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研究·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精选版第三辑）_［美］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Barfield）著，袁剑译_9787214280435

《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通过对两千多年历史时段之内游牧帝国与中原王朝之间历史关系的人类学考察，提出了一个解释包括蒙古帝国在内的游牧大帝国兴盛和衰亡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分析模式，并对中原与这些帝国的关系作了贯通性的研究。作者提出了游牧力量在与中原接触时所交替采取的外部边界战略和内部边界战略问题，指出游牧帝国对中原北部地区统治的周期律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一种基于集权化与分权化之上的机制性更替过程。本书为中国边疆史研究贡献了一种不同于专业史学家的新思路。

序言

直到近代为止，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周期性地建立起强大的帝国并侵入紧邻的定居文明。尽管他们人数不多，经济并不发达，文化也甚粗陋，但这些游牧民族对世界历史有着不可否认的影响。在他们邻居的眼中，这些人是典型的野蛮人和陌生人，却充满力量、咄咄逼人。古往今来的历史学家们都试图解释这些社会的本质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但是令人满意的答案就像游牧民族一样在眼前一闪而过，难以捉摸。

总的说来，这是内陆亚洲的游牧民众与他们的定居邻居在生活方式上大不相同所致。部落的政治结构以及以畜牧为生、草原游牧文化的机制并不像他们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邻居那样清晰可寻。虽然定居文明的历史学家（特别是汉人）留下了数量惊人的文献记载，但他们很少用游牧民族自己的术语进行描述。当然，这些游牧民族有自己的风俗。部落民众自身形成的一些铭文与文献使阅读者得以更清晰地了解草原生活及观念。

本书力图通过将部落与国家发展的人类学模式运用到那些紧邻中原北部边界的部落民众当中，对其可资利用的历史数据加以分析，以揭示内陆亚洲的某些历史概况。这里所选取的是中国边疆，因为这里有着da和复杂的游牧政权，诸如匈奴、突厥以及蒙古等。汉人对其北方邻居的历史记录也无比丰富。尽管本书着重利用了这些原始资料，却力图以此确定在草原视角下的内陆亚洲与中原之间互动的范围。那些认为汉文史料对事件与政策的描述过于粗略的历史学家们应该意识到，只有采取与那些将内陆亚洲寥寥几笔带过的中国研究的通常路径非常不同的方式，才能理解内陆亚洲人所面临的问题。与此类似，关于政治与经济组织的人类学模式也被运用到历史资料的分析中，以表现他们是如何使那些看似无休止的战争、帝国以及入侵变得清晰可解的，而这也避免了通常将内陆亚洲史作为主题的传统研究路径。

人类学家乐于提出总体模式，却忽略了细节。在本书中我试图证明互动模式能够被历史数据所检验，并以之解释特定时段中的主要变化。人类学关注事件，因为事件更为清晰地确定了这些互动规则是如何在真实世界中生效的。这些规则的运作构成了在超过两千年的历程中东亚草原部落边疆的总体历史，但这只是分析的副产品，绝不是一段完整的历史。例如，在可利用的二手文献中，对于内陆亚洲只是几笔带过，而较之在正史中经常可见的时期，一些更少为人知晓的时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对专家而言，问题在于，所提出的假说能否经受更多细节性的检验。对于一般读者而言，主要的问题则是，在他们掩卷之际，能否清楚地认识到内陆亚洲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动态板块，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模式。

我对游牧与定居民众之间关系的兴趣生发于对中亚的民族志研究。我在阿富汗北部的中亚阿拉伯游牧民中做了两年的实地调查。他们每年从阿姆河的低地沼泽迁徙至巴达赫尚的高山牧场。为了专门为城市肉类市场饲养绵羊，他们放弃其游牧方式而完全融入了当地经济之中。他们的社会组织维持着一种修正了的锥形氏族世系模式，更多地具有中亚而非中东的特性。在对他们的历史进行研究时，我发现中亚的游牧部落发展出与其定居邻居截然不同的关系。虽然家庭生活与家畜繁育的类型非常相似（其不同之处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生态条件），但每个部落的政治组织、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以及集中化程度区别很大。较之外部关系，这些不同之处显得与内部发展关系不大。自从如今的游牧民完全被定居国家封闭之后，较之民族志，历史学更能在曾经统治内陆亚洲的游牧社会的广阔范围内探究这一问题。

