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_叶秀山, 王树人主编_9787214242594

本书为西方哲学史第八卷, 为现代英美分析哲学。西方哲学史丛书坚持“融会中西、贯通古今”原则, 涵盖西方古代至当代哲学的主要发展, 对西方哲学的主要问题、概念、范畴、方法、人物等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和阐述, 是我国西方哲学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科研成果, 对我国西方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推动作用。

在现代西方分析哲学史上,1879年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年份,因为正是在这一年,弗雷格出版了他的《概念文字》,提出了哲学的根本任务在于形成概念方法的改进这个重要思想,由此被看做是现代分析哲学的开端。在随后几年中,弗雷格发表和出版的重要文章和著作,如今被看做是全面奠定了现代分析哲学的基础:1884年出版《算术基础》;1891年发表《函数和概念》;1892年发表《论概念和对象》《论意义和意谓》;1893年出版《算术的基本法则》第1卷;1903年出版《算术的基本法则》第2卷。

1898年年末,摩尔和罗素举起了反叛康德和黑格尔哲学的大旗。1905年,罗素发表《论指示》,提出了摹状词理论这一“哲学分析的典范”。所有这些事件都被后来的哲学家看做是彻底改变了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由此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分析哲学运动。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思想洗礼,分析哲学已经从仅仅为少数哲学家持有的思想观念,逐渐演变成为整个英美哲学界普遍接受和认可的思维方式,而且它的作用和影响早已超出了哲学研究的范围,广泛而深刻地渗入到众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无论是谁,只要他相信哲学事业是人类理智的一种活动,就不得不承认对人类语言和思想进行分析的必要性。我们可以不承认分析哲学家的某些具体论断或分析方式,但我们不能不承认语言表达的清晰性和思想的可理解性,应当是哲学能够为我们带来重要观念的首要前提。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分析哲学家正是在从事着这样的工作。

当然,某些分析哲学家并不是把这种工作仅仅看做进入哲学大厦的入门条件,而是把它看做是哲学研究的全部,或至少是主要的内容。或许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比较偏激的观点,使得分析哲学到了20世纪后半叶被一些哲学家看做“走到了尽头”,他们更倾向于认为,一种新的关于思想或实践行动的哲学将会取代分析哲学,在新世纪的西方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当代英美哲学中,围绕“分析哲学是否衰落”这个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关于如何理解分析哲学性质的问题。其实,正如我们很难给“现象学”或“解释学”一个公认的可接受的定义一样,要对“分析哲学”给出一个清晰、准确的统一定义,同样是非常困难的。但正如这个名称所显示的那样,“分析哲学”的根本特征,一定是强调或突出了分析的方法(而不是其他的方法)在哲学研究中的首要地位,无论我们对“分析”或“分析方法”这个概念如何理解。在这种意义上,当我们说“分析哲学已经衰落”或“分析哲学没有衰落”时,关键就是要看分析的方法在如今的英美哲学中是否仍然是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事实上,除了分析的方法之外,分析哲学给当代哲学带来的更重要的是思维方式的革命。正如石里克在1930年发表的那篇宣言性的文章中清楚地指出的,“这个伟大的转变并不是依靠方法本身,而是依靠一件完全不同的事,即看清逻辑自身的本质。这件事虽然是靠这种新方法才成为可能的,是这种新方法所引起的,却发生在更深得多的层次上”。所谓“看清逻辑自身的本质”,就是明确地认识到,(1)任何认识都是一种表达,一种陈述;(2)这种陈述表达着其中所认识到的实际状况,而这是可以用任何方式、通过任何语言或记号系统实现的;(3)表达了相同知识的陈述必定具有某种共同的东西,这就是这些陈述的逻辑形式。“所以,一切知识只是凭借其形式而成为知识;知识通过它的形式来陈述所知的实况,但形式本身是不能再被描述出来的。”这些认识就是分析哲学对当代哲学的重要贡献。

