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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曲鉴赏辞典 
定 价：398 元
9 7 6 8 5 7 9 5 3 3 6 2 4 读者对象:元曲学习者 
本书(彩图珍藏本)是以我社经典的中国文学鉴赏大系《元曲鉴赏辞典》为基础，对其内容全面修订，共收一百三十五位元曲作家的作品，其中小令五百四十四支，套数四十五套，杂剧一百三十七折。鉴赏文章由王季思、王运熙、王水照、蒋星煜、隋树森等古典戏曲研究专家撰写。本次对全书的版面、版式、字体、字号进行了重新设计，特别是放大字体，使版面更加赏心悦目。并插配了当代国画家如刘旦宅、戴敦邦、贺友直、乔木、钱行健、林曦明、韩天衡、韩硕、施大畏、车鹏飞、等专门为元曲名篇创作的48幅彩色曲意图，16开精装分三册，从而全面提升本书的档次e="color:#66
本书共三册，共收录共收一百三十五位元作家的作品，其中小令五百四十四支，套数四十五套，杂剧一百三十七折，全面精到。鉴赏文章由王季思、王运熙、王水照、蒋星煜、隋树森等古典戏研究专家撰写，讲解详尽，深入浅出，帮助读者领略文言文之美。并插配了当代国画家如刘旦宅、戴敦邦、贺友直、乔木、钱行健、林曦明、韩天衡、韩硕、施大畏、车鹏飞、等专门为元名篇创作的48幅彩色意图。，令读者获得更佳的阅读体验。
蒋星煜
一 唐诗、宋词、元，中国韵文的三个高峰，留下了三份丰厚的遗产。但是，具体情况各不相同。唐代是相当繁荣富强的皇朝，疆土辽阔，历史绵长，达278年（618—896）之久。文学昌盛，帝王与公卿百官咸以吟咏诗歌为风尚，出现了大批佳作，有的还流传到，在新罗、扶余等地广泛流行。宋代赵匡胤开国以后，杯酒夺兵权而大权独揽，国势衰弱，外患频仍，但文风仍盛，士大夫无不能诗词，豪放、婉约，流派纷呈。南渡之后，仍勉强支持残局，至帝昺崖山跳海始结束，所以也有337年（960—1297）。元代马上得天下，用各地农民起义军，未能在文治巩固政权之前就被朱元璋等人所推翻，为时仅8９年（1279—1368），兼以推行科举不力，文学艺术也受到一定影响，所以元的数量少于唐诗、宋词。相形之下，元这份遗产较唐诗、宋词略显单薄。 五四以来，在研究和校勘、注释等方面，唐诗、宋词一直遥遥领先于元，有其必然性，我们可以理解。 然而人们却忽略了元具有唐诗、宋词所缺少的许多点和优点。有人甚至从狭隘的民族偏见出发，对元代的文学艺术采取不屑一顾的漠视态度。可喜的是、韩国以及欧美诸国的汉学家倒一直在孜孜不倦地钻研元，成果和经验都斐然可观。说得夸张一点，在这方面，有一个时期，我们忙于向他们学习、借鉴，正像捧着金饭碗讨饭一样可笑。 建国之后，元应该说比较受到关注，但是又被极“左”思潮牵着鼻子走，向关汉卿倾斜，向《窦娥冤》倾斜，而且几乎是众口一词咬定元代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的皇朝。在这种大气候之下，要真正从文学艺术的征来研究元也是不可能的。 感谢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解放思想给元研究带来全新的局面。我个人主要是清理极“左”思潮的影响，根据认识的逐步提高，先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谈了自己的学习心得，并觉得徐中玉教授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也充分考虑到了元的学术价值，而且不再单单重视《窦娥冤》，也收进了《西厢记》、《单刀会》等喜剧、正剧了。