与矿产资源消费强度、产业发展与矿产资源消费之间的关系，提出面向新时代的中国矿产资源消费政策。

　　矿产资源是人类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对矿产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贯穿于各国工业化进程。从煤炭到铁矿石、铅锌铜铝，再到以稀土为代表的稀有金属，能源基础和关键原材料的更替与迭代伴随着历次工业革命中的产业变革。过去三百年间，长期经济增长与矿产资源消费总量之间、产业结构与矿产消费结构之间的关系始终处在动态变化调整之中。对于工业大国而言，这种关系的演变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所谓的“库兹涅茨”事实，即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发达国家铁矿石、铜、铝、铅等矿产资源的消费强度和总量相继达峰，这些基础金属的原矿消费逐渐收缩与稀土、锂、钴等稀有金属消费扩大的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同时，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矿产资源一直是国际竞争的主要领域。回顾世界工业化历史可以发现，以低廉的价格持续利用全球矿产资源一直是发达国家资源战略的基本导向。从工业化初期的殖民扩张到掌控矿产品国际定价权，工业化先行国不断拓展外部供给渠道，在世界范围内获取低价优质的矿产资源，从而有效缓解了工业化的资源环境约束，保障了本国的资源安全，确立了在矿产品国际贸易规则和定价机制中的主导地位。
　　因此，将工业化历程中的矿产资源消费置于演化视角下进行研究，既能够回溯理论渊源，又符合工业大国的典型事实。本书是在梁姗姗的博士学位论文——《基于工业化演进视角的中国矿产资源消费研究》基础上修改完成的。立足于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变迁理论，作者通过挖掘历史数据和工业化史料，采用文献分析法、演化经济学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因素分解实证法和计量统计分析法等方法和工具，深入分析了英国250余年、美国近230年、日本和德国近150年工业化演进过程中产业升级与多种矿产资源消费总量及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尝试刻画出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不断深化对不同矿物性能认识、拓展矿产资源开发应用的脉络。应该说，这类研究相当考验科研耐心和定力，于作者而言亦是难得的学术历练。
　　本书研究发现，尽管不同国家工业化的初始条件和历史进程存在差异，但在矿产资源消费变动规律方面却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一致性。其中，人均GDP与人均矿产资源消费量之间大致呈现“缓慢增长—快速增长—到达顶点—趋于下降”的演变特征，主要工业国的矿产资源消费强度变化则基本上行进在原材料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后文统称原材料EKC曲线）上。当然，对于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这种演变会有一定独特性，即使是同一种矿产，在各国差别化的工业化路径下，人均矿产资源消费峰值和消费强度EKC的顶点也发生了分异。进一步地，为识别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增长、价格等对人均矿产资源消费量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作者选取铁矿石、铅、铜三种代表性金属矿产，采用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四国的历史数据，构建了非平衡跨国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结果显示，模型所考察因素的短期影响在上述四个国家的表现不尽相同，而长期趋势颇为相似，这意味着虽然包括要素禀赋、气候地理、制度文化等因素在内的工业化基础不同、工业化模式不同，但主要工业大国矿产资源消费殊途同归，收敛到了相近的终点上。这一结论的重要启示在于，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工业化先行国家经济增长与矿产资源消费脱钩的实现路径、政策工具及经验教训应该是可以借鉴的。
　　就中国的情况来看，对中国工业化发展进行历史考察的成果已经相当丰富，但深入系统研究百年来不同工业化阶段下中国矿产资源消费的著作并不多见。作者以演进时间和人均GDP为维度，定量描述了中国人均GDP与人均矿产资源消费量、人均GDP与矿产资源消费强度、产业结构跃迁与矿产资源消费之间的关系。作为世界上首个以发展中人口大国的角色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第一制造大国、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的国家，中国走出了特色鲜明的后发大国工业化道路。回望中，这条道路曲折而不凡，在人类工业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辉煌篇章。然而，书中的实证研究结果却显示，撇开后发大国赶超的客观事实，中国同样大体上遵从发达国家矿产资源消费的演进规律，这反映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动与矿产资源消费之间的倒“U”形关系总体上适用于不同类型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应该看到，库兹涅茨假说在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和中国都具有一定的存在性和成立性，但与发达工业国相比，凭借后发优势，中国有望在较低的人均GDP水平上达到矿产资源消费强度和总量的峰值，进而实现经济增长与矿产消费“脱钩”。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工业化发展不均衡的矛盾长期存在，“压缩式”工业化导致矿产资源粗放式开发利用问题十分突出。现阶段铜、铅、铝等基础金属消费仍在矿产资源EKC曲线前半段上爬坡，并将随着汽车、机械、电子等制造业进一步发展而缓慢增加逐步达峰。同时，产业转型升级深入推进带动了国内稀有矿产品的需求快速增加，部分稀有金属供应风险加大，加之资源性产品价格机制改革尚未到位，中国在由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进程中，矿产资源消费结构调整及其安全保障面临着更加复杂多变的形势。
　　展望未来，对中国矿产消费总量、强度和结构将会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因素是“双碳”目标。实际上，过去30年来，世界范围内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越来越受到环境规制、应对气候变化等政策环境以及全球和地区治理议题的制约。可以预见，一方面，“双碳”目标对钢铁、有色等行业部分高耗能产能的强制性约束将改变中国铁矿石、铜、铝等基础金属达峰的时间表和脱钩路径，“城市矿山”等存量矿产的利用技术及其产业化的技术经济性随之凸显；另一方面，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等产业的巨大市场潜力将进一步拉动稀土、锂、铍、铌、钽、铟、锗、镓等稀有金属的需求，甚至会在不同程度上推迟这类矿产消费达峰的时间。稀有矿产虽然用量小，但供求关系更不稳定，碳中和目标有可能加剧这一领域的大国竞争。
　　需要强调的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矿产资源稀缺性的担忧从未消除，但历史事实却告诉我们，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绝对意义上的“稀缺”是不存在的，价格信号向创新投入的传导始终都将彰显出变革的力量，矿产资源领域也不例外。站在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节点上，面对新工业革命、大国博弈升级和新冠肺炎疫情叠加的世界大变局，有理由相信，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制造模式和商业模式，我们有能力以创新突破资源桎梏，有效应对能源和矿产资源领域的激烈竞争，采取更加集约高效的利用方式，在更短的时间内，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工业化、城镇化与矿产资源消费的“强脱钩”，不负新时代赋予我们的大国使命。
　　期待作者扎实积累，深耕相关领域，持续关注中国在新发展格局下，以新发展理念，实现矿产资源清洁、安全、可持续开发消费的范式和路径，不断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从而为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和全球碳中和提供“中国样本”，共享“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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