正是基于对逻辑自身性质的这种认识,当代分析哲学在逻辑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现代分析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与逻辑学本身的现代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没有现代逻辑的出现,就没有现代分析哲学的产生;与此同时,分析哲学的发展也直接推动了现代逻辑,为现代逻辑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许多新的逻辑分支随着哲学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涌现,并最终以“哲学逻辑”的名义获得了在哲学中的重要地位。例如,对包含有“必然”“可能”等概念的命题的研究,最终促成了以刘易斯为代表的“模态逻辑”的诞生;通过对行为类型的研究,冯·赖特在1951年建立了“道义逻辑”(也称为“义务逻辑”);对信念及其不同形式的研究,导致了欣提卡的“认知逻辑”(也称为“认识逻辑”)的产生;通过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等概念的研究,普赖尔等人建立了“时态逻辑”。正是在分析哲学的推动下,当代逻辑研究已经离开了它的传统任务,研究的角度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如今的逻辑学家

已经不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样去建立某种理论体系或去阐明逻辑的内容,而是去研究各种理论本身。而且,他们不限于研究逻辑的理论,同时也研究数学和科学的理论,因而他们不想去把谓词演算、量词逻辑和真值函项联结词公理化,而是想证明不存在谓词演算的算法,或是指出,建立在谓词演算之上的一种特殊理论是前后一致的定理,即不包含自相矛盾的定理。这样,逻辑学就从一种特殊的理论变成了有关各种理论的一般理论。现代逻辑的这种变化,恰好体现了分析哲学所强调的方法的重要性和“零打碎敲地”(piecemeal)解决问题的基本精神。

分析哲学为当代哲学带来思维方式的变化,还特别明显地体现在,它由此导致了一些新兴哲学研究分支的诞生。在西方传统哲学中,我们看到的哲学研究领域主要是本体论(形而上学)、认识论、逻辑学以及伦理学等相互交叉的不同组成部分,但哲学家们在这些部分中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很难完全独立进行的,就是说,他们对任何一个部分的研究都可能(或必然会被看做)涉及其他某个部分或所有部分。然而,经过分析哲学的洗礼,当代英美哲学涌现出了许多在以往并没有被完全独立出来的新兴学科,并已经呈现出这些不同研究领域独立并存的局面,如语言哲学、心灵哲学、逻辑哲学、数学哲学、科学哲学、人工智能哲学、历史哲学、宗教哲学、法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教育哲学、社会科学哲学以及自然科学哲学等等。

当然,哲学家们在这些不同分支领域中的研究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的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问题;相反,随着他们对自身领域中问题研究的深入,他们的思考必然要回到传统问题,或者说,他们的思考必然会触及传统哲学中提出的许多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这是由哲学需要研究思维的根本(普遍)形式这一哲学本性使然。事实上,对传统形而上学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分析哲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些问题是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在分析哲学之中的。例如,传统的先验问题被重新表达为“语言在什么条件下是可能的”这样一个成真条件问题,但这仍然被看做是康德问题的继续。对语言表达限度的研究,也就是对思想限度的研究(维特根斯坦哲学)。对逻辑形式的研究,也必然关系到构成具体事物产生条件的那些具有必然性的条件(克里普克哲学),而这种“必然性”理解为“如果没有它们,我们就既不能有语言也不能有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当今的英美分析哲学中出现了明显回归传统的倾向。一方面,分析哲学家们加强了对形而上学问题的研究,促使了试图重新寻找哲学基础或第一哲学的热情得到高涨。这方面的工作首先应当归功于蒯因和斯特劳森在20世纪50年代的工作,蒯因的《论何物存在》(1948)和斯特劳森的《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1959)开启了分析哲学家重新讨论形而上学问题的先河。另一方面,哲学家们对形而上学的研究并不是简单地回到传统哲学的讨论中,而是从分析哲学的视角,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去讨论形而上学的基础问题。这方面的重要代表就是达米特的《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1991)。甚至有哲学家明确宣称,从性质上说,形而上学本身就应当是分析的。由于被传统哲学看做属于形而上学的问题都可以在当代哲学的不同具体领域中研究,因而,对形而上学的研究就只能是分析的了。“按照当代分析哲学家们的观点,形而上学的适当任务应该是这样的:研究作为存在物的存在物或存在物本身,或者说存在物就其本身而言(或者说在其存在范围内)所具有的那些属性。”这样,对形而上学的研究也就主要是在逻辑分析的范围内进行了。