我又在华东师大出版的《文艺理论研究》发了，希望元研究者扩展视野，从中国文学艺术史乃至世界文学艺术史的大环境、大潮流中考察元，仅仅依据《录鬼簿》、《中原音韵》、《青楼集》三本书是不够的，更何况有部分人即使对这三本书，也没有深入探讨，只是寻章摘句，串连成文呢，当然不可能获得什么新的成果或材料。 和荷兰雷登大学伊维德教授晤谈多次，他和美国柏克莱大学的韦斯脱教授以皓首穷经的精神翻译明代弘治岳刻《西厢记》，尤其使我感动。我作为中国的《西厢记》研究者、元研究者，既非常钦佩，也有些惭愧。和京都大学田中谦二教授作学术交流时，蒙他赠我《新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那是一项工作量巨大的系列工程，由他主持，领导一大批中青年把《古本戏丛刊》本、京都大学本等多种版本互校，然后审慎地择善而从。对元研究工作，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为元研究者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凡此种种，对我都是莫大的动力，也可以说是压力。我总觉得在继续深入《西厢记》的研究之外，还应该为推动元研究与普及再做一些工作。 在这种情况之下，上海辞书出版社在1985年前后和我谈起《元鉴赏辞典》的编辑、出版事宜时，我没有过多地考虑自己的能力的不足，接受了任务。但我认为，要把这部书编写好，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二 选目是第一个摆在面前的难题，从思想性、艺术性着眼，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难，因为元有其殊性。名篇似乎不多，不像唐诗，李白的《清平调三首》，是唐玄宗亲自召李白进宫，为他吟咏和杨贵妃共赏牡丹的风流韵事，非选不可。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是上《谏迎佛骨表》受到降职处分后在蓝关所作，牵涉到政局的重大变动，自然不能遗忘。元无论散或剧，都没有情况相类似的在政治上有较大影响或反应的作品。 元的作者有很大一部分生平不详，又有一大批作品至今查不出作者姓名，当然令人感到遗憾，从另一角度去看，却又正好说明元的作者较唐诗、宋词作者总的说来社会地位要低下，高官极少，但却能较充分地把民间疾苦反映得比较深刻、生动。如刘时中的《〔新水令〕代写诉冤》、曾瑞的《〔哨遍〕羊诉冤》等既是准确、真实的生活写照，又仿佛是用寓言写人的遭遇，都是唐、宋时代所没有的佳作。又如马致远的《任风子》，整个作品以一个屠夫为主角，写他的思想转变的全过程，也是文学史上罕有的。在某些中，屠夫总是被鲁智深、武松一类英雄痛打而求饶的孬种，是绝对的配角，而任风子则是主角。这些都十分值得细心鉴赏也。 散之中，流露出世思想的较唐诗、宋词占的比重更多些，当然谈不上有多少积极作用，一开始只准备收录某些较有代表性的，仔细看下来，觉得也不妥。因为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对蒙古族统治者从气节观念出发不愿从政的大有人在。但有的人仍旧希望走“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以求飞黄腾达，结果多年不开科举，于是又萌生消极思想。有时候这两种情况混淆难分。但是，这些作品正好是知识分子的心声，应该予以重视。