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世界的25位经济学家_惠宁，周宇主编_9787522813516

长期以来，经济学被人们认为是社会科学的皇后，一直吸引着无数才子去探索、去研究。千百年来，人类在历史文明的长河中积累了丰富的经济学知识。然而，直到1776年，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发表了他伟大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经济学才作为一个体系完整的学科为人们所认知、传颂。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德·西斯蒙第（Sismondi）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Malthus）、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让·巴蒂斯特·萨伊（J. B. Say）为代表的“边际革命”以来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以及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 M. Keynes）和新古典综合派的保罗·安东尼·萨缪尔森（P. A. Samuelson）等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他们以人类的福祉为己任，通过研究人类的经济行为，改进人类有限资源的配置，进而更好地满足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可以说，几百年经济学的研究与发展，大师云集，星光璀璨，各类经济理论、经济思想、流派纷纷涌现。本书选取了为经济科学研究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研究成果代表了那个时代甚至是当今经济发展方向的影响世界的25位经济大师，论述经济学家的成长历程，阐释经济学家的经典著作，点评经济学家的精彩观点，展示经济学家的经典的影响广泛的经济理论、经济观点和经济方法的精华，为我们掌握纷繁庞杂的经济理论提供一条捷径。

　经济学被人们认为是社会科学的皇后，一直吸引着无数学者去探索、去研究。千百年来，人类在历史文明的长河中积累了丰富的经济学知识。然而，直到1776年，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发表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经济学才作为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为人们所认知、传颂。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以托马斯·马尔萨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让-巴蒂斯特·萨伊为代表的“边际革命”以来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以及以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新古典综合派的保罗·萨缪尔森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以人类的福祉为己任，研究人类的经济行为，推动社会改进有限资源的配置，以更好地满足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张伯伦革命”正式宣告了“斯密传统”的彻底结束，摈弃了长期以来新古典经济学把“完全竞争”作为普遍情况、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情况的传统假定，提出了一套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说明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的市场模式；并在其成因比较、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方面运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观经济学的革命。“凯恩斯革命”认力政府不加干预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继续存在，一国政府应当以充分就业、价格稳定、长期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和资源最优配置作为经济目标。“预期革命”中罗伯特·卢卡斯的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其他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货币供给的冲击导致货币存量随机变动，由此引起经济变动。理性预期假定市场是连续出清的，即由于工资和价格不断调整，供给总是等于需求，市场处于均衡状态。理性预期作为一种宏观分析工具在经济学中被广泛采用，在股票、债券、外汇市场的运行中发挥了作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理性预期提出批判，对政府干预的思想重新做出了表述，将诸如信念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思维等许多不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围内的新成果纳入其研究领域，使之更加具有实际应用价值。以詹姆斯·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政府失灵”论，向凯恩斯主义提出了挑战。可以这样说，20世纪经济学大师云集，星光璀璨，各类经济理论、思想、流派纷纷涌现。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一是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马克·布劳格在其《经济学方法论》中将经济学方法的演变历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发生于19世纪的证伪主义与实证主义的较量，同样贯穿20世纪经济学发展的始终。二是假定条件的多样化。“经济人”的假定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之一。“经济人”的假定条件被不断修改、拓展，甚至被批评和攻击。赫伯特·西蒙认为经济人的计算能力是“有限理性”，行为者无法在多种可能的选择中做出最优选择。威廉·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加里·贝克尔拓展了“经济人”的假定，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哈维·莱本斯坦一反“利润最大化、效用极大化、成本极小化”的经济人传统假定，认为上述假定在完全竞争下是适用的，而在垄断型企业里利益最大化原则是个“例外”。三是分析工具的数理化趋势。首先，计量经济学崛起，劳伦斯·克莱因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最早提出的宏观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学开辟了新视野。其次，统计学在经济学中获得大规模运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就是一部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经典性著作；西蒙·库兹涅茨对季节性波动、国民收入的长期变化和经济增长的经典性研究，既建立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又为统计分析建立了一个牢固的阵地。再次，引进博弈论，借助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代理”“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四是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家庭作为“生产”的基本单位被纳入微观经济学分析之中。西奥多·舒尔茨认为，家庭就像一个企业，既生产用于增加未来收益的“产品”——繁衍后代、教育子女等，也生产“消费”——衣食住行、休闲保健等。国家和政府被视为一种“政治市场”纳入经济分析之中，研究官僚主义经济理论（奖惩制度和个人主义行为），深入探究代议制政治制度的运行逻辑，对国家与市场的本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进行重新定义。经济制度被纳入微观经济分析之中，可以说科斯提出的交易费用是新制度学派的源泉。五是学科交叉的趋势。经济学越来越全面发展，并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新学科，如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它们百家争鸣，相得益彰，成为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一大景观。