或许,也正是由于对形而上学的这种关注,更恰当地说,是对思想普遍性的特别关注,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在20世纪的后半叶开始了艰难的但令人愉快的相互交流。这也是当代英美哲学中更值得关注的一个最新动向。说这种交流是“艰难的”,是因为自分析哲学诞生之日起,分析的清晰性和语言表达的严格性就是与欧洲大陆哲学传统中的晦涩表达和直觉理解格格不入的。虽然孔德是一位法国哲学家,马赫出生于奥地利,弗雷格也是一位德国哲学家,逻辑经验主义发源于奥地利,但他们所倡导的实证主义哲学却更多的是与科学和逻辑的发展密切相关,而与欧洲大陆的人文传统(特别是古典学传统)少有关联。哲学与逻辑、科学的联姻,导致了分析哲学的诞生;而哲学与文学、心理学的结合,带来的就是欧洲大陆的现象学、存在哲学、解释学的传统。然而,情况到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有了一些变化。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工作。在欧洲大陆方面,德国哲学家阿佩尔从先验解释学的角度构造了语言哲学的大陆框架,把本体论的解释学和先验治疗型的语言批判理论结合起来,试图为语言哲学的先验性提供一条可被普遍认可的或未被主题化的道路。他在其代表著作、两卷本的《哲学的改造》中,全面阐述了他的先验解释学和先验符号学思想,力图把哲学话语从“方法论的唯我论”中解放出来,使德国哲学中的批判主义传统与英美哲学中的分析哲学、实用主义等产生互动。与此同时,德国的哈贝马斯和法国的利科也在做着一些类似的工作,即试图从语言或话语分析的角度理解人类理性交往的可能性,由此产生的丰厚成果如今被看做对欧洲大陆哲学与英美分析哲学的交流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在英美哲学方面,最早对分析哲学举起批判大旗的是美国哲学家罗蒂。他在《语言的转向》的长篇导言中就对语言哲学的宏伟目标提出了质疑;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中,他更为明确地把语言分析哲学看做是对近代传统认识论的继续,认为它仍然没有脱离传统形而上学的“镜式思维”的模式。他写道:“按照我的理解,发端于罗素和弗雷格的那种哲学,和经典的胡塞尔现象学一样,只是使哲学占据康德曾希望它去占据的那个位置的另一次企图,这就是根据它对文化中其它领域的‘基础’的专门知识来评判这些领域。”由此,罗蒂试图以一种“人类谈话中的哲学”或“教化的哲学”取代一切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在这种意义上,罗蒂是以一种否定的方式摧毁了现代欧洲大陆哲学和英美分析哲学共同的基础。反过来说,这恰好为比较和沟通这两种哲学传统提供了可能。

其实,无论是现代哲学还是西方哲学的整个发展,从历史的根源上说,都是出自古希腊的传统。但随着人类认识和思维能力的进步,生长在古希腊思想之根的哲学大树早已枝繁叶茂。特别是经过20世纪的哲学革命,无论是发生在英美哲学中的“语言的转向”,还是发生在欧洲大陆哲学中的现象学运动,如今没有任何一种哲学可以独领风骚。哲学体系时代的结束,就标志着哲学多元化时代的来临;“分析的时代”这个标签,就意味着哲学家们更加关注对具体问题的探索,而不是企望建立某种一劳永逸的或普遍有效的哲学图景。应当说,这正符合了哲学思维的本性,即哲学永远是开放的,无论是对哲学家,还是对我们每个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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