例如汪元亨，他这一类作品在数量上很可观，内容则各有侧重，所以我们收录得比较多。 又散作者汉族与诸兄弟民族均有，阿里西瑛为回族人，贯云石、薛昂夫为族人，阿鲁威、杨讷为蒙古人，兰楚芳为西域人，他们的散作品往往较杂剧更具有民族风情、民族色，自然不能漠视。 杂剧的选目还是从作品本身来考虑，既没盲从所谓“关、马、郑、白”的元四大家，也没有追随把关汉卿无限拔高而漠视其他作者的风派的做法，无论其形式、内容，有显著优点、点的作品，坚决收录，至于明、清两代以及五四以来的，我们也有所参照，但绝不是全部依从。 矫枉不能过正，关汉卿仍是元杂剧传世作品最多的一位作家，而且他的作品如《窦娥冤》、《救风尘》、《单刀会》等，悲剧、喜剧、正剧等各种类型的均有佳作，因此我们选了《窦娥冤》三折，此外《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玉镜台》各二折，也选了《蝴蝶梦》等。累计达十八折，为入选折数最多的作家。 王实甫的《西厢记》入选十二折，乍看似乎多了，其实《西厢记》共五本二十一折，现在也不过选了一半稍多。就全剧改编演出的情况看，就剧中名句流行的情况看，这十二折还是限度的。 关于马致远，人们一直高度评价《汉宫秋》，而对《荐福碑》、《陈抟高卧》、《岳阳楼》、《任风子》、《黄粱梦》诸剧均以“封建迷信”一笔抹煞。其实这些作品的出现决非偶然，乃是人们对现实世界感到悲观失望而渴望逃避、解脱的反映，也是全真教在中国南部广泛流行的证明。人们从中寻觅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不能不用各种幻想、幻觉来自我安慰、自我解脱。 又如《桃花女》，所写男婚女嫁风尚直至清末民初，民间尚在流行。《兰采如》则保存了元代杂剧演出史料，较《青楼集》、《辍耕录》均为完整，任何资料不能取代。 三 研究元的专家学者为数远较研究唐诗、宋词的专家学者少，这是事实。我们就决心把他们全都约请为作者，年事过高的前辈，工作过忙的中年业务骨干，就少担任一点条目。经过多方面的协商，终于取得了他们的理解，共同为《元鉴赏辞典》的编写进行了密切的合作。 具体地说，学大师吴梅教授当年在、上海、南京各大学的嫡传子弟王季思、万云骏两教授都接受了写鉴赏条目的任务，王季思还担任了本书的顾问。 《元释词》作者王学奇、《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作者邵曾祺、《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校者徐沁君、《元代杂剧艺术》作者徐扶明、《元百科辞典》主编袁世硕等都分别承写了他们所选定的条目。隋树森先生曾翻译青木正儿《元人杂剧序说》与盐谷温《元概况》二书，又将《元选》未收之元代杂剧编成《元选外编》，是国内元前辈而且贡献相当突出的一位，为此书写了《序》。为了争取时间，稿件尚未收集齐全就向隋老提出此要求，当然他也没有能看全部稿件而有针对性地比较具体地谈问题，所以《序》只是概括地论述了元的总的情况以及王国维、郑振铎诸人对元的贡献。不管怎么说，《元鉴赏辞典》确是集中了全国研究元的精英而完成的一项巨大的工程。 话说回来，《元鉴赏辞典》撰稿人列名者173位，元专家仅是其中极少数，余外也有中国文学史或中国戏剧史的学者专家，或者研究、著作的重点是唐诗宋词，或者是宋元南戏、明清传奇的学者专家，他们所耕耘的领域和元杂剧很接近，或者有交叉之处，平时也经常接触，所以也就接受任务，和我们共襄盛举了。 《元鉴赏辞典》的编写任务开始于1985年前后。作者比较集中在上海、、广州，但我们还是尽可能从全国各地物色合适的作者，例如羊春秋来自湖南，宁宗一来自天津，吴调公来自南京，胡雪冈来自温州，熊笃来自重庆，齐裕昆来自福州，更有宁夏等边远地区的作者。