在进行人类学实地调查之后，我进而发现，中华帝国的官修正史通常会包含对其边疆地区的外族民众的广泛叙述。由于北部边疆的游牧民族通常会成为中原王朝对外政策方面的一大问题，因此在具体措置方面会更为慎重。我不是一位汉学家，但是由于超过一个世纪的将这些外族民众的历史翻译为西方语言的传统，诸多研究著作有时候被嘲讽为翻译出野蛮人（translating the barbarians）。在几乎所有这些著作中，作者们的固有意图是要使这些记载能为那些并不直接从事中国研究的人们所利用，尽管在实践中只有很少的非汉学家意识到了其中所蕴含的深意。对一位关注边疆关系的人类学家来说，它们相当清晰地提供了较之世界任何其他地方发现的关于部落政治与经济的更为长时段的历史信息。然而，这些翻译质量参差不齐，而且对于一些更为复杂的语言学或地理学问题的探究也不够充分。为了避免轻易做出结论，书中所引用的译文已经被更多胜任的学者在基本准确度与变化上重新与原始资料做过比对，他们对名称与地点采用了统一转写体系。这里采用了双重引文，以使汉学家能更容易地核对原文。

我从事的这项研究得到了已故的傅礼初教授（Joseph Fletcher）的鼓励，他是内陆亚洲史研究的泰斗，他自己的著作包含了众多跨文化方法。他对将人类学的深厚民族志传统运用到对那些文化、经济与社会组织尚未熟知的人群的历史研究中深有兴趣。作为一位更了解游牧迁徙而非历史资料的人类学家，我表现出些许恐慌，但是他指导我越过了众多致命的学术陷阱，并使我不再夸夸其谈。他在中亚史方面学识渊博，不管是原始资料还是二手文献，都能信手拈来。而当我们一起讨论草稿章节时，我如沐春风，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批评者与鼓励者了。他的不幸去世给这一学科留下了巨大空白，并使我失去了一位良友。谨以此书纪念他。

我要向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它使我能够在传统的东亚史框架之外进行这一研究。在那里，我既能接触到必要的图书资料，也有机会向那些中亚史及语言学知识远甚于我的学者们咨询。在那些直接对文稿加以评述的学者中，我要特别感谢柯立夫（Francis Cleaves）、蒂娜（Elizabeth Endicott-West）、洪金富（Chin-fu Hung）、阿纳托利·哈赞诺夫（Anatoly Khazanov）、米哈伊尔·霍达尔科夫斯基（Michael Khodarkovsky）、金浩东（Ho-dong Kim）、比阿特丽斯·曼茨（Beatrice Manz）、朴兰诗（Nancy Park）、奥梅尔扬·普里察克（Omeljan Pritsak）以及罗泰（Lotharvon Faulkenhausen），感谢他们对我数版文稿所提的修改建议。当然，我对本书中不可避免的事实与解释错误负全部责任。

我还要深深地感谢那些我拜读文章后方知其名的学者们，而本书正建基于他们的关键性基础之上。有人说，如今的书籍与文章在几年或十几年之后就完全过时了。这对极少数内陆亚洲著作来说是不准确的。人们时常在翻检深藏于庞大图书馆幽深之处的这些著作的泛黄书页时，共享新发现的兴奋之情，并发起热烈的争辩。这些著作经常久置一旁（假如图书馆的流通卡片是一个可利用的指标的话）的学者们，是我在一个相当长期的国际研讨班中的同行。跟他们中的一些人一样，我对这一主题的兴趣与其说是实用性的，毋宁说是个人性的。对于书中的结论，相信诸位自会做出判断。

托马斯·巴菲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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