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增订版)(东方编译所译丛)_[美]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魏玲译_9787208178717

20世纪60年代，罗伯特杰维斯以研究核威慑理论活跃于国际政治学界，到70年代，借鉴认知心理学所著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使其蜚声国际政治学术界，他也借此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微观层次国际政治理论。
自1976年首次出版以来，《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已成为国际政治心理学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被《纽约时报》称赞为对政治心理学基础原则的开创性陈述。增订版增加了作者撰写的长序言，在新序中，作者细数了这本书持久的影响力和遗产，特别是认知心理学在政治决策上的应用，并通过讨论过去40多年来相关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对原先的分析做了更新。

增订版序言
《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原本并不是我计划要写的一本书。早先我不是做政治心理学研究的，但是很久以前由于种种原因，我需要就政治心理学的某个方面作些评论，这时我才去逐渐了解它。自孩提时代以来，我就对国际政治感兴趣，或者至少是对当时的国际政治冷战感兴趣。那时人们关注的焦点是两大相伴相生的威胁，即如何避免核战争，如何避免苏联对美国安全和价值观的侵蚀。（当然，这样的苏联威胁是否真实存在，是后来，甚至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激辩的问题，尽管当时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想当然地这样认为。）十年后，我上大学时读到了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的《冲突战略》和格伦·施耐德（Glenn Snyder）的《威慑与防御》，发现这两部著作都极为激动人心、启发智识。从中我认识和掌握了很多研究工具，在学术生涯中沿用至今。
尽管这两部著作的主要思想在《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中并没有太多的体现，但是它们激励了我，使我对威慑理论与实践产生了兴趣。在初学阶段，我还跟踪阅读了一些威慑理论批评的论著。批评家们认为，威慑理论从根本上就是错的，威慑导致了冷战，制造了核灾难威胁。尽管批评家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但是他们都大量援用了心理学理论。他们指出，美国的政策制造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美国对苏联产生了错误知觉，认为苏联是富于攻击性的；而美国基于这样一个信念所采取的行动，反而导致苏联将美国视为严重威胁，进而强化武装力量，抓住每一次机会逼迫美国收缩实力。因此冷战就是安全困境，任意一方强化自身安全的努力都导致了更少安全的非本意后果，任意一方对另一方的错误知觉即便没有直接导致安全困境，也恶化了安全。我认为批评者们对于苏联意图的认识过于天真，而且我相信他们低估了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关于苏联行为根源的判断。凯南准确地指出，苏联行为的根源来自苏联内部，而并非对美国及其盟国行动的回应，不过尽管如此，这些学者主要观点还是非常正确的，威慑理论家和政策制定者们只是假定苏联抱有敌意，并没有提供证明。若以理论发展为目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尽管威慑理论家极为重视政策，他们的思想理念也是在对特定政策问题的深度参与中形成的，但是理论建设总得从某些假定做起。作为理论学者，他们建立一些基础性的假定，包括关于行为体性质及其行动意图的假定，都是正当的。不过，威慑理论家们至少应该清楚地表明，这是他们的假定。当然，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这个问题就更加重要了，因为他们不得不（或者说，应该要）考虑，他们制定的政策是否有可能正在将这个国家和整个世界卷入（更大的）危险之中。