应该说，充分发挥了全国古典戏剧文学专家的聪明才智。 四 散、剧乍看似乎一样，细细推敲，差异很多。散的确近似唐诗、宋词，口语化则比较明显。剧情况更为复杂些，无论用来交代情节、表达感情，口语化较散更甚，这种口语又往往根据规定情景带有民族的、地区的、职业的色；有时会突破牌原来的字数定格而增加衬字。至于内容，散、剧也都各有其生活真实的依据而千姿百态，所以我们很难模拟出一份样稿，因此未用样稿。 我们强调了希望能使高中以上语文程度的读者接受。既然以鉴赏为目的，也就不必进行繁琐的注释或考证，就如与家人、友人的谈心最好。可以是美感的启发，可以是和古代原作者的交流，或是对他的质疑，不拘一格。但人名、地名、年代等等则千万不要弄错，以免误导读者。过分偏颇的感受、观点也最好不要提出，容易引起读者困惑。因为这和学术论文不同，鉴赏辞典不是展开雄辩的园地。又和课本、教材不同，可以更活泼些，不妨有些趣味性的穿插。更不要求面面俱到，完全可以谈体会很深切、最受感动的闪光之点。也不反对和内容相似或形式相接近的作品或作者别的作品相联系或作对比，鉴赏文字的作者享有绝对的、充分的自由。 稿件陆续寄到，给了我们一次又一次美好的享受，也可以说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老戏剧家马少波偕其女马欣来合作写了《追韩信》第二折的一套〔双调〕，他们对中国戏剧史原娴熟之至，所以一开始就说：“其中第二折最为著名，经各剧种改编演出，迄今活跃在戏舞台。明代沈采的《千金记》曾直接采用这套调。”三句话把此剧至今仍在流行的经典性说得一清二楚，对于“坐下马空踏遍山水雄，背上剑枉射得斗牛寒”等情景交融形象地抒写韩信的复杂的感情的唱词，认为“准确地表现了韩信作为一代人杰久不得志的苦闷心境，同时也呼出了千百年中有志之士壮志难酬的愤懑不平之气与寂寞悲凉之情，引起了人们的赞叹与共鸣”。对于《追韩信》作者金仁杰评价颇高，对韩信的认识和理解也是非常深刻的。这是一种类型。 又如以研究汤显祖闻名的徐朔方教授，关于元的论著不多，却也有独到的研究。他鉴赏《㑇梅香》第三折的〔圣药王〕诸时，显示了非凡的功力和见识，首先认定“它是王实甫《西厢记》的改编”，又作“我自己过去就对它有过不公平的评价”的自我批判，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正因为“曹楝亭本《录鬼簿》某些剧作家来说‘惜乎所作贪于俳谐，未免多于斧凿’”，徐朔方接着说：“就《㑇梅香》而论，这恰恰是它的成功之处。”由于徐朔方对中国古典戏研究非常深入，而且对名著都不自觉地会有所联系、比较，所以他认为郑光祖虽然从《西厢记》获得启发，但《㑇梅香》并不是简单的改编或压缩，也有许多地方有别出心裁的得到良好效果的探索和创造。例如丫环樊素，当然不乏红娘的机智和风趣，她和白敏中彼此之间“反复诘难”，则是红娘和张生之间所没有的。徐朔方认为这样喜剧性发挥得更充分。徐朔方认为《㑇梅香》第三折子和宾白“焊接”得天衣无缝，丝毫没有影响子所洋溢的诗情画意。他进而认为〔麻郎儿〕的〔幺篇〕：“不妨、莫慌、我当”是六字三韵的“短柱体”的典范。因为“一句文将三个角色的不同处境、不同心理片刻间全部展示在观众面前”了。 当时的青年作者群体也有不少佳作，鲜述文是刘知渐教授的助手，她为曹德〔清江引〕所作的鉴赏，用了细针密线为我们映衬出了原文中隐约可见的某些借喻和暗示，真可谓曹德的隔代知音。翁敏华认为无名氏《〔朝天子〕嘲妓家匾食》“句句讲匾食，却又句句说着妓女”，但不是讥笑，而是同情之至。她并且得出一个初步结论：“中国古代的咏物诗，每每并非纯客观的咏物，而是咏物以拟人。”