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著作系列·现龙在田：在康桥耕耘儒学论述的抉择（1983-1985）_杜维明著_9787301220702

　　《杜维明著作系列·现龙在田：在康桥耕耘儒学论述的抉择（1983-1985）》是作者早期学术生涯中的三部随笔作品中的最后一部，记录了已界不惑之年的作者在生命旅途经历巨大转变的关头时的所思所想。
　　《杜维明著作系列·现龙在田：在康桥耕耘儒学论述的抉择（1983-1985）》中所收都是1983一1985年作者从伯克利回到哈佛任教期间吐露的心声，所关怀的范围变成广义上的“文化中国”而不是地理、族群或政治定义下的狭义中国，所了解的儒家也是包括了东亚各国在内的“儒家文化圈”。

　　《三年的畜艾》（志文出版社，1970年；本次再版书名改为《龙鹰之旅：从哈佛回归东海的认同和感悟（1966—1970）》——编者注）宣泄了20世纪60年代旅美求学的情怀，《人文心灵的震荡》（时报书系，1976年；本次再版书名改为《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伯克利十年（1971一1981）》——编者注）吐露了20世纪70年代浅尝施教滋味的感触。这里所收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主动自觉地为儒学创造生机所作的反思。
　　其实，30多年前在建国中学读书的时期，就因受周文杰老师的启蒙，而有志于儒学探究；1957年考进东海大学，跟随牟宗三及徐复观两位老师一窥孔孟堂奥，也是为成全这意趣而作的存在抉择。可是，在北美求学任教的28年，虽然童心未泯，所走的思想道路却很曲折。
　　《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联经，1989年）刊行之后，面临海内外各种论说的挑战，笔者开发传统的精神资源，让儒家的源头活水流向世界的意愿更强，而且更迫切地感到重新认识和了解儒家是为“文化中国”创造崭新的价值领域所不可或缺的思想事业。在这种心境里校读以“西樵偶语”为标签的30篇文字，便觉得每篇都只点题而已，都有重新起步“详为之说”，以阐明主旨的必要。但既然是副刊短篇，点题的笔法是难免的。在这里我只希望读者谅解：设法从有限的文字去捕捉那多元多样但又坚守凝定的自我意识吧！“儒学访谈”所收的四篇，因为是根据对话的实录，而且通过删节或摘要的形式见诸海峡两岸的报章杂志，应该算是“儒学论说”（Confuciandiscourse）的公产了。不过，必须申明，“访谈”是严肃的课题；即使空口腾说不必像笔耕那样句句皆辛苦，其困难度却常常超过书写文字，因为出口的声浪必须经过“入人耳”而且还能“心通”之后才成为真正的信息。让自己珍爱的信息通过知音者的“听德”传播给广庭大众不仅要靠信念，也要有几分勇气。我希望读者正视“访谈”所提出的构想，充分利用这份公产并积极参与论说。

　　从认识、了解到批评、创造最近常在报章杂志上看到“创造转化”这个醒目的名词。在美国的重点大学中，加州的伯克利是特别强调创造性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伯克利的研究成绩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常常有崭新的见地。和美国东岸传统深厚的学府相比，伯克利因为敢想敢做，往往出奇制胜，在尖端科技方面傲视群伦。然而，真能持久的创见绝非一时灵感所导致的突破；过分夸张独创的重要性，有时反而会斫丧引发洞见的真机。在伯克利任教的10年中，我亲炙过好几位神解卓特的师友之间的人物，但也接触到不少自己以为前无古人，其实不过靠廉价的怪论来提高个人声誉的投机分子。
　　落实地说，创造转化是站在文化思想巨人的肩膀上，把探索真理的视野更加扩展所作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是以知己知彼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和不顾学术及知识界已经达到的水准而自己闭门造车的做法大不相同。因此，体现创造精神，发挥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层的转化功能，必须从认识自己和了解对象两处起步。
　　“认识自己”是苏格拉底和孔子都重视的教学宗旨。苏格拉底以理性作用的阐明为训练学生的权法和孔子由德教启发后进的潜移默化代表轴心时代两种精神取向歧异而自成体系的思想，不过他们主张为己之学的意愿却是相通的。对自己有深刻的认识并不容易；要想达到自知之明的境地，更需要长期不断的反省。这种应该在自家身心上贴切用功的学问是终身大事，比获得一技之长要难得多。可是，如果连认识自己的意愿都没有，那么在起步处就有偏差，将来即使侥幸有所建树，根基不坚固的危险则永远不能去除，更谈不上什么创造的转化了。
　　有了认识自己的能力，还须培养了解对象的工夫。这就牵涉到如何奋勉精进，以开放的心灵自勉自励的问题了。专靠骇人听闻的怪论来抬高身价的趋时者，常患律己甚宽而责人极苛的通病。他们在宣扬自己的观点时气势颇为雄壮，好像有一股真理都在这里荡漾的信念；到了抨击不太合口味的学说时，却摇身一变成为挑剔的能手，坚持论敌一无是处的立场。他们多半能说善道，但却和听的艺术了无关涉。在伯克利时，一位专攻日本思想史的同事曾对我说，要想评断一个知识分子是否拥有开放的心灵，最好的测验是看他对自己所厌恶的思潮有没有听的耐心。其实，在我所接触的同事中，有些连听的意愿和能力都丧失了，还说什么耐心！了解对象不是以自己主观的限制，对选定为目标的人物或思想作无理的要求。美国学术界对所谓强人策略，也就是虚构敌人的幼稚可笑，以显示自己的威风，已有警觉。如果一个学人宁愿采取这种无法提升智性交通的下策，明眼人一望即知，而且多半只从特殊心理的层次去理会，绝不轻易辩解，免得每况愈下成为莎翁所谓“全是音响和愤怒，毫无所指”的混乱。另一种借题发挥的策略，也可作为不能或不愿了解对象的例证。我曾深受其苦，不妨把自己的经验提供大家参考。加州大学出版社在1976年刊行了我所写的专门分析阳明少年时代的论文。在那本不到200页的小书里，我明确地指出研究阳明“知行合一”这一观念的哲学心理背景是我撰稿的目的所在。一位兴致勃勃的读者写了一篇数千言的书评，完全不顾我的立言宗旨，更不讨论我运思途径的得失，却把他自己积年累月想要倾吐的学术意见和盘托出。编者要我回应，我拒绝了，但心里不免有些哑巴吃黄连的滋味。
　　其实，认识自己和了解对象是相辅相成的两条管道，都是滋养开放心灵不可或缺的命脉。儒家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不仅表示成人之美的恕道，也是为了尽己的忠道而发。换句话说，我们不只是为了体谅别人才提出了解对象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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