为什么研究知觉？
与此同时，我逐渐意识到，威慑理论家与其批评者的辩论是有问题的，他们讨论的框架不对。威慑理论家并不否认，如果对那些以获取安全为首要行为动机的国家采取威胁战略，那么威胁会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威慑理论批评者也认同，在面对侵略者时使用威胁和武力是恰当的。那么，第一眼看上去似乎是他们在威慑的普遍效用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但实际上，他们在苏联的性质、目标和冒险倾向，以及苏联有可能受到怎样的影响、苏联对美国的知觉是如何形成的等问题上都有不同看法。苏联行为的根源是什么？哪些因素塑造了美国对苏联的知觉？我并没有沿着这个思路去做研究，部分原因在于我当时认为美国政策从根本上看是正确的。另外，如果去研究为什么美国对苏联产生了那样的知觉，需要一些文献和相关讨论过程的记录，而当时这些资料都是保密的，并且如果要判断这些知觉是否准确还需要苏联方面的资料，而那些就更加难以获得。
取而代之的是，我从一个具体事实开始着手研究。大部分国际关系学者都忽视了一个一般性问题，即国家是如何认识彼此的。另外，尽管国际关系学者普遍聚焦于国家安全问题，但是对于国家什么时候意识到威胁，以及为什么会意识到威胁却鲜有关注。这一状况真是令人吃惊，因为当时（20世纪5060年代）历史学家们的共识是错误知觉是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关键原因。英国领导人夸大了威廉德国的威胁，没有认识到英国与法、俄两国的结盟加剧了德国的不安全感；20世纪30年代采取了适得其反的绥靖政策，是基于对希特勒的错误判断，认为可以安抚他并与之达成和解，这种观点部分来源于英国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看法，认为其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基于这样一段历史，考虑到将慕尼黑与战后美国政策进行类比具有重要意义，并且显然对他者意图产生错误知觉是完全可能的，那么似乎当时政策界和学术界早就应该注意到了下述问题，即国家如何认识他者，产生错误知觉的最常见原因是什么，以及我们怎样才能做得更好。事实上，尽管当时对于苏联及其外交政策的争论非常激烈，但是对于如何认识对手等一般性的问题却鲜有关注。当然，历史学家从具体个案入手做了一些研究，但是那些研究都是基于特定的情境，个性太强，国际关系学者在此类研究中并未进入主流。即便是到今天，对威胁知觉的研究仍显不足。
我打算以间接的方式去切入这个问题，因此决定重点关注更具普遍意义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研究。与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隐藏之手原则相一致，这项研究涉及的范围之广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的。如果当时就知道我需要涉猎那么多的知识领域，就不会启动这项研究了。我没有接受过心理学的学术训练，而且对于外交史的了解也很有限。确实，本书初稿大致完成时，我对于心理学的了解还非常肤浅，只是在将基本观点大致都写完的时候，才认真读完了心理学的主要文献。那时，我查阅了近15年来心理学领域所有相关的期刊。这项工作大约花了一年时间，不过因为当时需要查阅的期刊并不算多，这么做还是可行的。
尽管《知觉与错误知觉》属于政治心理学研究，但是它并没有进入这项研究的主流。政治心理学大多聚焦于大众态度和政治行为，在研究方法上倚重民意调查和实验。政治心理学的主要研究问题是人们是否以及如何参与政治，尤其是他们的政治观点和投票选择是如何形成的。知觉并不是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尽管它确实产生了作用，表现为人们关于政党及其政策的信念。最为重要的是，政治心理学的知觉研究要解释的是，人们对那些他们不大关注的事情所秉持的态度和采取的行动。也许政治学学者们对此很感兴趣，但大多数人在生活中恰恰很少关注政治观点和投票。不过，我研究的人群非常特殊。他们是政治领导人，他们处理的事务对于他们的政治生涯和他们的国家来说，是真正生死攸关的，而且处理这些事务需要他们投入百分百的注意力，和极大的智慧与精力。对于他们来说，妥善处理这些事务至关重要，即便有的时候，这意味着要将对外政策后果置于次要位置来考虑，要首先去获得国内支持，或者至少不失去国内支持。此外，领导人还具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当然，他们同普通民众一样，都具备一些基本的人的特性和能力。但是，就我们的研究目的而言，最好是去观察这些领导人在他们最为关切的领域是如何思考和行动的，就像我们在研究普通民众时，不能去看他们的政治知觉和思考，而是要看他们在择偶或者拼事业时的思考和行动一样。
为什么要研究领导人的知觉、判断和选择是如何形成的呢？广而言之，这是因为国际政治依赖于国家所采取的行动，即便由此产生的国际后果并非每个国家政策行动的简单加总。因此，如果不对国家如何决策进行研究，就很难去解释国际政治，更不用说去解释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了，而国家决策很可能部分地取决于一个国家对它所处的环境的知觉。具体而言，除非国家已经制定了主导战略，也就是说，无论对方采取怎样的行动都以此为最优战略，不过这种情况是比较罕见的，那么推断他人的意图和动机对于对外政策的制定至关重要。以极端的情况来说，很显然，试图与希特勒式的人物和解会导致形势进一步恶化；同样，在与一个谋求安全、害怕受到威胁的国家打交道时，对之采取威胁策略也一样会导致形势恶化。这里的问题是要形成对他者的准确知觉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者的行为通常都是模棱两可的，欺骗的可能性永远存在。关于对手意图的争论很难争出结果，除非是对手采取了类似于1939年3月希特勒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这种超乎寻常的举动。的确，直到1990年以前，相当一部分总统顾问和对外政策专家们都认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所做出的大量让步只是麻痹西方的策略，并且，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争论一个世纪以前的威廉德国所采取的对外政策究竟是什么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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