可谓一语中的。 五 元和唐诗、宋词有许多近似之处，却有着更多的不同之处，因此《元鉴赏辞典》的附录也不同于那些诗、词的鉴赏辞典。增加了《元杂剧关目》、《元释词简编》、《读常识》、《元北谱简编》和《元杂剧一览表》，共计五种。 《元杂剧关目》收了现存的所有元杂剧在内，共162本。因为辞典仅收所鉴赏的文，前后的宾白都没有，虽然鉴赏文字也对全剧略作介绍，究竟过于简单，读者难以了解剧本的全貌。《关目》基本按四折的顺序讲述整个故事，读者遇到问题，即可用《关目》参照。 《元释词简编》也十分必要，因为元语言比唐诗、宋词的口语化更为明显，剧中人既有社会上层的官员将领，也有社会下层的倡优隶卒（当时演员没有社会地位），他们的语言颇多行话、切口，有的也许流行于，我们已出的字典、辞典不一定都收。有的还是兄弟民族的语言，汉族读者往往一知半解，甚至完全不懂。一般的字典、辞典往往不收，即使收，数量也极少。现在收了“乜斜”、“巳避”、“闪杀”、“必丢匹搭”、“屹剌剌”、“阵马儿”等等。例如《撒蒂》，原见于宋方壸《一枝花》，释义为“放肆、放刁、撒赖”，但马致远《任风子》第三折用的是“撒腻滞”。此外还有用“撒滞”、“撒滞”的。依稀可见是兄弟民族语言的音译，但尚未有一致的译法。这些语词，别的字典、辞典很难查到。 《读常识》主要解释元专用名词，如末、正末等脚色分行名词，南北合套、宫调等北音乐名词，凤头猪肚豹尾、关马郑白等戏剧文学名词术语。 《元北谱简编》，分黄钟宫、正宫、仙吕宫……大石调、小石调等宫调，每一宫调又按牌顺序排列，然后按定格标注平仄，韵位亦皆用标记标出。这对读者也许并不十分重要，但演唱时则必须依照，否则既难唱，更唱不出韵味和情调。 《元杂剧一览表》，元代有关元文献极少极少，剧目之流行程度几乎很难知晓。建国初期，过分夸大关汉卿之影响，王实甫、马致远、白仁甫的作品都被有意无意地漠视了。对于这个问题，当然应该使人们知道元杂剧流行的真相，我觉得根据《元刊杂剧三十种》以及明代的八种藏本、刊本，作一统计表，虽然十分麻烦，却是惟一的办法，也最有说服力。统计的结果令人颇为意外，同时被九种选本收录者付之缺如，即同被八种、七种、六种、五种选本收录者亦无。同时被四种版本收录者有九部作品： 张寿卿《谢金莲诗酒红梨花》 宫天挺《生死交范张鸡黍》 郑光祖《迷青琐倩女离魂》 郑光祖《㑇梅香翰林风月》 秦简夫《东堂老劝破家子弟》 罗贯中《宋太祖龙虎风云会》 贾仲明《荆楚臣重对玉梳记》 贾仲明《铁拐李金童玉女》 石子章《秦修然竹坞听琴》居然马致远、白仁甫的作品都不在九部作品之内，而被许多家戴满头桂冠的关汉卿的作品也不在其中。他的《感天动地窦娥冤》仅有三种选本收录，并不突出。当然，这并不是元代当时演出的精确统计，那些选本绝大部分都是明代刊印的，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元代的流行情况，除此之外，更无任何依据了。 必须说明的是《西厢记》共有五本，体例殊，九种选本均未收，但明刊本有六十种左右，今存四十余种，流行程度远远超过《红梨花》、《范张鸡黍》、《倩女离魂》等剧自不待言。这一统计表工作进行过程中迄未向外透露，而徐朔方教授对《㑇梅香》作出高度评价，颇能说明他独具慧眼，的是难得。 六 以上谈了《元鉴赏辞典》的编写原则和具体内容，相信对于人们可以起到相应的导读作用。还有一点感受要谈一谈。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出版界的风气和现在不同，对经济效益的看法也不同，作者都十分认真地对待鉴赏文字的写作，上海辞书出版社为书的质量不惜付出较大的成本，先后两次邀请部分作者集中在上海进行反复讨论、反复修改，所以最后定稿比较理想。 