　　《影响世界的25位经济学家》选取了为经济科学研究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研究成果代表那个时代甚至影响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方向的25位经济学大师，论述25位经济学家的成长历程，阐释经济学家的经典著作，述评经济学家的精彩观点，展示经济学家的思想精华，为我们掌握纷繁庞杂的经济理论提供了一条捷径。研究和学习《影响世界的25位经济学家》中经典且影响广泛的经济理论、观点和方法，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发展实体经济，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影响世界的25位经济学家》：
　　（三）斯密与中国
　　斯密既是经济学领域的一位巨匠，也是一个思想深刻而细致的伦理学家。伦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在斯密一生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其有生之年，即使在出版了《国富论》这一巨著后，他依然继续进行伦理学的研究，对《道德情操论》的六个版次的修订增补也表明了伦理思想研究在斯密心目中的重要性。况且，斯密的经济思想与伦理思想的关系、《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学说史上争论不断的问题。经济学家的经济伦理思想不仅构成了经济思想发展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对他们所处时代的经济决策和经济生活产生着程度不同的影响。研究经济学家的经济伦理思想，已逐步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只有深入、细致、完整地把握了斯密的伦理思想，特别是其经济伦理思想，才能更深刻完整地理解斯密经济理论的精髓。这对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立足于利他主义，从伦理道德的角度，阐明了具有利己本性的个人怎样自觉控制自私的感情或行为，以及如何自发建立有高尚行为的道德社会。他指出：“富人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起分享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离不开社会，道德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而斯密在分析人的道德感形成的过程中，非常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及社会风气在道德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其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契合的，斯密从“公民的幸福生活”入手，而马克思主义着眼于无产阶级以及全人类的解放。从根本上说，社会道德要适应其所在社会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这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斯密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道德的创建时期，斯密在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进行理论辩护的过程中，不仅在经济理论上，而且在伦理思想上均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观点。把握和区分不同历史条件下、不同所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及其伦理道德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对于我们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伦理文明建设，尤其是经济伦理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为新时代的经济伦理研究提供了初始的理论资源。《国富论》虽然源自英国，却多次提到中国。斯密对中国的判断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根据马可·波罗的游记，古代的中国、埃及和印度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主要优势为农业和制造业，他称中国是土地最肥沃、耕种技术最好、人口最多、人民最勤劳的充分富裕的国家之一。
　　第二，中国当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斯密认为，与西欧国家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相比，当时的中国已然陷入了停滞状态。他指出，在国家变得富裕时，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应是舒适幸福的；当国家处于停滞状态时，生活资料贫乏，人民生活也较为艰难。而在当时的中国“耕作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若够购买少量稻米，也就觉得满足。技工的状况就更恶劣。欧洲技工总是漫无所事地在自己工场内等候顾客，中国技工却是随身携带器具，为搜寻或者说为乞求工作而不断地在街市东奔西走。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这就是说，低廉的劳动价格决定了当时中国人民生活资料的贫乏，这是国家停滞的自然征兆。
　　第三，中国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在斯密的认知中，中国停滞不前的根源是重视农业而忽视对外贸易。重视发展农业，是因为君主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地租或地税，而农业的兴衰将直接影响他们收入的增减。轻视外贸，表现为“在很长时期忽视或者鄙视国外贸易，只允许外国船舶驶入到中国的一两个港口进行极为有限的贸易”，这使得中国经济近似于一潭死水，不仅“大大限制了中国通过国外市场的销售来大大提高本国制造品的产量，也失去了学习和模仿他人先进技术的机会”。
　　《国富论》一书中总结的经济原理和经济思想对于今天的中国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发展市场经济，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还要合理界定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关系，正确把握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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