本书出版十多年后，上海辞书出版社为了精益求精，再一次约请我和齐森华、叶长海三主编对全书进行通读、校勘与修订。我们改正了某些讹错和几处极“左”思潮的残余。谱改正了一些符号的疏漏，书目也有新的增补。 应该说，修订后的《元鉴赏辞典》比起第一版是有提高的。作为主编，我们也很欣慰，为元的鉴赏完成了一项规模不小的基础工程。欢迎海内外多提意见，我们一定认真研究，虚心接受。 【媒体评论】 章培恒（著名学者、复旦大学终身教授）：由《唐诗鉴赏辞典》开山的《中国文学鉴赏大系》，所依赖的就是创造性与高质量。 于漪（著名教育家、级教师）：阅读古诗文，就要怀着热爱的感情和探宝的执着，必能获得相视而笑、莫逆于心的感受。 【精彩书摘】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县）人。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进士。曾任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金亡后，隐居不仕。金元之际颇有声望，有“元才子”之称。著有《遗山集》。编有《中州集》、《壬辰杂编》等。散作品仅存小令九首。 〔黄钟〕人月圆·卜居外家东园 重冈已隔红尘断，村落更年丰。移居要就： 窗中远岫，舍后长松。十年种木，一年种谷，都付。老夫惟有： 醒来明月，醉后清风。 玄都观里桃千树，花落水空流。凭君莫问： 清泾浊渭，去马来牛。谢公扶病，羊昙挥涕，一醉都休。古今几度： 生存华屋，零落山丘。这两只子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 元好问于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中宏词科，充国史馆编修。次年夏天，还居嵩山，接着又历任镇平、内乡、南阳县令。正大八年秋，应诏入朝，任尚书省掾、左司都事，而汴京已被蒙古军包围。天兴二年(1233)正月，汴京守将崔立投降，元好问随被俘官吏北渡黄河，羁系聊城(今属山东)。蒙古窝阔台汗七年(1235)，由聊城移居冠氏县。蒙古太宗十一年(1239)，携家回到故乡忻州秀容(今山西忻州)，过遗民生活，这时他已五十岁。早在他二十五岁的时候，蒙古军便已破忻州，他好容易才逃出去。在家破国亡之后又回到故乡，首先便遇到“卜居”(选择住处)问题。这两支以“卜居外家东园”为题的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与此同时写“外家”(他生母张夫人的娘家)的诗还有《外家南寺》和《东园晚眺》。《外家南寺》云：“郁郁秋梧动晚烟，一庭风露觉秋偏。眼中高岸移深谷，愁里残阳更乱蝉。去国衣冠有今日，外家梨栗记当年。白头来往人间遍，依旧僧窗借榻眠。”《东园晚眺》云：“霜鬓萧萧试镊看，怪来歌酒百无欢。旧家人物今谁在？清镜功名岁又残。杨柳搀春出新意，小梅留雪弄馀寒。一诗不尽登临兴，落日东园独倚栏。”这两首诗，将陵变谷移，家破国亡，今昔盛衰之感表露无遗。而以“卜居外家东园”为题的这两只子，却换了另一种写法，抒发了另一种情感，似乎令人费解。其实，这两种情感原是相通的，只有了解前者，才能更好地了解后者。 第一只子先写他为什么要“卜居外家东园”。一带“重冈”已经遮住十丈红尘，这个“村落”更碰上丰收年景。在这里卜居，是十分理想的。“红尘”，指闹市的飞尘，但结合元朝的统治，在诗人心目中有复杂的新内容，这是不难领会的。用一个“已”字，一个“更”字，前后呼应，把“卜居”的有利条件讲得很充分。而有利条件还不少，应该逐一利用，于是又明确提出：“移居”要趋就“窗中远岫”和“舍后长松”，“窗中”句从谢朓“窗中列远岫，庭际俯乔林”(《郡内高斋闲望答吕法曹诗》)化出，从而增加了这样一种： 山水诗人向往的幽居佳境，原来就在这里啊！那么，移居于此，将要干什么呢？人总要吃饭，“种木”、“种谷”之类的事，不干是不行的。然而这都可交付们去干。自己呢，则“惟有醒来明月，醉后清风”啊！“醒”“醉”并列，而重点在“醉”；“醒”，只不过是“醉”与“醉”之间的过渡。“醉后”一任“清风”吹拂，“醒来”只见“明月”相照。清风明月醒复醉，看似悠闲，而一腔酸楚，满腹忧愤，都从这里传出。 第二首一开头借用了刘禹锡的名诗《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中的句子：“玄都观里桃千树。”而刘禹锡的这首诗和它的续篇《再游玄都观》，以长安玄都观中由盛而衰的桃花与种桃道士作比，讽刺当时打击革新运动的朝廷新贵与当权者，这是人所共知的，因而一经借用，就会引起丰富的联想。再接上一句“花落水空流”，就自然又联想到刘禹锡的“桃花净尽菜花开”(《再游玄都观》)。那么，“种桃道士归何处”(《再游玄都观》)呢？看来诗人在感慨金朝盛衰兴亡的同时，对导致衰亡的主观原因进行沉痛的反思。然而他不愿说出反思的结果，却劝人家不必追问“清泾浊渭，去马来牛”。欲吐复吞，倍增沉痛。下面用谢安、羊昙的故事，抒发“旧家人物今谁在”的哀思。东晋政治家谢安受到会稽王司马道子的排挤，出镇广陵。不久患病还都，入西州门，因本志未遂，深自慨叹，怅然谓所亲曰：“吾病殆不起乎！”果病卒。有一位叫羊昙的名士曾受到谢安的器重，谢安死，他“辍乐弥年，行不由西州路”。后来因大醉误入西州门，诵曹植诗曰：“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箜篌引》)恸哭而去。元好问用“谢公扶病，羊昙挥涕”两句概括了这个故事，当然是借古喻今，却以“一醉都休”自我麻醉，自我解脱。然而这毕竟是解脱不了的，因而又想到羊昙吟诵过的那两句诗，不禁悲从中来，发出无人能够解答的诘问：“生存华屋，零落山丘”，这种令人恸哭的事，从古到今，究竟有多少次了？不难想象，元好问在金亡之后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故乡，田园寥落，亲友凋零，屋宇犹存，居人已逝的惨象，经常会闯入他的眼帘，触发他的愁思。因此，华屋山丘之类的词句，屡见于他的诗章。《初挈家还读书山杂诗》里的“眼中华屋记生存，旧事无人可共论”，就表现了乱后还乡的典型情绪。他虽然用了羊昙的典故，但所表现的却不仅是一般的存殁之戚和知己之感，而且具有社会乱离的广阔内涵，因而更能激动人心。 这两只子从表面上看，只是写他选择了一个具有山林之美的好住处，住在这里，不事生产，不问是非，沐清风，赏明月，把一切都付之一醉，够闲适，够消极的。但结合定情境看，则字字酸楚，句句沉痛，可与他的那些真挚凄切地反映时代苦难的“丧乱诗”、“丧乱词”共读。 (霍松林)
集合了王季思、王运熙、王水照、蒋星煜、隋树森等古典戏研究专家等。
元好问
【黄钟】人月圆•卜居外家东园（重冈已隔红尘断•玄都观里桃千树） ３ 【双调】骤雨打新荷（绿叶阴浓•人生百有几） ６ 杨果【越调】小桃红（满城烟水月微茫）８ 【越调】小桃红（采莲人和采莲歌）１０ 【越调】小桃红（采莲湖上棹船回）１２ 【仙吕】翠裙腰（莺穿细柳翻金翅）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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